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笔记

7页

如此大规模纪念五四新文化……单就学者而言，由专业上的考虑，更有不满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之日渐平庸，希望借谈论五四搅动一池春水的。

13页

我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浅薄，但那是一批识大体、做大事的任务，比起今天很多在书斋里条分缕析、口沫横飞的批评家，要高明得多。在我看来，“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缺的不是高度自信，二是如何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以及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人的“严于律己”而“宽于待人”，并没有过时——具体论述可以批判，但大方向我认为是正确的。

14页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

14页

以纪念《新青年》诞辰百年为开端，重新唤起民众对于五四的记忆，接下来的几年，只要不因触碰红线而引起激烈反弹，由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众舆论及某些具体专业的发展，更可能重塑当代中国的精神氛围及只是半途。基于此判断，如何兼及自信与自省、书斋与社会、思想与学术、批判与建设，将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

18页

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自我定位：“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来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是在回答不上来。”

22页 陈独秀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1919年1月）的陈独秀，谈“新文化运动”时，是不包含实际政治的。在陈独秀看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是两回事，不该混为一谈。可作为壮怀激烈的“老革命党”，陈独秀的真正兴趣还是在社会运动，此文（指1921年5月发表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发表后两个月，陈便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此后更全身心地投入风云激荡的实际政治。

23页 胡适的态度

胡适以为，《新青年》同人原本可以固守不谈政治的约定，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做文章。在口述自传中，他把五四运动成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身为历史学家，明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却幻想有一种不受政治尘埃污染的“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实在过于天真。

26页

胡适所坚持的“新文化运动”立场，若一言以蔽之，就是用现代西方文化改造传统中国文化。准确地说，这不是胡适一个人的立场，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宗旨。

38页

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学堂、报章、演说。（新闻史 出版史 教育史）

69页

每到五四，《人民日报》是否以及如何报道“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活动，是测量政治风气的重要指标。若是大加报道，意味着政治稳定、风气开通。

97页

从1950年起，每年5月4日，台湾都过“文艺节”，颁发文艺奖金，组织文人雅集。至于话题，则圈定在“爱国运动”“白话文”以及“新文艺”，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学潮”或“思想启蒙”。

123页 对五四人抱何种态度

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毛病，其实并不困难，难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128页

历史从来都是蕴含着“演进”与“嬗变”、“延续”与“转型”之互相缠绕，而并非朝着某一既定目标高歌猛进。与过去对于“革命”的盲目崇拜相反，今日中国，刻意讲求“和谐之美”，“断裂”云云因而也就成了洪水猛兽、万恶之源。（《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

140页 大学与社会

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各种“大师”，大学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深度介入、有效率引领，乃至促成某种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北大，让后人歆羡不已。

150页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在我们这个时代，无外乎两大部分：西学引进和本土思想。想象“国学”跟“西学”截然对立，主张纯粹的“中国性”，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纯粹”的状态。

154页

历史研究有其边界，也有其局限性。我极为心仪五四，但从不指望它解决现实问题。关于五四的谈论，即便十分精彩，对于今人来说，也只是多了一个参照系，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丰富与复杂。

156页

所谓五四运动，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

193页

最近若干年，确有不少儒学家希望走出书斋，由“内圣”转为“外王”，我以为这是危险的信号。我对作为学问以及重要思想资源的儒家充满敬意，但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当下中国，为寻求文化主体性而独尊儒学，我以为是很不明智的。至于由此而抛弃五四传统，很容易走向自我封闭。回顾晚晴以降一百多年的历史，两种情况下，容易催生极端民族主义：第一，国难当头，团结一心，全民抗战，为了提奖士气，不准再说老祖宗的坏话；第二，国家强盛，大家都自信满满，身处此“辉煌时刻”，自然容不得半点质疑、批评与挑刺。在我看来，“自信”必须有“自省”相伴随，方不至于出现大的偏差。目前状态是，国人对于“国学”乃至“儒家”的论述，颇有无限拔高的趋势，而且，容不得异议。置于五四新文化人的批评与反省，如今已显得“政治不正确”了。

196页

我特别欣赏晚清和五四那两代人，他们的痛苦与挣扎，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成就了其思想的深刻、性格的狂放以及学问的驳杂。1930年代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后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作家或是政治人物。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就是政治，学问就是学问，文学就是文学，很少再像梁启超、胡适那样，把做人、做事、从政、治学以及写诗作文等，全部搅和在一起。身份多重，思想驳杂，时上时下，能雅能俗，加上经常意气用事，这是那两代人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乃至羡慕的地方。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