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图书馆旧书随感

所谓图书馆的旧书，是指1976年以前的馆藏。我们的图书馆公开出借的，只有1976年以后的书（古籍部除外），76年以前出版的书，都被保存在一间比较偏僻的单独的阅览室，不可外借，每天开放时间也不长，利用状况很差。而且保存状况不佳，长期下去怕有化为纸屑的危险。现如今网络时代，图书馆的负责人员多热衷于电子文献，对于纸本书籍似几近于可有可无。其实其中珍贵文献颇多，曾有同学在意见薄上要求进行复印整理，不知有无得到重视。其实一本书，包括它的纸张和印刷状态，均有其历史的意义。比如其中有抗战时期印行的《国史大纲》，其印行状况之恶劣，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形。至于各种最初版本的近代文学作品，其意义就更不言而喻了。
大约因为论文不太顺利的缘故，今天上午又来这里闲逛，虽然经常来，但是每次都会有些发现。
李洵先生的《明清史》，我校素来夸为丰功伟绩，但全图书馆似乎只有这里有一册，说来也算是学术史上有影响的著作。不过犹强于陈连庆先生，陈先生在老师们的回忆中可以说是个传奇，但我在哪里都从未见过《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只见过赵俪生先生写的一篇序言。
神州国光社1949年出版的李季的《马克思传》，是一部三大册的篇幅不小的著作，看起来文献搜集颇丰富，似乎很少为人提及。其实李季作为民国时期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大陆至今似乎连一本基础性的研究论著都没有，不知道全国那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抑或“托派”诸公仍属于“铭感词”之列？大概越是这方面所谓专家，对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状况的认识越不靠谱，目前目力所及，只有在德里克和王学典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庶几可以看到一点真实情况，只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全面地考察，目前恐怕还没有。大概需要像德里克那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兴趣，又有充分的文献搜集，才有可能吧。
严群民国时出过一本《柏拉图》，篇幅不小，据自序，书成恰遇其父不幸亡故。而今出版社颇有翻印民国学术著作之兴趣，不知此书为何无人问津？严群著作极少见到，此书图书馆亦止一册，且破烂不堪，只怕严先生未必写的少，只是印出来的少罢了。
徐晋如曾提到有两个何新，前一个从事西学翻译，译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当今那位无所不知的杜林式学者，并非一人。今天见到商务59年版的培根《新大西岛》，译者署名何新，可见其所言不虚，只是此公能翻译此等著作，想非等闲之辈，只是从未见有关此人的传记资料，反倒有误与那个麻烦家伙误为一人者。认真工作的人往往默默无闻，投机倒把者反名满天下，真是令人不满。
阿尔都塞在《论青年马克思》中作为靶子的那期《国际研究》，我国学界几乎同时也注意到了。1963年即出版了译者署名“秦水”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不过现在也不容易见到了罢，至少我只在这里见到一册。记得徐崇温先生78年出版过一本非常文革气的《保卫唯物辩证法》，然而参考书目中科耶夫、伊波利特、阿尔都塞、马尔库塞之类一应俱全，至少中央研究机关，尚注意文献搜集。
此外还有1964年版的《阿多拉茨基选集》，阿多拉茨基即那位代替被枪毙的梁赞诺夫的马列研究院院长。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好像引用过此书，亦很不易见到。
这样耗费时间瞎转悠，不是好习惯。临走时颇有意翻印一本赵纪彬先生的《关于孔子诸少正卯问题》，转念一想，还是要多看正经书，这类恶劣趣味，应当防止，于是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