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

1770 年，地中海地区出现了一支俄国舰队。这支舰队袭击了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地区，在那里登陆并试图鼓动东正教徒发动叛乱，然后又袭击了士麦那的港口。凭借优良的炮舰以及高超的航海术，俄国铁甲舰队在靠近希俄斯岛附近的切什梅时，将一支大帆船时代的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彻底摧毁。 最初，对于俄国舰队为什么能够从天而降到达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的情报人员莫名惊诧，因为他们此前认为俄罗斯人不可能在地中海给他们造成任何威胁，因为任何一支沙皇的舰队只能通过黑海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才能来到地中海，而他们在整个黑海地区遍布眼线，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是重兵防守。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奥斯曼帝国军界高层只能向苏丹解释说，莱茵河应该是横贯欧洲，俄罗斯人应该是从莱茵河直下地中海抄了奥斯曼帝国的后路。奥斯曼帝国军界的愚昧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奥斯曼帝国的落后也令人扼腕，如果考虑到此前数百年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及其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威胁，其国运的走衰更令人感到唏嘘。 时光倒推二百年，不仅仅苏莱曼大帝的骑兵和步兵屡屡围攻维也纳，令哈布斯堡王朝的生存一度岌岌可危，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也是横行地中海如自家池塘，令地中海南北岸的基督教势力动辄肝胆俱裂。 1492 年，西班牙帝国资助的哥伦布出发踏上发现新大陆的航程，也是在那一年，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获得全胜，在伊比利亚半岛存在了八百年的格拉纳达王国被征服。在此前盛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大历史论述中，这似乎是大转折的开始，西方从此开始了长达五百年的兴起。 但从地中海的视角出发，这样的世界观和历史前景对当时欧洲的人们来说还遥不可及。整个 16 世纪，他们都在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下战栗不安，而奥斯曼帝国海军锋镝所向，更是给整个地中海世界不断带来血与火的考验。 1517 年，苏莱曼大帝的父亲赛利姆一世占领了埃及。1522 年，苏莱曼大帝收复罗得岛，拔去了圣殿骑士团在中东地区最后的堡垒，将欧洲人复兴十字军荣光收复中东失地的梦想击个粉碎。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及其资助的北非海盗们，或沿地中海北岸屡屡出击，或沿北非海岸一路攻城略地，直欲把地中海变成奥斯曼帝国的内湖，从而反向复制古罗马帝国的荣光。 直到 1565 年奥斯曼帝国海军攻占马耳他未遂，以及 1571 年在勒班陀大海战的挫败，才止住了奥斯曼帝国席卷整个地中海的势头。后来西方史学家倾向于把勒班陀大海战比作地中海争霸战的转折点，但当时征战双方都不这么看。 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认为他们的获胜纯属侥幸，而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宰相或首席大臣）索科卢则以嘲讽的口吻对比了双方在塞浦路斯和勒班陀的得失：“我们从你们手中夺得塞浦路斯，就像砍掉了你们一只胳膊，你们（在勒班陀）打败了我们的舰队，就像割掉了我们的胡须。胳臂被砍掉就再也长不出来，胡须被剃掉却长得更快。” 似乎为了证明此言非虚，三年后的 1574 年，奥斯曼帝国的克里奇·阿里率领一支比勒班陀战役中双方都更强大的舰队开往马格里布，把此前落入西班牙手中的突尼斯夺了回去。欧洲再想成为主宰北非的势力要等到三百年后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斯曼帝国海权的衰败并非源于战场上的失败。数年后一则看似不起眼的事件比刀光剑影的战事更好地预示了奥斯曼帝国海军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1583 年，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了地震，宗教权威解释称这是安拉对于人们试图窥探其秘密的惩罚。此前，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贝西克塔斯地区的一个观测点上兴建有一座天文台：奥斯曼帝国强大的海军离不开优良的地图绘制技术，换言之，海军的发展需要研究星象。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也居住在这个地区，他对占星术非常感兴趣。然而对天文学有着明显而不可遏制的憎恶的伊斯兰教士阶层，认定天文台的存在是导致地震的罪魁祸首。最后，天文台被拆毁，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优势也随之丧失。 这无疑和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时的奥斯曼帝国的精神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宗教氛围相对宽容，军队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利用了来自欧洲和北非的造船术、先进的技战术和五花八门的人力物力。 这也不由得让人想起前清盛世时由传教士们传播的“科学”在中国的遭遇。谙熟“奇技淫巧”的传教士们因为提供了红衣大炮和相对精准的天文观测设备而一度成为皇室青睐的对象，然而当此一宗教异端势力似乎要威胁到统治的稳定时，不仅传教士集团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凝结其贡献的红衣大炮和天文观测设备以及更精准的地图也被废弃不用了。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人们曾给出各种解释。一开始比较流行的是香料贸易路线的改变，然而正如英国历史学者诺曼·斯通所说的那样，5000 名葡萄牙水手和 80 艘荷兰商船长达一年的长途跋涉，并不足以颠覆整个世界体系。奥斯曼土耳其确实失去了对香料贸易的垄断性控制，但位于开罗和阿勒颇的货物集散地依然繁荣，而且来自也门的咖啡贸易更加有利可图——一个服务于西方利益并导致第三世界贫困化的所谓帝国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出现在 19 世纪，而非 17 世纪。 其他更为“客观”呈现大历史视角的解释还有不少。比如，试图联通黑海和里海，以及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工程的失败，使得土耳其失去了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和眼界，只能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地中海和中南欧无谓的厮杀中。长期海战消耗了大量森林，造成生态和气候恶化。这使面临人口压力的地中海地区雪上加霜，自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增加了 50%，其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人口增加到 2000 万。来自墨西哥的白银同样扰乱了奥斯曼土耳其的经济，导致其面临日益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所有这些原因可能都成立，但归根结底奥斯曼土耳其的强大还是一个前现代帝国的强大，因为其帝国的规模、中央集权体制和官僚系统的高效，可以汇聚小国无法企及的资源。但这种强大也注定是一时的强大，一旦既有的动力机制——通过不断征服带来更多可供分封的领土和战利品，以此来维系帝国禁卫军的忠诚，也即“以战养战”的模式出现问题——其衰亡就不可避免了。 战事的挫败会导致统治精英阶层和伊斯兰教士阶层采取往后看而非往前看的解决方法，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因为不够虔敬和违背了先帝们的初心，于是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反现代化的、也是反智的自废武功之举出现。 在 18 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在宗教界的压力下被迫关闭了数学及机械学校，并限制了印刷业的发展。在西方的人们借助古腾堡的印刷术开始走出中世纪的蒙昧，享受科学与人文破晓的曙光，奥斯曼土耳其人却在大踏步的后退，直至成为不断丧权辱国的“欧洲病夫”。 所以此前人们在分析中国帝国的衰落时所说的是否有海洋意识，是否闭关锁国，似乎不是主要原因。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厮杀了数百年，也贸易来往了数百年，到最后仍终不免落败。前现代的帝国体制如何从以战养战走向以商养战，以战护商，科学、商业和军事扩张如何有机结合形成自我驱动力，以及更重要的，如何摆脱蒙昧主义的影响，如何在出现问题时更多采取向前看而非向后看的举措，才是一个前现代帝国如何走出历史三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