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年代1968~1969》笔记

让-克劳德·卡利耶尔是法国著名编剧，2015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参与编剧的作品如《白日美人》、《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铁皮鼓》、《布拉格之恋》都是影迷耳熟能详的名片。但我还是觉得他最好的作品是一本回忆录：《乌托邦的年代1968——1969》。

1968年是不平静的年代，以青年为主角的激进浪潮席卷全球。美国的嬉皮士和反战运动，法国巴黎“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当然，还有遥远东方那一场被某伟人发动起来的持续十年的浩劫。

这一年，卡利耶尔正在写剧本，很多时间与后来拍了《飞越疯人院》和《莫扎特》的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在一起。先在纽约，四月回到巴黎，六月去布拉格，所以，这本书只是叙述他的经历，他遇到的人，他的所见所闻所思。

这只是一个人的视角，一个横断面，但在经历了时间的涤荡和沉淀后，那些对亲身经历的克制叙述，那些连接未来历史的思考，反而更清晰动人。

这里摘录几段，可以对照现实，看看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世界有没有改变。

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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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大概是年轻人的一种特权。大部分青年不能接受的是，他们将来生活的世界，会和他们父母喜欢的，亲手建造的，有时是亲手毁灭的那个世界并无二致。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本应如此。他们要让未来刻下他们自己的印记。要到很久以后，生平第一次感到关节痛的时候，才会觉得往昔的日子也是有魅力的；至于对人类黄金时代的怅惘，叹问它何时告别了人间，那就更不是年轻人的体验了。

乌托邦可以成为一个顽强的信念，即使失败就摆在眼前，还是矢志不渝。那些锐意创造幸福的人们虽然经历了失望，却不灰心丧气。到了二十世纪，一个更加灿烂的理想世界被描绘出来，有关的理论喊得震天动地，实现它的代价却往往是大规模的残杀，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这是因为，承认我们具体哪些措施失败了，还是可以接受的，而承认我们的梦想根本就失败了，我们用想象力构造的世界落空了，那就困难得多。于是，信仰就把我们变成了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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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这个词，在这里，又恢复了它原本的内涵：循环往复。白折腾了一大阵，所获寥寥。我们这样想着。别了，过眼的烟云。那个五月的最后几天里，我心里说实话有些难过，就像每次有一堆火熄灭了那样。我重读着巴枯宁、蒲鲁东的篇章，复诵着莎士比亚的诗句（“反抗是一只疯狗的狂吠”），径自重蹈陈规，回到平常的小日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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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乌托邦永远都应该是无所依托之邦，也就是说从没有实现过的，是一种面向未来，朝着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发出的呼唤。但如果是这样，它就不过是一面没有用的打出来就会褪色的旗帜，没有人会响应它了。乌托邦实际上蕴含了一种做人的愿望。它总是在我们的耳边轻声说：这是可能的。

布拉格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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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布拉格我才明白，为什么米洛斯在巴黎听到周围的人们张口闭口呼吁某某主义那样的困惑和惊讶。我们怎么可能向往这种奴役人的、欺世盗名的社会体制呢？我们怎么会天真到那个地步？

当我看到一些民族——像1979年的伊朗人民——义无反顾地、心甘情愿地投身到失望和痛苦中去的，我就常常想起那个时候。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幻想，不论是依托于一套自诩现代的理念，还是依托于古老的天帝的幽灵，都不过是一个无从实现，也不容生存的海市蜃楼，它只是东拼西凑的一个烂摊子，表面上被胡乱地涂了一层新漆而已。凡是所谓的灵丹妙药，总归是导致卑鄙的结果，衍生出一帮新匪徒，他们以崇高的名义，随时去搜刮民脂民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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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那个8月，我们周围的人里没有谁能想见，苏维埃的铁锤这样砸将下来，一捶就是二十年。二十年，这意味着——我经常想到这一点，至今如此——我们在布拉格街头上看见的那些头戴鲜花、怀抱吉他的姑娘和小伙子们，那些终于望见了人生的光彩、为春天而唱的年轻歌手们，都不得不逆来顺受，步入毫无前景的日子。他们也要被军车碾过，被修理得棱钝角圆，走进全民统一的模式里，他们要把头发剪短，嘴巴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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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放出的信号十分明了：没什么可商量的，有一些体制，建立了，就不许再有变动。

在每一个人类组织的社会里，都存在着这种诱人的心理倾向：我们终于实现了最佳的社会形态。然而，真正的最佳社会恰恰是一个不断审视自我 不断进取的社会，它关注自身的短处甚于关注自身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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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一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以米兰·昆德拉为首——不断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你自己是谁，千万不要让这一片愚昧而空洞的汪洋大海（但其间又林立着刀枪）把你淹没、把你变成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你要从内心里与一意孤行的专制抗衡，与这段谎话连篇的历史抗衡。”

结尾，那个年轻人——

第171页

差不多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我都能看到一个年轻人，独自慢悠悠地走在人行道上，他留着长胡子、长头发，有时候，他的头发编成一条鞭子。他的脚上是一双草鞋，宽大的衣衫皱巴巴的，肩上斜挎着一只吉他。有的时候，他身边伴着一个年轻姑娘，也有的时候，跟着一只狗。大部分时间，他只是一个人。他的目光缅邈，淡淡地掠过周围的人群，好像有目无睹。

他来自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意识。他的那个部族遭受了灭顶之灾，又被人冷嘲热讽，但是并不想就此退下历史舞台。在他的身上，或多或少还看得见一幅昔日的画面：那是一个依稀可辨的、安宁而充满了音乐的世界，在那里，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另样的，金钱大概也不会高高在上，爱情会自由自在地在街头徜徉。

这个一九六八年还没有出世的年轻人不时停下脚步，在一个街角上坐下来，从旧绒套里拿出他的吉他，轻轻弹上一段。行人们在他的身边匆匆而过。留步的人很少，为琴声解囊的人更是寥寥。

乌托邦走上了行乞的路。我们的幻想就坐在街角上。它在伸手乞讨。那年轻人自己并不知道，他的身上、眼睛里、歌喉中、十指黑黑的双手上，正存着一份我们众人的梦，是我们怠慢了它，

我们失去了它。但是，尽管形疲神惫，这梦幻还是留连着，不忍心把我们遗弃。

那年轻人只是为自己弹着，或是弹给那姑娘听，或是弹给他的狗听。他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他略有点咳嗽，他的跛子上挂着一两个不知从哪儿来的吉祥坠子。

街上嘈杂一片，几乎淹没了他的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