施蛰存文论

以下为阅读摘录，老先生的知人论世精妙诙谐～

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

林语堂在上海提倡幽默，几乎有十年之久，也没有提倡出一个高明的幽默家。看来，中国人的气质，很不容易酝酿出幽默感。 有一个时候，我们曾说：“化悲愤为力量。”如果力量发挥不出，也只好化为幽默了。然而，很不容易。

有些人要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鉴古知今，有些人遮掩、涂改、或忘却历史，这是为了什么？

说来也可笑，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他的作品的最低要求。但在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我说，聂绀弩旧体诗的更大的特点是它的谐趣，一种诙谐的趣味。这是传统中国诗里最少见的，日本俳句里却有不少。一个人对待反映各种时代现实的世态人情，持过于严肃认真的态度，或无动于衷的态度，都不会有谐趣。只有极为关心，而又处之泰然的人，才可能有谐趣。谐趣不是戏谑，戏谑就成为打油诗；谐趣也不同于西洋的幽默，幽默要有一点讽刺。……一首诗，光有谐趣，还不易成为高格。聂绀弩同志的谐趣，背后隐藏着另一种情绪：沉郁。例如“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这一联底下却来了“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读到这一联，你还能笑吗？

《三草》集中有许多诗不是上联有谐趣，下联见沉郁，就是一句有谐趣，一句见沉郁。《真宅》诗云：“乾坤定后无棋局，酒肉香中一佛徒。”“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非才碌碌邀奇赏，国士惺惺肯远来。”“青春此世如乌有，迟暮于人亦等零。”“西风瘦马追前梦，明月梅花忆故寒。”这些联语也都是感情极为沉郁的。

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逛旧书店是爱好书籍的知识分子的“好癖”。为了手头拮据，想以廉价买得一些需要的书，他不去新书店而踱进了旧书店。为了想访求一些新书店里没有的书，他到旧书店里去碰机会。为了给自己的研究课题找一些向来不知道的参考资料，他到旧书店里去搜索。单纯地为了爱好书籍，丰富自己的书库，他到旧书店里去物色古本、善本、珍本。这是旧书店的高级顾客了。

一窝蜂，赶热闹，是我们的文史研究工作者和文艺创作者的老毛病。是的，说它是老毛病，一点也不夸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当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文化倾向确有一股流行的时尚性，而且这股流行的时尚性，恰好反映了时代与社会的现实，也造成了学派或创作流派。我并不是反对这些，这个时尚性是反对不掉的，也不必反对，因为它是自然兴起，自然亡失的。我所担忧的，或者说是感到不愉快的，是所有种花的人都走出自己的花房去种菊花，结果就成为只有百菊齐放，而并不是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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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开书目的事，我有过惨酷的经验。你开一个书目，指导读者去阅读这些书，这里就有严肃的思想问题。你这些书的思想是消极的，就是想麻痹读者的积极思想；你这些书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就是想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你这些书的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就是想宣扬封建主义，否定读者的反封建进步思想。一份小小的书目，可以招致大大的罪名。所以我不再应报刊编辑之命，开任何一种书目。这个决心，已拿定并实行了五十年。

任何一种学家，研究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两位史学家，或两位经济学家，从初学到成为专家，他们累积知识的方法和过程，都不会相同。为初学者提供一份“入门”、“基本”或“必读”书目，这是前辈学者帮助后进的好心。但接受这份书目的初学者却不能“照单全收”，无论是程序或品种。例如，开一份古典文学书目，一般都从《诗经》、《楚辞》开始，但学习古典文学，就不能从《诗经》、《楚辞》开始。全部书目，也不是全部“必读”，这里就应当按各人的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安排。所以我以为，书目仅仅是一个学习起点的参考资料，在学习过程中，你会需要阅读不少书目中未列入的书，而是开书目的人无法想到的。

我常常从各种书目中，研究开书目的人。他开的书目，反映着他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兴趣。如果他开的书目中，列入一部出于你意外的，与众不同的书名，这就大可注意了，应当研究一下。你如果说：这是开书目的反作用，我则以为是它的很好的正面作用。

绵延四十多年的抗战、内战、国家分裂、政治闭关、文化禁锢，造成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严重阻隔，民族文化的分崩离析，我在为（浦）江清的第二本文集作序文时，不禁为此而发生感慨。我祝祷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再出现这些情况，造成人民之间的文化孤独和隔阂。

青年人喜新爱变，从中年到老年，渐渐地趋于稳健、保守。这是整个社会的正常现象。每一种新理论、新风尚、新事物的兴起，必须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互为制约下，才能正确地决定其被接受或被拒绝。老年人不随便跟着青年人走，他坚守自己的认识，发表他的意见，不管这意见对不对，我们都应当尊重他的发言权。如果要说这是个节操问题，我倒以为林纾晚节不渝，而不是什么“晚节较差”。不过，我还要说：这不是节操问题。

一个人，不同意你的意见，就是“思想僵化”，反对白话文，就是“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十足背时的堂·吉诃德”，我读这些谴责，好像还在1919年看刘半农、钱玄同的文章。

在今天，我相信，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定还是爱好这首诗的（指戴望舒的《雨巷》）。但如果他自己也写诗，到了二十五岁，如果还是爱好这首诗，那就说明他没有进步，无法进入现代诗的境界。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以为，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云谣集》是民间的俗丈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作者在写作这种歌词的过程中，尽管会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绪，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识到创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词的创作方法，纯是赋体，没有比兴。文人要言志载道，他就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间是与诗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从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又变了量，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

“遗孀”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语词，没有尊敬的意味，解放前，新闻记者极少使用，一般只用于“该犯之遗孀”这样的场合。近来新闻记者却常用于任何人的寡妻。邓颖超同志去年已指出过，不要称她为周总理的遗孀。不过她只说自己有自己的人格、身份、地位、事业，不从属于周总理，故希望记者不要再用这个名词。这是她说得委婉，没有直斥新闻记者用词轻薄。因此，至今我们的记者还不领悟，还在用“布哈林遗孀”、“刘含章遗孀”。为什么连“之妻”都不会用？用“夫人”似乎更舍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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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沈从文先生似乎是十年来创作态度最忠实的一位作家了。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除了充足的生活经验而外，还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为创作而创作的忠诚态度。我并不说‘为艺术而艺术’，你可不能误解了。我说的是一个作家正在从事创作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工作不能有一点支蔓的观念。不要以为我是在拯救劳苦大众，也不要以为我是在间接打倒帝国主义，也不要以为我是在暴露一个烂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态，只要认识自己正在写作一个好的作品就尽够了。虽然这所写成的作品不妨产生出以上所说的效果来。沈从文先生，我以为是能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的。

涉笔成趣，谈何容易，在作者是要能自然，此趣才显得灵活生动；在读者是要有会心，此趣才能被领受到。对于别人的文章有会心者能有几人？而况此会心尚各有深浅远近之不同？所以废名先生的文章不容易获得大多数的读者。夫文体家岂必责其大众化乎？

中国的一些从前曾经是属于自由思想者之群的作家，他们的转变，在别方面也许是一种利益，但在他们的文学事业上，却实在是一种损失。但是我们只能痛惜这种损失，而不必希望他们不转变，因为他们的生命也许从此而伟大了。我们只能招怪自己的不能随之转变，而死抱住文学不放。至于说中国左翼文学都是要不得的，我记得我并不曾表示过这样抹杀一切的意见。但是我始终相信，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多少总会随时流露出一点在家人的行径，所以准确的左翼文学必须由那些小沙弥来建设起来的。

一个小说家若不能用适当的技巧来表现他的题材，这就是屈辱了他的题材。一个好的题材——我的意思是指一个好的故事，或一段充实的生活经验，或一个表现准确意识的事件，倘若徒然像记账式的写录了下来，未必就会成为一篇好的小说。

张夭翼，不错，是一个讲究技巧，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确有特殊成就的作家。我们看张天翼的小说，总觉得流畅无阻，转折如意，故事的展开与进行，作者能够随意驾驭，一点不费力气，一点不着痕迹。而尤其在对话方面的成就，张天翼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个。有谁的小说中能有张天翼的那样不粘不滞的对话呢？我常常在怀疑着。不必在下笔时顾到小说的技巧，而自然显出了纯熟的技巧，这是宜僚弄丸的本领，读者万万不能以为他是随便写写的。但是张天翼也不是一个完善的作家，正因为他不必很艰苦地组织他的小说，他的写作态度有时遂不免于不庄。

提到张天翼，我不由的要想起了听说如今流落在香港的穆时英先生来。这个人之显现于文坛，正如一颗彗星，而其衰落，却像梧桐之落叶，今日飘零一枝，明日飘零一叶，渐渐地至于柯残枝禿，我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有重发春荣的机会。现在且不必为他慨叹，我们应当谈谈他的作品。他和张天翼两人，可以说是同时起来的两个能表现新技巧的作家。张天翼善写士兵生活，穆时英善写都会生活。张天翼善写对话，穆时英善写都会中人的种种厌嫌的情绪。而两人的造句修辞都以轻灵流利见长，两人的小说都没有结构谨严曲折的故事。但在他们两人初起来时，读者都为他们的小说所风魔了。这就可证他们的小说在技巧及风格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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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不“学”~

新文学运动实在只是一个文学运动，因为新文学这个名词在当时并不另外有一祌旧文学与之对峙。明白地说起来，旧文学这个名词虽然有，但那时是指的古文与词章之类的东西，别于经学史学而言，亦即“文学子游子夏”之所谓文学也。小说为稗官家言，戏剧为优伶俚语，虽然梁启超早已论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林琴南早已称赞过欧美作家均善龙门笔法，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亦已出版流传，可是中学国文教科书中还不曾把传奇，演义或杂剧选录作为教材。大学文科亦并未把小说戏曲列为专科，吴梅未做教授，郑振铎未编《小说月报》，当时一般人所谓文学者，实在还是狭义的中国传统里的文学，而非我们现在之所谓文学。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对于文学的传统观感遂为之一变，文学之界域遂因之而扩大，而且，小说与戏曲还不免矫枉过正地被认为是唯一的文学型类了。故新文学与旧文学之分别，并不仅在于形式内容之有新旧，而这个名词本身的涵义实在是还有一重很大的歧异。所以我说新文学运动与其说是革新旧文学的一种努力，毋宁说是一种文学的正名运动，在这种努力之后，一向被轻视的小说戏曲之类始得跻入文学之宫而高踞一个宝座了。

最早是诗体的解放，其次是小说戏曲之被重视，并且被改革，再其次是文学批评之出现，到近年来，包含了传记旅行记的新散文也隐然成为文学中之一重要门类，于是新文学的建设步骤因以完成，而这所谓文学的意义也就完全符合于西洋人之所谓文学了，现在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够数说文学的门类了：小说，诗歌，戏剧……前进一点的人，更会得举出杂文，报告，集体创作这些名目来；一个大学生更能够说出倭铿、康德的哲学著作算不得是文学，因为他们的文章写得太坏；反是裘理安·赫克思莱（Julian Huxley）及法布尔（Henri Fabre）的科学著作却可以在另一方面算作文学，因为他们的文章写得太好了。这样看来，文学是什么，这似乎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然而并不，我觉得多数人即使对于文学的门类已经有了较准确的观念，可是对于文学所及于人生的作用，及其与人生的关系，还不曾有一个准确的观念，或者还可以说，曾经有准确的观念，而现在又把这个观念歪曲掉了。我不预备在这里畅论文学与人生之关系，我所要简单地提示出来的只是“文学”这个名词本身所造成的不幸的影响。我现在开始感到我们把Literature或Literatur这个单字译做“文学”真是一个错误，或者至少该说是半个错误，因为并不错在“文”字而是错在“学”字。我以为，哲学是一种需要深邃的研究的专门学问，科学也是一种需要深邃的研究的专门学问，把Philosophy或Philosophie译做“哲学”把Science或Wissenschaft译做“科学”都不生问题，但从事文学的人却并不一定需要深邃的研究，然而我们如今称之谓“文学”俨然与“哲学”“科学”合力把人类的智慧鼎足而三分之。多数人心慑于这一个学字的权威，于是把文学看错了。

把文学的作用说是“人生的解释”，我想，这对于无论那一派文学，似乎都可以适用罢。一个文学家所看到的人生与一个普通人（这即是说：一个非文学家）所看到的人生原来是一样的。文学家并不比普通人具有更锐敏的眼睛或耳朵或感觉，但因为他能够有尽善尽美的文宇的技巧去把他所看到的人生各方面表现得格外清楚，格外真实，格外变幻，或格外深刻，使他的读者对于自己所知遨的人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就是文学之唯一的功用，亦即是文学之全部功用。所以，凡是具备了对于人生的准确的观察，以及文学技巧之优越的运用这二条件者，即已尽了一个文学家的能事，亦即是说他尽可以做一个文学家了。至于读者方面，我们由此也可以了解，一个毫无人生经验的人是不能欣赏文学的，因为读者所必须具有的人生经验，即是帮助他养成文学欣赏能力的原素。

而且我所谓读者的人生经验，并不限于个人直接的见闻感想。它的范围还要大。凡是对于被时间或空间所隔阂着的人生状态之相当的了解，亦可以算是一种经验。例如我们必须要懂得一点唐代人的生活、思想或习惯，才能了解唐代的文学；我们必须要懂得一点苏俄人的生活、思想和习惯，才能了解苏俄的文学。此刻我们或者可以参加苏俄观光团到苏俄去走一趟，但唐代却无法回转去了，难道唐代文学遂将永远不为我们所了解吗？一个普通人决非不可能了解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不过多些或少些的分别罢了，而其唯一的条件就是须有这种广义的人生经验，以培养他的欣赏能力。无论在作家或读者这方面，文学始终不是一种需要深遽研究的专门学问。虽然每个人都做文学家是不可能的，但每个人都是文学书的读者却是尽有可能的。但现在我们的情形如何？一般新文学书的读者可以说十之五六是学生，十之一二是由学生出身的职业者，其余十之一二才是刻苦用功的小市民。他们都把看新文学书认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新文学书是为了消逍，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文学书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在看完了一本新文学书之后，他们不屑于去思考作者对于人生的种种情感，印象，回忆或批判的描写能否使他更了解一些人生，或是能否帮助他了解一些未曾了解的人生。他们大多热中于检讨这个作品的意思（或曰教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在看完了一篇或一部小说之后，怀疑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要知道作者在描写人生之外还有怎样一个第二目的。他们把一切新文学作品看做是寓言。作者一定有一个对于读者的教训包含在他的作品里。然而这种被要求的意思，作者自己却也许始终没有梦想到。新文学书对于这些读者，无形中已取得了圣经，公民教科书，或者政治学教科书的地位。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新文学遂真的俨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使多数看小说听戏的朋友不敢接触新文学的卷帙了。我们常常听见嗜好踢足球的学生尊敬而又轻蔑地称他的看新文学小说的同学为“文学家”，可是他自己呢？当然也看小说，但是张恨水的作品。他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

把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也是不免把文学当作一种专门学问了。有这种倾向的文学家往往把自己认为是一种超乎文学家以上的人物。他可以是个教主，他可以是个大元帅，他可以是个有权威的时评家，他可以是个狄克推多，他可以是个议员。他有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他的文学范围以外的理想，他写一篇小说，宁可不成其为小说，而不愿意少表现一点他的理想而玉成了他的小说。至于读者方面，目下也有许多人怀有这种观念。他们看这种文学书，似乎永远不会觉察到故事之不近人情，人物描写之枯燥呆滞，风土叙述不符事实……这种种一般小说读者所认为最不可恕的缺点，他们只要能够从这小说中得到一种实际上是很肤浅的意思就引为十分满足了。这里所谓意思，对于这一派读者，大概恒是一种政治性的指导。他们永远不会从某个主义的ABC里去懂得某个主义是什么，他们要求一篇小说来给他们说明；永远不会从新闻记事上去看到华北走私之猖獗情形，他们要求一篇小说来告诉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国防之重要，他们要求一篇小说来警醒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我们必须抗日，他们要求一篇小说來启示他们。他们要丰富的知识，但是他们都去向文学要求。于是，在这种文学家及其读者狼狈为奸的情形之下，文学又无形地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使一般人敬而远之了。

大学教授及其学生之欣赏文学作品，总忘不掉他们的文法，规律，理论或传统。他们完全用了理智，而不让感情去抚触这作品一下。我们平常读到一联诗：“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时候，总是立刻就想象到这静穆淡远的晴江景色，这一联诗为什么使我们觉得好？就因为它使这晴江景色的印象活现在我们脑筋里。除此以外，我们不觉得这一联诗里边什么玄妙的道理了。但是一个大学文科教授在他的讲坛上会得说出了不得的道理来。他会得说这是音调好！潮平——两岸——阔，风正——帆——悬。二二一，二二一，音节的排列多整齐！他也会得说这是对仗工稳的好，潮对风，名词对名词；平对正，形容词对形容词；两对一，数目字对数目字。此外，他又会说出许多用韵的方法，头韵，脚韵，项颈韵等等。他这样一讲，人就觉得诗是最难惹的东西，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欣赏的了。于是文学尊严地成为大学里的一种专门学问。我在这里说了许多话，无非要说明文学不是一种“学”。但或许有人会说我又在做正名运动，那也无须辩解。我始终相信，要使我们的新文学成为正常的文学，要使文学成为每个人都可以亲近的东西，第一应当排除这种“学”的观念，或容易使人发生这种观念的趋势，到了“文”而不“学”的时候，才能有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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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住宅之有堂名，大概开始于唐代。以后，有许多人家，用本姓的典故来作堂名。杨家有四知堂，是用“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这个杨震的典故。王家有三槐堂，是用北宋王祜家的故事。周家有爱莲堂，是因为宋代道家学周敦颐有一篇《爱莲说》。 从宋代开始，文人喜欢用堂名作为别号。但堂名总用两个字，而用作别号，只用一个字。郭沫若别署鼎堂，鲁迅用过槐堂，周作人用过知堂，林语堂干脆成了正式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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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热，热到连长眠于地下的古尸也活转来了，出版界的这一现象，我实在有些担忧，怕它成为一种歪风邪气。有资本、有人力、有纸张，为什么不多印些新书，而要大家争着编印许多不值得重印的旧书呢？前几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告诉我：已从我前后七十年间所写的散文中选编了一本，名为《施蛰存七十年文选》，既将出版，要我自己写一篇序言。我得知这一信息，非常惶恐。我的散文，已经一编再编，现在还要选编一本，岂不成为“一鸡三吃”？

某君是教历史的。因为他的功课排在清晨第一小时，多数学生常常迟到。一个冬天，某君到至公堂去上课，一个学生也没有。等了一二十分钟，才陆续地赶到了。某君便指着这个匾额对学生说：“这里本应该有乾坤正气。可是我来的时候，既不见一个‘乾’，也不见一个‘坤’，只有我这么一团‘正气’而已。”这是至今还流传在学生口中的幽默话，现在呢，我想这孕育乾坤正气的大堂也该毁于敌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