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余华谈文学与人生

那天，来的两位作家穿的都是便装，素色衬衫加运动鞋。余华说：“我不会讲道理。我只会讲故事。”不知道年过半百的人，是否更喜欢谈命运？那天他一直把，命运与运气挂在嘴边。

他说，有些人命运让他成为作家。比如鲁迅，第一篇《狂人日记》，一出手就是大家之笔。马尔克斯，他的文学地位之所以超过略萨、富恩斯特和科塔萨尔，成为拉美最伟大的作家，是因为他在最适合写《百年孤独》的时候写了《百年孤独》。显然，他的谈话是比较随性的，怎么想就怎么说。他并没有因为我们是学生，就遮遮掩掩，讲得一定要有多正面，连圆场都不屑一顾。我在朋友圈说他是谦虚，其实那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那就是属于作家独有的率真。以至于在场的两位教授，一直在强调，成名需要微妙的契机，但是前提是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我看来，那天更像是听故事一般，听一个中年人，谈他的人生观。他直言：“许多曾经后悔过的事情，成了后来得意的事情；当初得意的事情，成了现在后悔之事。”就算鲁迅当初不写文章而做编辑，他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编辑，但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有些工作或许并不适合你，你做成功了，才变成了合适。听来，真的颇有宿命的味道。或许这就是有过阅历的人，看待这个世界和人生，和我们的不同吧。他们往往是拉开了距离看的。如马未都在谈两性时就曾说过，你三四十岁出过的某次轨，可能会成为你七老八十与老伴间的笑料。现在的我，在理智上认同，但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接着，人文学院的教授向余华提了几个，关于《活着》这部作品的问题。余华首先说：“任何一部作品的完成，只意味着写作上的完成。作品真正的价值，在于不同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结合不同的经历对它的解读，这是永远未完成的。”

《活着》这部作品带给他两个意义，一是坚定了他写作的信念；二是让他明白，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是无法想象的。他提到，张艺谋当初在拍《活着》这部电影的时候，曾担心：观众是否能承受这么多人的离世？从结果来看，张艺谋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记得当初看《活着》这本书，过程中多次泪目，不断感慨：福贵真是太惨了！他怎么能这么惨？看完之后，如释重负，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比起福贵所承受的，自己的烦恼都不算什么。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为活着本身而活！

对于“如何能带着乐观的语调抒写苦难？”这个问题。余华说，《活着》这部作品完全是个意外。他之前是属于先锋派的作家。后来尝试用第一人称写，就顺利了许多。语言系统的改变，意外获得了成功。因为若使用第三人称，从旁观者的角度，只能看到苦难；而用第一人称，从福贵自身角度出发，就使得苦难的人生，充满了欢乐。在这里，他又强调了运气。

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认为自己很幸运，每当在写作上遇到瓶颈，总是会遇到很多“伯乐”。许多作家和作品，都是他的老师。他说：“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好比阳光对于树木的影响。但树木的成长是树木自己的，你最终会越来越像你自己。”川端康成的《伊豆的歌女》，让他学会了细节的处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让他明白，写作是自由的；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让他懂得，写人物的行为举止，是表现人物心理最好的方式；当小说推向高潮，要用轻的方式去结束，若以沉重的方式，会更沉重。他以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阿里萨和达萨爱情的结束为例……那天由于时间原因，他只讲了一点点。他说这个话题，他可以讲到天亮。临近结束，居然才到讲座的高潮。真想一直听他讲下去，作家讲故事的功力真的不是盖的，他真的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每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

所以，最后我的总结就是，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