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只看画（上）| 在卢浮宫看文艺复兴
我常常跟身边同样喜欢艺术的朋友讨论，说我觉得文艺复兴真是整个欧洲史上最美好的年代。在历经了中世纪长达十个世纪的黑暗和压抑之后，文艺复兴像一道裂痕中的光束，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艺术，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这种颠覆式的改变从意大利萌芽，带来了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等无比闪亮的名字，并迅速席卷到欧洲的其他国家：法国、西班牙、荷兰，形成了一场关于真理和美的风暴。
伴随着人类自身的意识觉醒，欧洲终于迎来了社会生活及思想艺术上的黄金时期：人们脱离了宗教的桎梏，开始关注自身感受和自我实现，并为了自身的福祉而不断推动社会向前进步。万物复苏，民智渐开，这怎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次，在艺术之都巴黎，在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的卢浮宫中，我遇见了大量15-17世纪意大利、荷兰等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国家的最知名画作，以及受到文艺复兴深刻影响的18-19世纪法国艺术巨作。也许我的解读并不足够专业，但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成为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跨进这座殿堂的一个小小的缘起，也许你也会和我一样，遭遇到你从未预料过的巨大惊喜和感动。
意大利——神的故事中，有你的故事
卢浮宫所藏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最不容错过的有这么几幅： 达芬奇——岩间圣母、圣母子与圣安妮、施洗者圣约翰、蒙娜丽莎；拉斐尔——花园中的圣母；卡拉瓦乔——圣母之死；委罗内塞——加纳的婚礼。
在同时期的著名画家中，相比他67岁的寿命（拉斐尔只活了37岁），达芬奇是出了名的产量低、存世量少，因为他老人家成天搞科研（有兴趣的请自行google），画画只是玩票，加上他对自己要求很高，经常反复斟酌乃至推翻重建，本来存世量就少的作品中还有不少未完成。去年在乌菲兹美术馆，我也只是有幸看到了一幅达芬奇未完成的重要作品《博士来拜》，而放眼全球的博物馆，你能如此集中地看到达芬奇最重要作品的，大概也就只有卢浮宫了。
在《岩间圣母》、《圣母子与圣安妮》两幅作品中，观众很容易发现达芬奇在宗教题材的作品中所惯用的三角构图：三角是稳定的结构，给人一种庄重、宁静的感受。
和在传统的宗教画中被天使和先知环绕的主人公不同，《岩间圣母》的主人公圣母、耶稣、约翰和天使置身于一个光线幽暗、略显神秘和缥缈的洞窟中，远景的烟雾缭绕中仿佛若有光，如同一个悠远的东方水墨画的梦境。而中景中的人物形态和表情又别有趣味：右边天使的手指向画面中心的人物，意在把观众带入画中的故事里：圣母神态美丽安详，一手温柔地怀抱约翰，另一手则向远处的儿子伸去；约翰对耶稣做拱手请安状，耶稣的右手则指向约翰，似乎在说：“你暂且许我...”。前景中的岩石、植物清晰可辨，和人物、远景浑然一体，层次分明。而整幅画面中的阴影和光线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过渡，辅以烟雾状的笔法，更加增添了画面的自然感、和谐感。
从《岩间圣母》中，观者很容易被达芬奇所营造的神秘氛围所吸引，在一种略显疏离的情感中与作者产生对于美的共鸣：美不一定仅仅存在于热烈、明快的色彩和情感中，美的珍贵之处恰恰在于它的多元性与多变性：她同样可以是高贵的、神秘的、冷淡的，疏离的，她所展示出的任何一面都可以无比深刻地诠释她自身。
在达芬奇的肖像画中，最著名的当数《蒙娜丽莎》，但因为此画跟前人潮汹涌，观者和蒙娜丽莎之间还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和安全距离，所以说实话，根本看不清细节，也就不做解读。他的另一幅《施洗者圣约翰》反倒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达芬奇使用了他最擅长的明暗法，勾勒出了画面的深色背景。主人公圣约翰身体的下半部分几乎隐没在黑暗中，赤裸的上半身沐浴在明亮的光线里，右手指天，脸上露出一丝略带狡黠，有些暧昧，又有点若有所思的表情。他瀑布般的波浪长发和丰腴的面颊使得他整个人的形态介于阳刚的男性和柔美的女性之间，更加增添了画面的神秘味道：让观者不禁好奇，圣约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一刻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在想什么？
达芬奇说，圣约翰代表了“the eternal question mark, the enigma of creation”（永恒的问号，造物主的谜），有人则认为这幅画中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情绪。当时已近晚年的达芬奇是在何种状态下画出的这幅画我们犹未可知，但单从对画的观感而言，这种模糊性别之间、模糊人神之间、模糊精神和肉体之间的界限的表达方式，让我们持续保持对于人、对于人性之复杂的思考和好奇，也许是达芬奇透过这幅画作，希望我们能有所领悟的吧。
当然，拉斐尔的《花园中的圣母》、卡拉瓦乔的《圣母之死》，以及委罗内塞的《加纳的婚礼》，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同样不容错过。
在卡拉瓦乔的《圣母之死》中，一个类似农场的背景中有一名穿着红衣的妇女，她被悲伤的人群包围，一个女子在她的身边掩面哭泣。如果不知道画的名字，我想我们恐怕很难把这个普通妇女和神圣的圣母联系起来。但在卡拉瓦乔看来，圣母生而贫穷，死亦贫穷，她的死去不应该和普通人有任何不同。这幅画所表达出的世俗化倾向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核心精神：神和人并无本质区别，就正如死亡所带来的无差别的痛苦一样。
意大利是著名的天主教国家，教会乃至民间对于圣母和耶稣的崇拜使得艺术家在构思作品题材时，很难完全把这两者的形象脱离开来。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些优秀的作品中感受到在宗教题材背后所闪耀的人性光辉：圣母只是一个平凡、慈爱的母亲、耶稣也曾经是一个怀抱小羊的婴孩，他们如凡人一样生活，也同凡人一样死去。我们所崇拜的不再是是神所代表的崇高性，而是我们日日夜夜所经历着的，英雄而又平凡的生活本身。
荷兰——市民生活与世俗文化的大舞台
卢浮宫中有个荷兰馆，作品虽不算多，但有非常重量级的画作。荷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画家：维米尔和伦勃朗的画作都在此展出。
维米尔是17世纪荷兰的重要画家，他的作品大多是风俗题材的绘画，喜欢以荷兰当地妇女的日常生活作为主题，画风宁静、闲适、平和，充满荷兰特有的温暖气息和舒适的感受。这幅大名鼎鼎的《花边女工》是维米尔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画面尺寸极小，只有24cm×21cm，但是画工却无比精细，细节多到甚至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步。
画作的主人公是荷兰当地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她正在全神贯注地编织蕾丝边。编织女工在那一时期是妇德的代表，主人公手边的圣经也加强了宗教和道德的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维米尔这幅画作在表现市民化的生活特征上着墨更多。主人公全神贯注的神情、她手上那两根无比细微的白色绣线、工作台上精致的绣包，以及深浅不一的帷幔，都相当写实地描绘出了17世纪荷兰妇女的生活情景。而更令人惊讶，甚至感觉恐怖的是，维米尔通过极其细腻的观察，将光线捕捉到了极致。他以珍珠般的亮点来构建人物的轮廓，在如此微小的画幅中营造出了照片般感光的效果，观看这幅画面，几乎如同看一幅照片般真实，又带有油画所特有的优雅和流动感，使维米尔成为了欧洲艺术史上当之无愧的光影大师。
而荷兰另一位重要画家伦勃朗的最知名画作虽未收藏在卢浮宫（大部分都在荷兰），但我们也能从其画作《沐浴的拔士巴》中一窥他的艺术风格。
《沐浴中的拔士巴》来源于圣经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深陷感情纠缠和困扰的美女，她满脸愁容，似乎感到无可奈何。在伦勃朗的笔下，拔士巴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人物并没有传统希腊式人物的圆润、丰满的完美身材，反倒是和普通人一样有着隆起的小腹和略显松弛的皮肤。这也代表了伦勃朗的艺术主张：他认为真实的事物才是美的，一切美都蕴含在有血有肉的人物中、真切又现实的生活中。
这两位画家笔下的世俗生活代表了我所欣赏的荷兰画派的精神特质：艺术应当来源于生活，作用于生活。艺术的美存在于琐碎生活所蕴含的无限生机中，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在毫无新意且简单重复的日常中。美不全是阳春白雪，也不全是下里巴人，美属于每一个平凡生活着的，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
法国——古典与浪漫的冰与火之歌
受到文艺复兴大潮所影响的法国，在18-19世纪诞生了包括德拉克洛瓦、大卫、安格尔等在内的优秀画家。这些画家虽然并未生活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最为鼎盛的15-17世纪，但他们的绘画风格、理念都不可避免地深深带上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烙印。
雅克·路易·大卫是18世纪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也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廷画家。他生活的年代正好是法国政治动荡，革命之火熊熊燃烧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卫在革命力量的感召下，创作出了以《荷拉斯兄弟之誓》、《马拉之死》为代表的，具有深刻时代特征的革命画作。
这幅《荷拉斯兄弟之誓》创作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1784年，起初是受国王路易十六所托而作。它描绘了一个古罗马的著名历史故事：荷拉斯家族的三兄弟在父亲面前宣誓效忠于罗马城：为了祖国，不是胜利就是牺牲。而画面的右边，家族中的妇女们沉浸在担忧自己的亲人即将生死未卜的悲痛之中。
整幅绘画是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构图：舞台般的色彩和用光，背景中的拱顶将画面分割为整齐的三部分，刚毅笔直的男性形象和柔软弯曲的女性形象和谐地出现在同一场景中。笔触细腻精美，结构严谨。而抛开其艺术成就，深藏于本画之后的政治主张则更加呼之欲出：国家至上，个人幸福应放在国家理由之下。革命即将以翻山倒海之势席卷而来，身处洪流中的个体，都应以国家为己任，鲜衣怒马，为国而战。
1794年，热月党人推翻了雅各宾政权；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废除封建等级制，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大卫也成为了拿破仑帝国的首席画家。
这幅《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礼》是教科书级别的巨作，它用艺术化的方式记录了拿破仑和约瑟芬皇后加冕时的盛况。在卢浮宫看到这幅原作的时候，其画幅之巨大，细节之丰富，超出我的想象。100多个人物非常有秩序地排列在画面中，左右的人物形态和注视方向将我们引向了画面中央自带光圈的核心人物：拿破仑高举双手，将皇冠戴在约瑟芬的头上。在明亮的画面光线下，我们似乎能看到皇冠上闪闪发光的宝石，感受到皇后长袍的柔滑面料和精美的花纹。巨大的画幅给人以沉浸式的体验，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那个庄严宏大的场景里，见证着一代英雄人物和他即将创造的伟大历史。
在大卫的众多学生中，有一个叫做安格尔的人成为了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重要继承者。安格尔曾经多次前往意大利，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构图技巧，并与新古典主义的风格结合，形成了一套兼具古典美和自然美的绘画风格，在他最擅长的肖像画中，始终坚持““静穆的伟大，崇高的单纯”这一艺术和造型原则。
这幅出自安格尔之手的《大宫女》，乍看之下，其线条工整，轮廓确切，色彩明晰，构图严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画中人物的身体结构有些特别：宫女的脊椎部分过于修长，有批评家认为它比正常人的脊椎多出至少三节；宫女的身体形态也略显诡异，她的右胸和左腿之间的角度显得相当扭曲，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个P图失败的案例；和奇特的身体形态相比，背景中的帷幔、手中的孔雀扇子又显得过于写实，和人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古典主义所倡导的高度写实并不完全匹配。但恰恰是这种诡异又美妙的姿态，以及画中细节所透露出的强烈东方神秘氛围，让人更加好奇和着迷。
在安格尔的声誉如日中天时，也正是古典主义面临终结，浪漫主义崛起的时代。他和新生的浪漫主义代表人德拉克洛瓦之间发生过许多次辩论：浪漫主义强调色彩的运用，而古典主义则秉承构图的严谨性、轮廓的完整性，这两种风格之间冰火不容，口舌不断。
德拉克洛瓦与安格尔一样，也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威尼斯画派、荷兰画派的影响，但不同的是，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浪漫主义色彩沿袭了下来，在他的绘画中所承载的感情的深度和厚度，意象之鲜明，想象力之丰富，同代乃至后代的画家都鲜有能及。
这幅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是我最喜欢的法国绘画作品。不管你懂不懂得欣赏艺术，只要站在这幅画面前，就很难不被它流露出的感情所震颤。这幅画取材于1830年七月革命事件，是为纪念1830年7月27日巴黎市民为推翻波旁王朝的一次起义。
德拉克洛瓦使用了代表稳定又蕴含动势的三角构图，将女性角色置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她身穿黄色连衣裙，裸露的乳房象征着她是自由女神的化身。她手举三色旗，带着希腊塑像般深邃又严肃的表情和朴素的衣着，以冲锋的姿态鼓励着身边的人群投入战斗，代表着一种抽象而崇高的精神引领。而她身边的人们也感受到了前进的召唤，以激昂的姿态向前奔跑，随时准备着加入一场酣畅淋漓的斗争。背景中朦朦胧胧的，无限延伸的人群，充满硝烟的空气，和自由女神手上鲜亮的三色旗形成了色彩上的强烈对比，力量感呼之欲出，让人无比振奋，似乎能够感受到画布上紧绷的战斗氛围，和一触即发的激烈场面，给观者带来窒息般的观看体验。
法国所经历的大革命，是欧洲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伟大斗争，它深深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世界格局，而这幅画中的自由女神所代表的健康、有力、坚决的精神，已经成为了法兰西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
与德拉克洛瓦同时期的著名画家籍里柯所作的《梅杜莎之筏》同样可以称作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佳作。这幅画同样采用了稳定的三角构图，描绘了夜色中绝望的人们突然看到海上闪现的船影那一刹那的情景。画面最高处的黑人挥舞着头巾，想要吸引远方的注意力，船上的人们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在呐喊求救，有的在激烈讨论，有的则一脸沮丧，似乎已经放弃了求生意识。整个画面传达出了非常激烈、紧张、慌乱、压抑的情绪。
这幅画是根据当时法国政府一次失败的海军指挥所酿成的惨剧所作，揭示了路易十八政府的无能和试图掩盖事实真相的可耻。画家把他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刻同情诉诸笔端，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一次对于政治的辛辣讽刺。
虽然都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但由大卫、安格尔所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画派，和德拉克洛瓦、籍里柯所代表的浪漫主义画派所体现出的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构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艺术的冰与火之歌：新古典主义的平静、淡漠是冰，浪漫主义的热烈、澎湃是火，二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为法国艺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想象力。
被文艺复兴所影响的各个国家、不同艺术流派，以及不同艺术家之间，也许有着迥然不同的绘画风格和表现形式，但他们所共同秉承，且深深植根于每一幅隽永的名作之中的，是这些艺术家们对于真、善、美的不断探索和尝试，也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于生活真相的解构和重塑。也许艺术的魅力正在于此：每一幅画中所蕴含的真诚情感，都是画家对于某一个当下，某一时刻的深刻理解，他们希望通过画笔，将他们所珍视的那一刻情绪流动记录下来，和观者分享，并将这宝贵的个人感受或顿悟永远铭刻在时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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