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斯托夫阅读系列（一）：必然性的哲学王国
一、题记：理性与信仰
西方精神由希腊哲学和希伯莱的宗教这两翼构成自是常识。面对理性和信仰的冲突，一般的理解是：近代以降，理性似大获全胜，乃至信仰偏缩一隅，仅在宗教思想家（尤其是新教和东正教）那里尚有余音。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的信念在帕斯卡尔那里得到回应，两百年后克尔凯郭尔则带着恐惧和战栗发出‘旷野呼告’，又过了几十年，舍斯托夫再用“约伯的天平”衡量了理性和信仰、雅典和耶路撒冷。
这几篇文字是关于对舍斯托夫的阅读的。
其用意有二：一是对断断续续阅读的舍斯托夫的五本著作做一个交代；二是从普通人角度谈谈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信仰的问题（不涉及任何具体信仰）。
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甚至于长久陷入信念缺失的状态；自从哲学让我识别了很多教条与欺骗以来，怀疑主义如梦魇一般啮噬着我的内心。麻木而不得，沉沦却不愿，甚至汲汲红尘也是无从着落；向往的情本体或审美救赎多半也是课堂上说说而已。然而，怀疑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虽然它标识了年轻，虽然大多数人都应该经历这一阶段；但是若有人硬要说一直年轻，这就是自欺的荒谬了，叫嚷着“热情至死、永远年轻”的人恰是中老年人。
此外，就我的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有必要区分“非理性”和“反理性”。黑格尔之后，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一度让西方哲学恢复了活力，而反理性在各种教材中都是不被待见的。现在我的感觉是：当非理性主义在一百多年的滥觞中耗尽了它的能量，它慢慢被理性驯服——当一切的情感和意志都开始学着谨慎地计算，而分析的方法渗入想象力——说什么用非理性思想解理性之毒只是一厢情愿。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很好地组合成了现代性的两面，正如一切的二元思维最终达成和解一般。也许反理性思维还有活力，因为“反”不一定是仇恨，而尽可以是“拒绝”和“逃离”，可以从理论和思维的世界转向魔幻、爆发或生活的世界。
那样的世界倒不一定是信仰的世界，然而每个人都不得不给自己搭建一个地基，而所有认真的人都一直“在路上”。
二、“被缚的巴门尼德”
现在我们来到舍斯托夫（1866-1938），一个不那么显赫的俄罗斯思想家，一个被祖国驱逐的流亡者，一个宣扬“惟凭信仰”却和胡塞尔私交甚密的异类。我们看看他对理性和西方哲学的解读。
真理为什么具有强制性？或者简单地说为什么真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看似荒诞的问题是舍斯托夫拷问西方哲学的一个出发点。
当巴门尼德界分了存在和不存在，连带着区别了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以后，西方思想（尤其是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就将对存在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服从作为使命；所以巴门尼德被理性和真理捆缚了，一如他界定的那被命运锁链捆缚的球状物（存在）一般，动弹不得。这根延续两千多年的锁链一直捆缚着后继的西方思想界，鲜有逃脱。
这就是必然性真理的无情。“必然性是无可抵御的。真理本身，就其本质和本性而言，是强制性的；而对强制性真理的服从，是人类一切美德的来源。被真理本身所驱迫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也做了自己应做之事。理应如此，从来如此，将来也依旧如此。不是伟大的巴门尼德支配真理，而是真理统治着巴门尼德。而拒绝服从强制性、驱迫性真理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但如此，无论强制性真理驱使我们走向何方，你甚至都不可能不为之祝福。”（《雅典与耶路撒冷》p24）
然而，为什么人类要为强制性真理祝福呢？为什么我们要为真理献身呢？为什么我们要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必然性的王国门前呢？没有哲学家回答我们。
因此，“巴门尼德是被强制的，苏格拉底也是被强制的——亚里士多德觉得，喔，不是他觉得，而是他认为这是自明的，他相信，大家也会和他一起认为这是自明的，即真理赋有强迫伟大的巴门尼德、苏格拉底以及随便任何人的权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询问究竟是谁赋予其以这样一种闻所未闻的威势的，是根本没有意义的，而要想与这一威势斗争，就更没有任何意义了。”（《雅典与耶路撒冷》p35-36）亚里士多德占了上风，不仅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受其启发，而且自托马斯·阿奎那之后的哲学都往往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从极端唯名论到康德，从黑格尔到胡塞尔，概莫例外。
三、例外的柏拉图
在希腊，唯有柏拉图是例外，因为柏拉图理解的哲学是一种关于死亡的训练。现在我觉得，任何理性地思考和面对死亡都是荒诞的，而作为最坚硬最冰冷的必然性和强制性，死神嘲讽了一切自以为是的理性哲学。所以，夫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是合乎情理的，甚至斯宾诺莎说“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伦理学》p222）也是对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不去理性地思考死亡不意味着死亡能回避；相反，死亡随常时刻与我们照面，它催逼着我们对之做出一种应对。比如，连伊凡·伊里奇（托尔斯泰作品人物）这样的普通人也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与之搏斗，更别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常人的死亡的分析。
都是老生常谈，本文也不想纠结在这个沉重且巨大的问题。关于柏拉图，结合必然性的王国，问题在于：除却理性地思考并服从强制性真理，是否还有另外的途径？除了信仰和宗教，还有超乎理性的思考吗？柏拉图说：有！
舍斯托夫指认，“想要并且也能直面死神之眼的人的思维乃是一种具有别样维度的思维，它和回避死亡、忘却死亡的思维不同。换句话说就是：柏拉图所探寻的真理，是无法被纳入理性范围中去的。这种真理要求以新的、而非通常所考虑的维度来衡量。当柏拉图面临二者——真的哲学和好的哲学——必择其一的难题时，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他不需要真的哲学，他所寻求和想要的是好的哲学。”（《雅典与耶路撒冷》p49-50）
想起王国维当年的两难：“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三十自序》）。王国维做不到柏拉图的勇敢，解除不了内心的烦闷，所以去到了红楼梦和甲骨文的世界。而我现在，遵从柏拉图，宁要好的与可爱的，不要真的与可信的。
四、强制性的简单谱系
回到正题，舍斯托夫用强制性真理继续拷问西方大哲学家，结果大多是让人失望的。
斯宾诺莎——舍斯托夫最“痛恨”且“惧怕”的哲学家——被贴了一个标签“不要欢笑，不要悲哀，也别诅咒，而要思考”（下几篇会详细展开）。古往今来，面对强制性真理心平气和地遵从，于他尤甚。
休谟是一抹亮色，“休谟——他仿佛一下子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般——发现，人们在现象之间所判明的‘必然性’关系，不过是一些现实的实际的关联罢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必然性’，而那些大谈什么必然性的人，不过是在幻想着一种他们在清醒状态下根本就不可能看到的存在物罢了”（《雅典与耶路撒冷》p26）。然而休谟将这个问题扔给后世哲学家之后，就平和地去生活了，他珍视生活的平衡性，且不管继起的西方哲学将如何耗费三百年的时间来徒劳地解决这个问题。又或者是，休谟对自己的发现惊恐万状，急急忙忙将其推出了自己的日常世界。
休谟惊扰了康德形而上学的迷梦，梦被惊醒的感觉总是很糟糕的；所以形象地说：康德四十岁之后一切的批判哲学，只是为了能克服休谟的惊扰，换一个他自认为的更好的梦境。在那个梦境中，知识的可靠，理性的安分，自在之物的悬设，信仰的律令，各各就位。最终，康德“扑灭了惶恐不安的怀疑精神，迫使其向普遍性和必然性那天使般的面容低下它那不屈的头”（《雅典与耶路撒冷》p28）。
而黑格尔——与一般的理解恰好相反——只不过完成了康德未竟的事业。“以为信仰就是知识的信念，小心翼翼掩藏在友谊面具之下的、对《圣经》的仇恨、对除了科学以外还存在其他探索真理的途径的可能性本身的仇视，即足以说明黑格尔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具有什么性质了”（《雅典与耶路撒冷》p69-70）。对黑格尔和康德都一样，真理的源泉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制性的理性。他们共同秘而不宣的教义是：“可能向人们揭示上帝、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的形而上学，其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上帝、没有不朽、也没有自由：所有这一切，全都是那些无能把自己提升到个别和偶然之上，又不愿怀着精神和真理膜拜的人所做的噩梦。人类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这类噩梦，及由此类梦所产生的不幸的意识”（《雅典与耶路撒冷》p82）。现在再想想康德当年的声明：“我知道的不宜说，适宜说的我不知道。我没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我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康德确实说出了他相信的事情，但是也许和莱布尼茨一样，那隐秘的真理，他藏了起来；勇敢如康德，也不敢将其公之于众。
五、最怕是回头
因为，理性哲学教导我们——真理在于回头！反思即是回头，日有三省也是回头，“密涅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的时候才会起飞”。可是理性哲学忘了，一回头，会看见美杜莎的脸，会看到冰冷的死亡和无望的虚空。
希腊神话且不说，罗得之妻回头变成了盐柱；舍斯托夫认为“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总是会多次变为赋有意识的石头的，当他回头观望、询问，当他开始‘思考问题’时，他就会变为石头”（《雅典与耶路撒冷》p43）。理性的哲学家，在对必然性和强制性真理的屈服中，他们都回头了，回头变成了石头人。“然而，被石化了的巴门尼德，却注定无法使人从其局限性中超越出来。而不时回顾的思维也无法把我们引向存在的本源。亚里士多德回头了，而在康德和亚里士多德之后亦步亦趋的所有人，也都回头了，而他们也就全都成了必然性永恒的俘虏”（《雅典与耶路撒冷》p89）
“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山丘》歌词），当尼采断言所有的仇恨都源于时间无情的流逝而过往不可更改时，他想到的解救之途是永恒轮回。另外的解救之道，还是那独一无二的柏拉图给了我们暗示。
所以有必要重新解释“洞穴假说”，人诚然应该阴暗的洞穴走出来，然而过于明亮的世界同样会让人失明。“洞穴人对于就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晰，很明确，然而他们越是坚定而又牢固地信任自己的所见，他们的处境也就越是无望。他们所应寻求的，不是清晰性、明确性、坚定性和牢靠性。相反，他们应当感受最大的怀疑，无穷的怀疑忧患，应当使心灵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以便挣脱将他们牢牢拴在囚禁地的那条锁链”（《雅典与耶路撒冷》p48）。所以，柏拉图哲学所欲求达到的就是冲出洞穴；但那洞穴是连透明的现实也无法看清的洞穴，是因回头被石化的理性哲学家不自知的洞穴。
因此，舍斯托夫认定柏拉图，他“一生所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同自明性作斗争。为了克服自明性，他去了存在最遥远的边界，那么渺无人烟，而且，人们普遍相信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存在，总之，那里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万物的终结和死亡”（《雅典与耶路撒冷》p51）。然而后世的哲学家误解了柏拉图，或者自觉地遗忘了他的哲学事业；当我们理性地解读柏拉图著作中充满魅力的神话和奇幻的文字，当我们将理念世界理解为普遍的“理性之光”，我们忘记了柏拉图关于哲学是死亡训练的教义，毋宁说我们自觉抵制这点，于是遂有后世理性主义的获胜。严格地说，柏拉图不是理性主义也不是非理性主义，毋宁说他是“前理性主义”。
斯宾诺莎也勇敢地去到远方寻找，也曾像柏拉图那样走到存在的边缘，但却是相反的方向；理性的内视力让斯宾诺莎洞察了一切，自明然而不啻于荒漠的世界。遗憾的是，柏拉图未能将那秘密告诉我们，所以，“必然性仍旧是世界的统治者：整个世界都属于它，而按照我的意志则成了幽灵。与此同时，洞穴及其中所发生的一切，重新成为惟一的、终极的真实王国，在它之外，既没有存在也没有思维”（《雅典与耶路撒冷》p61）。
应该前行，“想要摆脱它（必然性真理——笔者注）的统治，就必须无所畏惧，就必须接受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就必须一往无前，既不猜也不问，是什么在等着我们。而只有那一由难以忍受的忧患所产生的想要与死亡为友的愿望，才能激励人与必然性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疯狂的争斗。……死神的毒刺是不会怜惜任何东西的：必然性掌握它，以便用它来对付必然性本身。而当必然性被推翻时，以其为支柱并为其服务的那些个真理，也将与之一同垮台”（《雅典与耶路撒冷》p89）那时候捆缚一切理性主义哲学家的那根锁链，连带着用死亡的必然性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符咒，才能解开。这是舍斯托夫宣讲的另一类真理，是他的激情与期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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