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举行第66期读书会暨《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主题书评会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天才式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他出版的著作多达35部，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哲学等领域，被誉为“最后一个逃难到美国并拥有卓著成就的政治学家”。2018年4月22日下午，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国813会议室举行了“勒博政治心理学思想暨《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主题书评会”，唐世平、赵景芳、耿协峰、尹继武、杨原、凌胜利、徐亮、王梓元、曹德军等学者与同学们就其学术思想、理论成就及现实启示等主题展开了讨论，本次书评会由尹继武老师主持。

本书译者国防大学赵景芳副教授第一个发言。赵老师谈到译介本书的缘由：《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是一部关于国际危机研究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与政策价值，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危机常态化成为趋势，大国越来越通过危机而非大战的形式判定各自的能力、利益与势力范围。赵老师认为本书的亮点之一是重视决策者的因素，决策者在危机中不仅面临很大的时间压力，而且受到各种错误意象、愿望思维等心理因素及国内政治因素的干预，因此危机管理对决策者而言是一项风险很高的工作，处理不慎，就会推向危机走向战争。本书还批驳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勒博认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是强调长期或深层次的原因决定事物的最终结果，但是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战争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同等重要。换言之，无论是否存在所谓的结构性矛盾，如果危机管控得当，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就勒博的学术轨迹、主要贡献及其对当前外交决策的启示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勒博的学术轨迹深受其犹太裔身份、二战与冷战等个人经历与历史进程的塑造。他的学术生涯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从1962年芝加哥大学本科毕业到冷战结束，勒博关注的议题主要是威慑（deterrence）、威逼（compellence）、危机谈判（crisis bargaining）等现实性问题。第二，冷战结束到本世纪初是其学术转型与积累的阶段，1994年勒博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文章《长和平，冷战的结束与现实主义的失败》（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对冷战期间大受推崇的谢林、沃尔兹等现实主义者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这标志着他学术上的反思与开始向建构主义、身份等议题靠拢。第三，从2003年到2016年，勒博先后发表了自己的三部曲（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2003；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7；即将出版有关order的著作）代表着他在研究取向上回归人性，这一阶段勒博的学术产量惊人，但并没有以作品的深度与广度为牺牲代价。第四，2016年后，他重新关注霸权、秩序乃至中国等现实性问题。

其次，唐世平教授认为勒博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第一，把社会心理学尤其是情绪（emotion）因素引入国际政治研究。第二，对危机管理或危机谈判的卓越研究，例如勒博和杰尼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合著的《我们都输掉了冷战》（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1994）中，对当时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的重要人物进行深度访谈，应该说代表了古巴导弹危机研究的最高水平。第三，对古希腊文献的重新解读；第四，方法论上的造诣，例如他对反事实法与因果关系的透彻理解。

最后，唐世平教授认为《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对当下的外交决策有几点重要启示：一方面，领导人轻易流露自己的偏好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决策圈其他成员有选择性地向领导人提供信息与选择，无疑会强化领导人的既有偏见、误判与立场。在危机管理中，决策圈的设计至关重要，决策者应容忍并相信身边的异议者。另一方面，本书揭示了重大危机时刻领导人的失能问题，不论是好谋乱决的威廉二世，还是政治强人如斯大林、尼赫鲁之辈，面临高度的压力都可能会作出非理性的决策。此外，唐老师在评价勒博时谈到，关心真实世界、广泛地读书与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是他如此杰出的关键，值得我们学习。

其后，外交学院王梓元老师谈到勒博关于冷战史与领导人的研究对自己的启发，他认为勒博三部曲的前两部有助于理解古典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讨论了微观的动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它所探讨的问题如领导人的偏好如何形成路径依赖、国际政治的变动如何激发领导人的动机等等都很有意义。再次，在后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依赖国际危机获取国家利益的现象为我们理解危机管控提供了新视角。最后，王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危机的起源包含着领导人个人的政治动机，那么如何不通过危机实现领导人的政治意愿？

中国社科院杨原副研究员认为本书的价值在于范式与路径的开放性，他也从理论推导、研究设计与概念分析等方面提出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首先，杨原老师认为引发危机与危机导致战争的过程中，认知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换言之，领导人即使面临着很低的成功率，但超巨的预期收益也会诱使决策者发动危机与战争。其次，决策者的动机（危机升级）不等于事情发展的结果（战争爆发），杰维斯就强调系统效应的存在使得意图和结果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不确定的甚至是混沌的。例如，错误认知一方面可能导致战争，但是在经典的“比大胆博弈”中，一方的鲁莽与错误认知也可能导致另一方的妥协，从而促使危机解决。最后，在研究设计上，本书选用的多是正面案例，那些最终没有导致战争的案例中认知因素与危机升级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探讨。

外交学院凌胜利副教授认为勒博从国内政治角度理解危机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外交与内政的关系。他区别了本书四种危机类型中的派生性危机与国际政治中的第三方危机、被牵连危机的概念。接着他指出，勒博区分了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战争是危机管控失败的结果，但以微观的视角探讨宏观的战争爆发则存在论证上的局限性。凌老师也提到勒博没有选取台海危机等未导致战争的案例，削弱了派生性危机与战争之间解释力。

北京大学曹德军博士认为，勒博在冷战时期非常有预见性地将危机作为研究对象，在当前危机成为国际关系常态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需要在危机中不断学习教训与经验。曹博士谈到本书给研究者的启发是：首先外交政策研究需要注重情境变量，而不能先验、武断地将决策者界定为理性或非理性的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情境可能包括战争情境、危机情境以及日常情境，后两者及其相互关系在研究中受到的关注较少。其次，本书的一个亮点是，勒博认为承诺不仅受理性主义者强调的清晰度、信号成本等信号属性的影响，也取决于信号接收方的主观认知。以中国外交为例，在黄岩岛争端、钓鱼岛争端等危机中，不仅应重视发射信号的内容、信息、前后一致性、情境等，也应该关心对象国对我国外交信号的理解。最后，曹博士提出一个疑惑是领导人应在哪些场合清晰表达自己的偏好，而在哪些场合应隐藏偏好？

尹继武老师在各位老师发言后分别进行了总结与回应。他提到，应该区分领导人在决策圈内的偏好展示行为与在国家间战略互动中的信号表达。现有研究中庄嘉颖、郝拓德等人关于“反复性紧张局势”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东亚国家争端或危机的持续性。尹老师认为本书的一个启发是勒博将国际危机与国内政治相联系，一些国际危机的爆发、升级与领导人的国内需求密切相关，那么领导人的需求如何投射到国家需求上以及这些国内需求如何被生产、建构或制造则有待深入研究。书评会最后，各位老师就本书的一些概念、勒博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启示以及本书的翻译问题进行了交流。

（李俊飞供稿；吴永媚供图；通讯稿未经发言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