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胜利

《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英国Penguin 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城市的胜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迪学院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一本城市经济学著作，他出生于纽约曼哈顿，长期致力于城市经济研究。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对全世界各个洲城市形态进行调查研究后，在这本书里得出一个结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他认为，城市让人类变得亲密，让观察与学习、沟通与合作变得轻而易举，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撞击、文化交流与科技创新；城市鼓励创业，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使得社会的机动性和经济的灵活性得以发挥；城市中密集的高层建筑、发达的公共交通、缩短的空间距离大幅度降低了人均碳排量，实现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伟大目标；城市清洁的水源、良好的排污与完善的医疗系统等维护了人们的健康与安全，提高了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

城市让人类更聪明

记者：你在《城市的胜利》中有一个观点颠覆了我们的直觉，你说城市生活比郊区生活更加“绿色环保”。你认为普通人会接受你的观点吗？

格莱泽：在城市里生活比在绿色乡村更环保，更有效率，我的这个观点已经被许多环境学家所接受，但当然很难被每个人所接受。生活在树木环抱的自然环境里当然很舒适，但我的观点仅仅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的。人类生活在郊区，生活在绿色包围的舒适环境中，那就意味着大量能源的消耗，因为你要使用更多交通工具，也意味着你会住大房子，这种居住方式事实上是在破坏环境。常识是，如果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密度居住的城市里，留出更多自然环境，这就是环保。

记者：所以你认为，城市才是人类未来的最重要生活场所，城市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格莱泽：聚集生活有益于人类的发展，包括经济，何况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协同工作。越复杂的工作就越需要人类的合作，这就更加凸显了城市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和合作工作，城市将只扮演社交的作用。我相信，事实恰恰相反。技术使得世界更加复杂，那就更需要人类思想、观点和创意的碰撞。人类是个社交的物种，大家只有聚集在一起才能更聪明。城市让人类更聪明。城市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记者：对于一座城市，在它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元因素是什么？

格莱泽：教育。人力资源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最重要的，他们决定这个地方的经济势力和政府质量。投资于公共交通和建造大楼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通人其实是很难触及到这些东西。只有教育能让每个穷人享受到。

高密度城市更能取得成功

记者：你在书中建议中国不要学美国的城市化，为什么？

格莱泽：美国的郊区只是显示了自私的选择是怎样的，那里生活很好，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和城市运作方式是愚蠢的。郊区生活带来的污染、壅塞交通等带来的浪费是难以计算的。

而且，如果中国效仿美国的发展方式，能源需求将成倍增加，因为大量使用汽车和大面积居住能源消耗。这将加剧世界能源紧张，推高能源价格——往上建比往四周建要好。

记者：在你的书中，底特律是失败城市的典型，但在几十年前，底特律在美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硅谷。中国的城市化可以从底特律的失败中学到什么？

格莱泽：底特律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单一产业，依赖于少数几个大公司是非常危险的。成功的城市都有些共有的因素：聪明的人、小公司和与世界紧密相连。这样的城市，我这里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上海就是其中一个。

格莱泽教授首先阐释了他的命题，即技术和智慧是城市崛起的决定因素。他以纽约市振兴—衰退—振兴的例子说明了人口密度和接近性（proximity）对技术和产业更迭的积极作用。高密度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促进了观点的碰撞和技术的交流，激发了城市的创新和活力，从而推动了纽约的转型和成功。这也是西雅图、米兰等城市走向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城市化和经济繁荣以及收入增长存在正向的紧密关系。

格莱泽教授强调人力资本和教育是城市智慧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地区的教育程度与地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智力的集聚会辐射一个地区的受教育程度，而智力和技术水平能够作为预测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智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氛围也是智力的内容之一。他认为深圳崛起的关键在于其浓厚的商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正是深圳的创业者、劳动者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使深圳成为最为高效的中国城市之一。

他谈到了城市和人们的幸福水平的关系。和传统中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认为乡村给人带来更多幸福感的认知相反，格莱泽教授之前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城市居民总体而言比乡村居民更为快乐。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国家的城乡差距大，城市人口的幸福感要远高于乡村；而在越是富裕的国家，城乡人口的幸福感的差异就较小。此外，他还提出一个地区人口的幸福度对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具有指示性的作用。例如，随着英国居民的幸福感受的下降，英国的经济发展也相应地步入衰退。

格莱泽教授接着阐述了智慧和创新能够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首先，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手段能准确地诊断和分析城市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的情况。他列举了美国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如何利用大数据分析教育质量、死亡率、餐饮卫生条件、城市自来水卫生、贫民窟和市民收入水平分布等例子。此外，他还强调，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智慧的制度和决策也能让城市的运行更为高效。例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纽约和波士顿两个城市应对游行示威民众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波士顿警察局的灵活、文明、坚持对话、平等尊重的智慧疏导方式，不仅让示威活动有序地进行，也维护了城市和警察的形象。而纽约警察所采取的高压、僵化的处理方式则加剧了社会对政府的不理解以及更为强烈的对抗情绪。

他强调先进的交通技术及政策、建筑规划、城市增长政策等都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智慧政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城市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福祉。他对一些流行的城市发展观点如低密度规划、反城市化运动、城市扩张限制等提出了质疑，并对一些城市中出现的极端规划抵制或形象工程提出了批评。

格莱泽教授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对城市和环保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城市的高密度和对资源的集中和高效利用能在空间上限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而且在总量上还能减少碳排放，实现真正的环保目的。

在爱德华·格莱泽看来，那些现代社会和“大城市病”的批评者是错误的，恰恰是人口的聚集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让城市成为人类进步的象征和创新的发动机，“如果你热爱自然，就搬到城里来”。他把环境主义先知梭罗描绘为一个罪恶昭彰的环境破坏者（梭罗的一次野炊就烧毁了 300 英亩的森林）。在他看来，如果人类热爱自然的话，最好的办法不是到自然中去，而是离自然越远越好。

在格莱泽看来，自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在雅典的一个集会场所展开辩论以来，作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人口密集区域，城市已经成为了创新的发动机。佛罗伦萨的街道带来了文艺复兴，伯明翰的街道带来了工业革命。当前，伦敦、班加罗尔和东京的高度繁荣，也是得益于它们产生新思想的能力。

在美国，有2.43 亿人口拥挤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的土地上；生活在东京及其周围的人口高达3,600 万，这里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孟买的中心城区居住着1,200 万人口，上海的人口规模与其相差无几。在一个空间如此辽阔的星球上（全球所有的人口可以全部住在得克萨斯州，而且每人拥有一套私人别墅），人类选择了城市。

尽管长途旅行或者万里之外的远程办公已经变得非常方便，但每个月，仍旧有 500 多万人口迁居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因为城市的人口密度，为人们从贫困走向繁荣提供了最为便捷的途径。

哪怕是贫民窟，通常也是城市胜利的一种标志。因为它意味着美好的生活前景吸引来贫困人口，它在帮助比较贫困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按照“新城市主义”的观点，打造优秀城市的最好方法是建立能够吸引与培养人才的学校。教育不仅会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前景，还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教育可以创造民主，包括一个更加可靠、更少腐败的政府。一方面，学生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最终将会提高这一地区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较好的学校也会吸引文化素质较高的父母，他们会马上提高这一地区的生产力。

卢梭曾说过一句名言：“城市是人类的深渊。”但格莱泽认为，卢梭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人类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就像蚂蚁或长臂猿，擅长共同生产。正如一个蚂蚁群体可以去做远远超出单个蚂蚁能力范围的事情一样，城市可以做到的事情，也远远超过了单独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