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辈子你不要做我的孩子，我不配丨人间 · 失独者十年

《大太阳》剧照

地震前儿子住校，家里只有夫妻俩，也经常会沉默，那个时候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但自从儿子走了，这种沉默就变得让人很不舒服，“地震前他爸晚上睡觉还打呼，现在睡觉也不打呼了。有天晚上，我翻个身看到他眼睛也是睁着的，才晓得原来他也睡不着。”

作者：姚铅墟

编者按：

地震带给亲历者的伤害，并非只是肉体和物质上的。

心理医生说，在严重的灾难之后，幸存者比较容易出现强烈的内疚或负罪感：他们会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力救出家人、为什么自己比别人幸运、为什么死去的不是我？

10年过去了，很多在汶川地震中的幸存者，依旧还在这样的负罪感中生活，“对不起”、“我不配”这样的词，被他们常常挂在嘴上。

这是三个关于地震失独父母的故事，他们正是震后心理负罪者群体的缩影。

我不能再承受一次了

那是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的眼睛，大团浑浊的黄块与黑色的眼球连在一起，布满了血丝。眼眶红肿，睫毛永远被泪水粘滞在一起，眼袋乌青肿胀，嘴唇皲裂。发出来的声音已经暗哑、沉闷、粗重、不连续，像是重病者临终前的呻吟。

这是2008年5月14日晚上张素琼的样子，当时距离找到女儿的尸体已经过了11个小时。女儿躺在她怀里，身上落满了灰尘。张素琼拿着湿巾，每擦净一块皮肤，就在那里吻一下。她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摆正上面粉红色的HelloKitty发卡。

她强忍呜咽，浑身在颤抖，一声一声的“对不起”，说得支离破碎。

地震发生时，张素琼正在打麻将。突然桌椅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头上的白织灯也随之摆动，照得麻将桌一明一暗。

“地震！”张素琼听见别人的叫喊后，立马从座位上跳起来开始往外跑。麻将馆的门小，堵着人出不去，但天花板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裂。张素琼改从窗口跳出去，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手臂被玻璃碎片划出一道10厘米长的口子。

她跳出来的时候，菜市场的顶棚已经塌了，10米高的钢筋支架和铁皮顶棚砸下来，将里面卖东西的小贩几乎全部盖住，周围满是烟尘和尖叫。张素琼不敢停留也不敢细想，她手脚并用地爬上蓝色的铁皮顶棚。地还在摇，铁皮光滑的表面让张素琼无法移动，她不断地从上面滑落，又不断地跳上铁皮。“那些砖块落在背后的声音，我听得清楚得很。”

终于，地面停止了摇动，张素琼连忙爬下铁皮，身下不断传出有人用手敲击铁皮的巨响，她匍匐爬过半个足球场那么宽的距离。脚刚一着地，就朝着学校方向狂奔。

路上有几个和她一样的人。尽管脚下的砖石随时可能溃散，手撑的预制板随时可能断裂，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他们很清楚，要是再晚一点会发生什么——在来的路上，学校背后的那座山已经开始垮塌。

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张素琼跑到学校的时候，楼还在塌。张素琼无法判断出女儿教室的位置，在废墟前面绝望地转了两圈。后来被一个家长拉住，“我娃娃在底下，你帮我搬石头，搬石头啊！”

张素琼跟着那个家长刨了10多分钟，才把那个娃娃救出来。“是个一年级的女娃娃，我当时就在想，一年级这么小的娃娃都可以跑出来，那我女子三年级了肯定也能跑出来。”她靠着这样的想法，在废墟上刨了一天。

第二天上午，她被解放军强行带到临时安置点休息，那时候她的手指已经血肉模糊，四根指头的指甲都不见了，露出猩红的肉。在这个医疗点里，不断有家长抱着浑身是血的孩子冲进来，“小学基本全完了，有好几个班一个娃娃都没跑出来”，张素琼听到这话，当时就扯掉针头，往学校里冲。她刚走出门口，就被士兵拦下，让她继续输液。

张素琼的老公杨富云晚上才回来，还是没找到女儿。休息了4个小时，杨富云就又去了学校。这时距离地震已经过去了30多个小时。

输完液，张素琼直奔学校，杨富云正在和解放军一起在废墟上刨砖石。无论张素琼说什么，解放军都不让她进去。她只得站在废墟边，看着不断有人抬着担架从废墟上下来，把孩子的尸体摆在一旁，等待认领。

张素琼不敢去看那排尸体，直到有人在她耳边说：“你娃娃被抱出来了，你去看看。”当时所有孩子的脸都被布蒙着，她是从女儿头上戴着的发卡认出她来的。

“一个粉红色的发卡，上面有个镶了水钻的Hello Kitty，那是她最喜欢的，当时我不想给她买，她还哭了的。”

找到女儿后，夫妇俩决定把女儿带回老家。

老家的房子也塌了，好在家中老人都没事。四口人挤在一间帐篷里面，有时候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怎么赚钱，有时候又沉默不语。所有人都在躲着家人掉眼泪，有时候看见其他人哭了，还会说，“哭啥子嘛哭，又没有用”。

“你还不是一样的哭，你以为我不晓得？”

在村里发赔偿金的那天，家里没人去拿，“我女子是条命，拿钱有啥用？命用钱换得来吗？”杨富云说着还生了气，把正在吃饭的碗往地上一砸。

后来村主任亲自把钱送来，叫他们想开一点，“有总比没有好”。杨富云还在气头上，叫村主任滚。那一摞钱被放在杨富云的床上，晚上睡觉时，被他一脚踹到了地上。

第二天早上，张素琼把那一摞钱捡起来，“走，我们去给女儿上坟”。

在女儿的坟头，他们把那十几万块钱一张一张地烧给女儿，整整烧了一个上午。村里人都骂他们两口子“神经病”，但杨富云说，这是他女子的钱，谁都别想用。

村里人都劝他俩再生一个，但张素琼不愿意，“太痛了，生娃娃太痛了，当初我生我女子的时候，痛得我都要死了”。

“她就是忘不了上一个，我晓得，我也忘不了。”杨富云虽然从没和妻子谈过生孩子的事，但杨富云想要一个孩子，村里人都看得出来，张素琼也看得出来。只要村子里有人生了孩子，在抱回家的当天，杨富云都要去人家里转转，只是看看，也不抱。

有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如今又生了孩子的女人，会抱着小孩来找张素琼，把孩子往她怀里一推：“看乖不乖，你再生一个也是这么乖。你看你男人想要个娃娃想得遭不住了，你还不给人家生一个。”

张素琼看着怀里的孩子，抱也不是，不抱也不是，孩子的手在张素琼的脸上划过时，张素琼突然一下就哭了。村里人吓着了，不知道怎么劝，只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512”周年那天，杨富云夫妇俩没去给女儿坟上，而是去了女儿的学校。张素琼买了一套芭比娃娃，一个发卡，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和一支冰淇淋。她说女儿生前最想要一整套的芭比娃娃，但她嫌贵，没买，这次烧了寄给她，她在那边可以好好地玩。

回来的路上，张素琼对杨富云说：“你多挣点钱，钱够了我们就搬到成都去，成都全是平原，地震来了也不会有山再把学校埋住。”

一年多后，夫妇俩在成都郊区租了一套70平米的房子，张素琼开始备孕。杨富云经常不在家，他利用震后优惠贷款政策买了一辆小卡车，用来运输茶叶。他是单干，干得多就赚得多，一趟5个小时，他一天要跑3趟，经常累得回家倒头就睡。

儿子出生那年，杨富云在成都首付了一套60平米的房子。当时杨富云在产房外，护士抱了个孩子出来笑着问他：“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子？”

杨富云说：“女子。”

护士听了逗他：“那我把怀里这个甩了哦。”

杨富云听了忙说：“儿子也要，儿子也要。”

杨富云说，他其实更想要个女儿，“女儿就相当于是我上一个女儿投胎来的嘛，说明她没忘记爸爸妈妈，说明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

知道张素琼生了小孩，家人特地带来一副村里人送的长命锁——每个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重新生育后，都会有这样一个长命锁。村子里一共打造了31个，代表着这个村子在地震中失去的31个孩子。村领导专门把这些长命锁带到北川山里，找羌族的巫师祈了福——戴着这个长命锁，孩子能一辈子平平安安，不再受大苦大难。

有了孩子后，杨富云每周会空出一天来陪孩子，张素琼也很少打麻将了，“娃娃进到你的肚子是可怜你，他出生过后就该加倍对他好”。

他们把女儿的照片放在客厅的显眼处，一进门就看得见。每天晚上，杨富云都抱着儿子蹲在照片前，“这是姐姐，你要记住你姐姐”。

每年清明，他们带着儿子回老家给女儿上坟时，仍然不烧纸钱。杨富云说：“我给她烧了一年的生活费，就当她是走外面去读书了，这样她在我们心里永远都是活着的。”

今年，他们的儿子6岁了，上小学一年级，张素琼每天都会接送孩子上学。当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目光总是跟着孩子转。出去吃饭，10分钟看不见人就满餐厅地找，别人都说她太敏感了，她低声说：“我不能再承受一次了。”

儿子走后，我不配哭

就在张素琼夫妇把女儿抱回老家的那天晚上，李国明满身酒气地坐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外的路灯下面。他头上青筋暴起，眼睛赤红，拿酒瓶子的手抖得厉害——他是眼睁睁地看着16岁的儿子死在自己面前的。

地震发生后，李国明只花了7分钟就跑到学校，找到了儿子。当时儿子半边身子都被压在废墟下面，腰部被两块预制板死死卡住。几个跑来帮忙的男人大致看了眼情况，说靠人力是不可能移开的，就只用了两根大腿粗的木桩把那个缝隙顶开了一点，好让儿子舒服一些。

当时，儿子的状态很好，说，“除了腰有点麻，身上一点都不疼”。他本想趴在废墟前，一直守着儿子，但儿子叫他赶快去救其他人。临走前李国明放心不下，又找来几块石头、几根木棒把缝隙口支撑柱，儿子还笑他“大惊小怪”。

在李国明刚把一个受伤的女生背出校门的时候，余震来了。李国明又一次听到了建筑物倒塌的轰响，他拔腿就往儿子的方向跑。但那时缝隙已然塌了，只能看清楚儿子的半张脸。他趴在废墟上大喊儿子的名字，喊得声音都破了才听见回应，儿子说，现在“腰痛得很”。

李国明叫儿子等着，开始在废墟上疯狂地刨砖石，一边刨一边跟儿子说话，起初他还能听到几声微弱的回应，到后面就听不见任何声音了。李国明疯了一样地使劲，很快他的手指就变得血肉模糊，但再也无法把压在儿子身上的两块预制板移动哪怕一毫米。

最后，他只能把头顶在上面放声大哭。

直到现在，李国明都不能原谅自己，“我不希望恢复平静，也不值得从痛苦中获得喘息的机会”。李国明的妻子觉得这不能怪他，“老天爷要收走我娃娃的命，人有啥办法？”她自问自答，“没得办法”。

李国明和妻子已经没有能力再生育一个孩子了，夫妻俩也不愿去领养。地震后，政府给李国明一家分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夫妇俩把新房装修得很漂亮，给儿子也留了一间，装修得和以前一模一样。但他俩却很少待在房子里，“太空了，那么大房子就我跟他妈两个人住，回去之后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晓得说些啥”。

地震那年，儿子正在读高三，成绩中等偏上，班主任说他属于那种能冲刺一本线的学生。李国明对他儿子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李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甚至已经在饭店里预定了庆祝儿子考上大学的酒席。他很早就攒出了供儿子上大学的钱，而现在，这笔钱只好用做夫妻俩的养老金。

儿子上中学后，很少照相，家里留下的照片不多。后来，李国明只能去学校把儿子的课本、试卷、书包找出来，收拾干净放在儿子卧室的书桌上。

李国明把一套儿子的2007年语文高考真题卷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上面的作文题目是“一步与一生”，儿子在结尾里写道：“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未知的，但只要从现在起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就一定能走出一片天地！”李国明把这篇文章看得都能背下来了。

“这篇文章要是拿去高考的话，肯定得满分吗？可惜了，可惜了。”他一边说一边摇头。

当他听说2008年的作文题目是“坚强”后，想一想，笑了一下，“那该喊我去写，我儿子作文写得这么好，我是他爸，肯定也不差。再说，坚强就是用来形容我的嘛。”他在纸上写下“坚强”两个字，然后猛吸了一口烟，用笔头在纸上戳了又戳，几次想下笔又都停了下来，最后把笔一扔，“哎呀，写不出来，我没得我儿子能干。”

妻子在一旁挤兑他：“你哪写得出来作文？字都认不到几个。”

“那你来写！你未必又写得出来？”李国明顶回去。

妻子瘪瘪嘴，“我才不得像你一样发疯。”

“你才发疯。”

地震前，李国明和妻子在离中学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超市。他身材高大，一只手能拎两件啤酒连走一里地都不用休息。周末的时候，儿子会在店里帮忙，但李国明说：“我不想要他来帮我，他该去学习。”不过儿子每次都不听他的话，依然留在店里。

李国明说完这件事，停顿了好久，叹了一口气。“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是我没有本事，没把他救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当时我明明看到他在那儿的，咋说没得就没得了……”

李国明说，其实他也不想再谈起儿子的事，但每次，话都是自己跑到了嘴边，“我现在就是克制住，不要自己再去想这件事，因为每次想起来，我就会变得……”在很久很久的沉默后，“就像这样。”李国明说。

李国明的妻子说，地震前儿子住校，家里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也经常会沉默，那个时候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但自从儿子走了，这种沉默就变得让人很不舒服：“闷得很，就觉得太安静了，安静得我都睡不着觉。地震前他爸晚上睡觉还打呼，现在睡觉也不打呼了。结果有天晚上，我翻个身看到他眼睛也是睁着的，才晓得原来他也睡不着。”

夫妻俩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承受着这场灾难。经常有朋友劝他们想开点，但夫妻俩每次听了都有点生气。李国明说：“我儿子现在被埋在土里面，我这个当老子的还在这活得好好的，你说我哪有资格这么想？”李国明很少掉眼泪，“我不配哭。”

地震后，李国明没再开超市，而是盘了一间小店面。店铺布置得很草率，连货架都没有，就是两张木板拼在一起，上面随意地摆放些零用品，有人来买东西他也不常招呼。

这么开店挣不到什么钱，但李国明不在乎，“我又没得娃娃要供，我跟他妈两个人又用不到好多钱”。

一年当中，夫妻俩只有在儿子生日那天才会回到老北川县城，给儿子烧纸，他们说这是去给儿子“过生日”，不是去“上坟”。每次去他们都会在那儿坐很久，猜想这个年龄的儿子会做些什么。今年去烧纸的时候，李国明说：“好快哦，都过了10年了，你都27（虚岁）了。”

妻子在旁边说：“今年肯定结婚了，去年你新交了一个女朋友，今年要是不结婚我就使劲催。”

“你个女人家懂啥子，男人要先把事业做好。”

“我懒得跟你争，人家好多27岁的人娃娃都生了。”

“我儿子哪要得着跟其他人去比？我儿子条件那么好，还怕讨不到媳妇儿？”

“也是。”

下辈子不要当我女子了，我不配当你老汉

在李国明烧完纸回新北川县城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叫擂鼓的镇子。

地震前，这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地震后由政府资助，大多都建起了具有羌族特色的小楼房，以前的平房只能在镇子的边上零星地看见几座——这些房子的主人要么在地震当中遇难了，要么是在地震后搬走。

车从老北川县城开进擂鼓镇辖区，不久就会出现一座平房，外层用蓝色铁皮围了一圈围栏，围栏里有一群鸡鸭，一只狗和一颗几年都没结过果的桔子树，围栏前面开垦出一片面积不大的耕地，种着玉米，莴笋和白菜——这些全部归一个叫朱胜才的67岁老人所有。

寂静是这里的常态。除了在朱胜才驱赶鸡鸭时能听见几声“哎哎”的叫唤，很少再听见其他人声。每天早上7点，朱胜起床吃饭，之后喂鸡喂鸭，下地干活，中午回家吃完饭，睡1个小时午觉，继续下地干活，直到傍晚才回来，吃完晚饭，喂完鸡鸭，就上床睡觉。

他的一天总是显得非常忙碌，像是有干不完的活。去他地里看，他正在拆昨天花了几个小时才编好的竹围栏，再过几天，拆完的竹围栏又被重新编好，插在土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朱胜才对妻女的情感仍然裸露着。

如果没有地震的话，女儿会在十年前的6月结婚，对象在政府上班，朱胜才对这个女婿很满意。5月12号那天下午，朱胜才的妻子吃完饭，睡醒午觉起来就往北川县城里走——下午她要陪女儿一起买衣服，而这条路要走3个小时，走到县城刚好碰上女儿下班。

地震发生时朱胜才正在坡上干活，他被甩下田埂，栽进一个小池塘里。等爬起来的时候镇上已经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尖叫的人群。他一跑下坡，就看见有个人被卡在一辆侧翻的汽车里。朱胜才把那人从车里扯出来后，跑到镇上又救了好几个人。

那天晚上，朱胜才给女儿打了个电话，没打通，于是又回了一趟家，也没见妻子回来。他在通往北川县城的那条路上，等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天刚亮，朱胜才就沿着路往县城走，“一路上都是人，个个都在哭，有些人身上到处是血，路上兵也多得很”。

进县城后，朱胜才先是去了女儿的单位，一片废墟，他又找去女儿的家，还是一片废墟。朱胜才把县城里所有临时救助医疗点、临时安置点都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妻子和女儿。

他在街上拉着一个人问：“你晓得石油公司的人都走哪儿去了不？”那人叫他去任家坪找，“石油公司的人全在那儿”。朱胜才跑到任家坪，密密麻麻全是人，找了半天才找着一个雨棚，上面贴了一张用水彩笔写着“石油公司”的纸。

朱胜才问坐在里面那人：“你晓得朱霞走哪去了不？”那人一听，就有点着急：“糟了大爷，朱霞昨天在城里面开会，一直到今天，进城开会的人一个都没看到。”

朱胜才一听也急了：“你狗日的说些啥子屁话？”

朱胜才又赶忙跑进县城，在女儿开会的地方找了一圈，没有人。

而这天晚上，一个从擂鼓过来的人找到朱胜才：“你老婆没得了，你快点回去看哈。”朱胜才连夜赶回擂鼓，老婆的尸体正摆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有人告诉他，他老婆是在擂鼓镇旁边的河沟里被发现的，应该是地震时被甩进河沟，又被山上落下来石头砸到了。

朱胜才把盖在老婆脸上的布掀开，坐在她旁边看着她。过了好久，才注意到老婆身边放了一个蓝色的口袋，朱胜才拿过来打开，里面是老婆给女儿带的两块腊肉，昨天临走前特地煮好装进袋子里的，“这样霞女子可以直接拿起吃”。

朱胜才拜托朋友帮忙看着老婆，拎着口袋就去了绵阳——镇上的人说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县城里面救出来的伤员已经全部送到绵阳去了，或许那里有他的女儿。

朱胜才把贴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的伤员名单全部找了个遍，才找到一个地震时也在城里开会的人。那人腿上缠着绷带，正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输液。他说，当时他是被埋在废墟下面的，朱霞就在坐在他后面两排，地震来的时候会议室一下子就垮了，他当时就晕了过去，等他醒来后啥都看不见，他在废墟里喊人，答应的人里面并没有朱霞。

朱胜才又去遇难人员名单里去找，也没找着女儿的名字。女儿的同事安慰他，“那你女儿肯定没事，会议室里面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被抬出来了的”。朱胜才这才有点安心，他又搭车回了擂鼓，安排妻子的后事。

两天后，朱胜再次跑到九洲体育馆翻看更新后的伤员名单，还是没找着女儿的名字。他有些慌了，找到一个工作人员询问，工作人员说，再去北川县城外面的信息公示点找找，所有从北川县城出来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会登记在那儿。

“如果在那儿还没找着的话，你女儿很可能就是失踪了——就是被埋在废墟里面没找到的那些人。”最后，工作人员说。

回到北川县城，朱胜才站在信息公示处，用一下午的时间拿手指一个一个地划过印在上面的名字，尽管他的指尖已经被油墨染得漆黑发亮，但还是没有找到“朱霞”。

再后来的一个月，朱胜才跑遍了绵阳的所有医院。在这段时间里，他得知了女婿也遇难的消息，亲家的两位老人还特地跑来擂鼓看他，但朱胜才叫他们以后别来了，问他为什么，他摇摇头只说了两个字：“何苦”。

后来，政府给朱胜才拨了一笔两人遇难的抚恤金，这些钱已经足够盖房用了，但朱胜才却把钱全部存在了银行里。问他，“你把钱存着干啥呢？”他说，“我不知道”。

地震之后重新修了路，现在从擂鼓步行到北川老县城只要两个小时。因为没有坟，朱胜才每次都是步行到建在北川县城正中心的“万人坑”给女儿烧纸。“娃娃太造孽了，人死了连坟都没有一个，像啥话”。

每次烧纸，他都会先给女儿道歉：“霞女子，对不起，我没得出息，连你人都没找到。下辈子你不要再当我女子了，我不配当你老汉。”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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