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抄|最后的帝国

新统治者的靴子

如果酣睡中的人一大早就被一阵干活儿的噪音吵醒，你说，是不是一件十分恼火的事。这不，我还躺在床上，还正处在美妙的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房间外的走廊上就有人在不拘礼节地放肆地擦拭着皮靴，声响还大得离谱。

在噪音中足足忍受了15分钟之后，睡意全无的我不得不叫来酒店的侍应生。

“这是怎么回事，一大早就制造这么大的噪音，这还是一流的酒店吗？”

“当然，当然，尊贵的先生，平时也不是这样，今天只是一个例外，只是今天。很遗憾，我们也没有办法......必须这样做，因为......”

我感觉到，与酒店侍应生交涉等于白说，他完全没有理会我的要求。我让他离开，并不无恼火地诅咒了一句：白痴！他当然听不懂我在诅咒什么。我要自己起床去调查，为什么今天一大早有人要这么大动静地在我门口的走廊上擦拭靴子。除此之外，酒店中国侍应生支支吾吾的回答也使我产生了探明究竟的好奇感。我想，客气点说，这大概又是哈尔滨人的一个特点吧。

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我看见了一位留着白胡子的俄罗斯老人正跪在一块破旧的长地毯上慢慢地、小心谨慎地擦拭着一双高筒皮靴，每隔半分钟，他就要将手中的皮靴和刷子重重地摔在地板上，有意让它发出震耳的响声。一次又一次地，只见他将嘴凑近皮靴哈上一口气，涂上一口唾沫，然后又重新擦亮，又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为什么您这么早就开始在这里工作？大家都还在睡觉。您为什么要弄出这么大的声响呢？这没有必要啊！”我问这位老人。

“是的，您问得太多了，你得去问睡在这个房间里的日本将军，是他要求这样做的......我必须在他起床之前持续地干上两个小时。他会在6点准时起床。”俄罗斯老人还告诉我说，这是这位日本将军的生活习惯， 他习惯听到这种响声（代替闹钟的铃声）后起床。这种闹醒方法的重要价值还在于，既保证了他按时起床又能保证他穿上锃光瓦亮的皮靴。日本将军的要求在这里是没人敢反对的，必须执行，不得违抗。

“他们是这里的新统治者。”最后，老人用充满信任的语调小声地对我说道。在这里，议论日本高级军官的生活习性是绝对不允许的，违者得到的将是严厉粗鲁的咒骂和拳打脚踢。

在谈话过程中，我试图了解，这位俄罗斯长胡子老人是否就是这位日本军官贴身的勤务兵。

“不，不是......我不是什么勤务兵，绝对不是，这只是在尽我的职责，我在酒店工作。”他很明确地回答了我，随即又很快沉默了下来，流露出一个备受压抑的表情。

在大清早朦胧的晨曦中，一个私下的会见，以一种迎合的心态与酒店客人友好的交谈，此时此刻，这位俄罗斯老人一定会有些伤感。正如所有沉浸在这样一种忧伤情绪中的俄罗斯人一样，一个稍微有点同情语调的问话，就会勾起他们对整个往事的回忆和诉说。不仅仅只是因为往事已经久远，更因为往事发生在“遥远的家乡——他的祖国”。“红熊”（当时对苏联的戏称——译者注）的利齿已经将这些俄罗斯人与他们古老的、对他们而言永远美好的家乡的联系一丝一缕都咬断了，以至于在有生之年，他们几乎不可能再有返回家乡的可能。

“俄罗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简单机械的大型工厂，”俄罗斯老人继续伤感地说道：“它建立在高度伪善的假大空理念和基础之上。由于失去了家园而寄人篱下，在异国他乡忍受贫穷，年老的俄罗斯人往往也不得不染上了这种不道德的理念。看看现在生活在远东的俄罗斯人，很多人不知怎的就成了骗子、流氓，滑头起来了。他们就这样碌碌无为、随波逐流地在他乡生活着......”

他边哈口气边擦拭着新统治者——日本将军的皮靴，一张苍老的脸投影在皮靴锃亮的鞋帮上。发现自己映照在鞋帮上的那张老脸，他停下了手中的活，又转向我说道：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面容了，看，都苍老成什么样子了！这是什么样的变化！”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如他的思想和谈吐——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我继续问他：

“您在哈尔滨已经很长时间了吧？”

“哦，不长。几年时间对我的人生历程来说算不得什么。但这段时间是最最艰难的，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我就流落到了这个地方......没有钱、没有家......我的家已经下落不明。我有妻子和三个女儿，自战乱分离后就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当时，我们这些当军官的都必须在苏联红军到达之前逃离。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流放是暂时的，但基本上已经失望了，值得期待的日子已经过去。我曾七次死里逃生，每次都被战友营救。现在，战友们都牺牲了，有些是被匪徒枪决的.....人们是这么说的，所有为沙皇效力的军官都要被枪决。沙皇已经死了，我的家也散了，我的战友......”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些，抱着皮靴开始低头落泪。一个可怜的俄罗斯老人，一个悲惨的镜头。

“是的，是的，我的皮靴，以前我也有过拥有皮靴的荣耀。现在呢，67岁的我，竟成了一位日本将军的擦鞋匠，一位日本将军......我自己本来就......”说到这里，他又将沉重的皮靴狠狠地摔在地板上。

又是几分钟的沉默，穿着睡衣的我感到有点冷，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当我再次走过这位老人身边时，他又对我说：

“我不为我的命运感到悲伤，我的战友们都同样经受了这些。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对生活是另外一种看法，特别是在没有家庭和孩子的境况下。我更感忧伤的是俄罗斯，是我的家乡。整个世界都理解不了俄罗斯精神，我们俄罗斯人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但我们热爱家乡，我们热爱她就像一个被遗失的儿子再也见不到他的母亲那样。我说，年轻人......”

老人睿智的话还没出口，日本将军的房间里开始传出大的响声和吐痰声了，我得赶快回到自己的房间。

6点整，新的统治者起床了：日本将军。

俄罗斯老人微笑着与我告别，那样子似乎是想说：再见了，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会在天堂再见面的......

劳作中的苦力

如果您如此细致地注意观察辛苦劳作中的中国苦力们，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他们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呢？不超过2角到2角5分钱（相当于22到23芬尼。芬尼为原德国货币单位，1马克等于100芬尼——译者注）！想到这里，您就会明白，5亿中国人对地球未来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们工作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是多么的无可估量！

劳动力在这里廉价得几乎不用花钱。一个中国人，只要有吃有喝，有了我们所理解的最基本、刚够生活的费用，就满足了。称他们为“苦力——又苦又穷的劳动力”不是没有道理的。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撇开所有其他的财富，即肥沃的土地资源以及还长眠在地底下的那无穷无尽未被开发利用的宝藏，中国也是一个真正富有的国家。

虽说不应该拿亚洲与欧洲相比，但人们总还是会不自觉地去做这样的比较，在一定意义上讲，也不是不可以做这种比较。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专业人士的监管下操纵一台机器，一天生产了2000条小手绢，可他只能得到30芬尼的报酬。与我们相比，这难道不是优势吗？令人想起来就发晕的优势。有哪一个欧洲人能在一天只有30芬尼报酬（在不提供住房和食品或其它任何优惠的情况下）的条件下生活呢！人们根本不用想得太过遥远，只要了解一点日本的经济信息就行了——日本人的生活水平高过中国人30至40个百分点。

......“对付中国就得强硬！”我想起了在火车上一位日本工程师曾经对我讲的一番话。但当时我不相信，这句话应该这样去理解。

在古老的中国城市

“跟我来，跟我来，这里你根本无法通过，够你等的......你看，前面完全堵住了，警察还在用棍子打人呢。”

他边说边迅速地拉着我的手就近钻进了一个狭窄阴暗的拱形门廊，门廊里还回响着街面上传来的阴森可怕的咆哮声。急走几步之后，我们右拐，转过几个黑暗的角落，终于进了一个小小的侧向的胡同。胡同很窄，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两边黄色的纸糊窗户透出煤油灯微弱的灯光。胡同里小饭馆一家接着一家，是贫穷的苦力和叫花子们聚集就餐的地方。我本想赶快离开这里，昏暗莫测的一切使我感到恐惧，甚至毛骨悚然。

可又以转念，我这不正好置身于古老中国典型的氛围之中了吗？一如上百年、数百年前。这里没有悬挂那些印有欧洲字母和日本文字的黄铜招牌，过于狭窄的小巷也不会有摩登的小汽车驶过。在豪华舒适的“大和酒店”下榻的那些贵宾们也不会光顾这里。这里不是法国的蒙特马高地、不是游客们的观光场所，没有刻意粉饰的、人为艺术加工的中国浪漫，有的只是“黄色的污垢”。这里是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景，是没有掺假的中国。

这一想法唤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我就不能待在这里，要逃避这里的肮脏和阴暗呢？

我们走了进去。

“原来是这个样子！”走进饭馆我这样想着。

这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小木棚，来这里就餐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穷人中的穷人了（欧洲人根本想象不出中国广大民众中的穷人到底有多穷，同样也想象不出他们有多顽强、多乐观、多知足）。他们在这里吃饭、喝水和享受，在这里补充能量以对付一天的艰辛劳作。为了家庭、为了缴纳国家的税款、为了他们的后代，为了保证黄种人的繁衍生长......他们年复一年地面对所有：自然灾害、战争、瘟疫、严寒和饥荒......没有哪一天他们的生活费用会超过5到13个芬尼。这个破旧的小木棚，这个人在里面甚至无法直立、呼吸困难的小木棚，不就是诺大中国的一个缩影吗？

小饭馆里，精疲力尽、裹着脏兮兮的、满是油污的破衣烂衫的苦力们正坐在板凳上，胳膊肘支撑在肮脏且不停摇晃的木桌上。他们在吃饭，端着饭碗，用筷子往嘴里扒拉着热腾腾的干米饭，是不是喝上一小口高粱酒。高粱酒是一种劣质烈性的粮食酒，酒精含量在90%左右。桌子上还放着几小碗菜肴，每碗菜的价格均在0.25芬尼、0.5芬尼或1芬尼之间。

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

这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小油灯燃起微微泛红的火苗。没贴墙纸，没铺地板，人们就直接站在长年累月被脚踩踏得结结实实的泥土地上，泥土地里还踩进去不少陈年垃圾。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在这里是毫无忌讳的，也根本不会影响到他人的食欲。饭馆的某一个角落还可以干一些其他的事——具体啥事，在这里我就不便继续往下描述了。

尽管我一再产生要离开的念头，但终究还是留了下来，我试图通过理性的思维来克服那种因环境恶劣而产生的恶心感。

“我是来干什么的？这里不是很随意、无拘无束吗？这才是真正原本的生活环境，原本就这么脏，这么臭。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完全没有理由要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还要心存成见呢？真正的中国到处都是这样。四万万中国人都是这样生活、这样劳动、这样长大、这样延续下去的。你难道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就不行嘛？”我这样说服着自己。

......店老板走了过来，端上了满满一盆蒜蓉炒肉片，还放上了一壶烈性高粱酒。这是一个狭长小肚的铁皮酒壶，其形状像传统意义上的烛台。粗糙的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把筷子和几小碟腌咸菜，阵阵菜香扑鼻而来。

我们开始吃饭。味道真是好极了，其细腻爽口的感觉完全不亚于享受一个正式的中国大餐。坐在对面的车夫朋友吧唧吧唧地吃得很香，吃饭的声响可算得上是“震耳欲聋”。地道、自然、不受拘束，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在这里就餐，席间的吧唧声、吮吸声、咕嘟声是完全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和害怕的。

我入乡随俗地与车夫朋友们大声地“划拳行令”，不一会儿，其他桌上的食客们也围了过来，人人都要求与我这个外国人比划比划。渐渐地，小饭馆里挤满了人，人人都似乎喝高了，喧哗声也越来越大，划拳的手臂在房间贫弱的光线中异乎寻常地挥舞着。室内污浊的空气简直令人难以呼吸，炎热把汗水从毛孔里逼了出来，好几个人已经脱掉了上衣继续与对手玩着划拳的游戏。苦力们赤裸着上身，俯腰躬背，兴奋的脸颊开始发热、发光，也更加清晰地映衬出中国人典型的亚洲式颧骨和眯缝着的小眼睛。

......“你们在‘满洲国’感觉如何？”我问道。

“嗬嗬嗬、哈哈哈......”一阵哄堂大笑。

“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满洲人’！”

“我们蔑视‘满洲人’，蔑视日本人！”

“我们要保持中国人的身份，也会保持住我们中国人的身份！”

“日本人干的所有一切，关我们屁事。‘满洲国’又算什么呢？”

“我们过去就这么穷，现在还是这么穷，将来也还会是穷。就这样了......但......”

话匣子一打开，大家就七嘴八舌愤怒地嚷嚷了起来，那阵势，像一个小小的抗议示威团队。

我到底开了一个什么头？问了一句什么话？使得这帮苦力回答的言辞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激动，但没有人认为这是充满恶意的。

说到底，政治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其它事情一样随意、寻常。政府是位于“新京”、还是南京，是位于东京、伦敦或其它什么地方，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最关心的是——也包括关心政治——雇他们干活，给他们一个美金，还是剥削他们，拿走一个美金。他们关心的是钱，挣钱可以说是他们全部的价值和活动目的所在。这些从来就没有更多钱的穷人，总是想挣点钱维持今天到明天在吃、穿上的最低生活所需。

中国人在生活上知足不奢求的态度是欧洲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除极少数人外，中国人大都反对日本人，但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出于人性、人情、人道方面的原因。因为，在我们看来，差不多一半的中国人对政治都是一无所知的。

......群情激昂的氛围在慢慢缓解，渐渐上劲的高粱酒酒精作用使人趋于疲倦。一个苦力已经趴在桌上鼾声如雷，我的车夫朋友也蹲在一块木板上打起了盹。我想，时间不早了，该与老板结账了。

我与饭馆老板商量着结账，他竟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要为在场的所有人买单。我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店老板长时间守在我身边的进一步原因吧。饭菜钱、酒钱、茶水钱以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14个苦力继续喝的酒水钱，另加75%的上涨费（因为是由我这个外国人付账）共3.63元。75%是额外支付的部分，老板将它分摊给了苦力们。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分摊的份额足够支付他们明后两天的生活了。

难道就因为这样，你就认为这些苦力是一群不好的、不会言谢的人吗？你付了钱就会感觉受骗了吗？不！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不应该来到中国，来了你就会成天生闷气。其实，中国自古如此，不是他们人不好。

......走过宽大的扇门，我回到了下榻的“大和酒店”。酒店大厅仍然灯火通明，还有人坐在里面悠闲地喝着威士忌酒、鸡尾酒。在这里，一杯饮料的价格几乎就是今晚我为苦力们付掉的整个餐饮费。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Good evening，张小姐，您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我用调侃的语调开心地向几天前在舞厅里认识的张小姐打着招呼。人就是这样，从一个世界迅速地转换到另一个世界，马上就能装扮出另外一幅嘴脸。如同从黑暗中一下子登上明亮刺眼的舞台，我滑稽地、迟钝地眨巴着双眼......

在“远东瑞士”承德的新公路上

只要客车驶进乡村，总会引起当地妇女和儿童们的围观。他们的感受与百年前欧洲人第一次看见火车一样，既难以想象地感到新奇又阴森森地感到些许恐惧。不过，这里的人们肯定要比我们的祖辈在初始阶段能更快地适应科技时代的先进技术。因为，在欧洲，技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像器官的生长一样，，是一个缓慢而又缓慢的过程。而在这里，眼前的新技术似乎一夜之前就拿了过来，强制性地。运用新技术是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义务，是政治，是日本人——远东“美国人”的政治。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农民是不可能推动这种技术进步的，他们对技术法则的一些基本概念都还一窍不通。即便是自己的语言，他们中也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读能写。因此，面对先进技术的突然而至，他们拒绝、恐惧，甚至表现出敌对的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这些发展还是他们不喜欢的日本人引进来的。不过，对于一个贫穷的、缺乏抵抗力的民族，不满意又有何用呢？

远东正在觉醒，会逐渐生长成为一股强权势力，它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今天还不能确切地估量，但我们可以预料。如果我们翻开远东的历史篇章、读到关于地球上这一地区众多伟大人物的表述，数百年前，不是有一位强权人物统治着这整个世界吗？他不一样没有掌握现代技术吗？在世人眼中，他统治的这个帝国，难道不曾是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吗？

不过......直到今天，这里的乡村一切都还是祥和安泰的。

小小的罂粟种植园

在中国内地旅行，您不用匆匆忙忙。天上的太阳就是钟表，日子就像广袤的田野一样，一望无垠，没有尽头。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囿于这种命中注定的安宁，按部就班地打发时光。外来的游客也只有从这份与生俱来的安宁中学会理解这个国度：在他们深层的、真实的生活中，在他们乐观的、不气馁的性格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哪些大部头的历史教科书、政治性社论或上海统计表中学到的东西多多了。纸上的东西，之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大众（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国家！）的现实，很多方面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行船前往长城

长城的作用是抵御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入侵，也就是抵御在第一世纪编年史上被称之为东胡和匈奴的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入侵。据称匈奴是蒙古人的祖先。

不过，长城也只能暂时地抵御外侮入侵。4世纪，匈奴人抓住了两个中国皇帝，并强迫他们的继位者将京都南迁至长江岸边上的南京，即今天中华民国的首都。4世纪至6世纪，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统治了中国北方，京都在今山西省的大同，后迁至今河南省的洛阳。之后7世纪、8世纪、9世纪又是汉族人统治的唐朝。在下一个世纪，满洲人的先人契丹人占领了中国至黄河边的大片疆土，建立了辽朝，京都设在北京。又经过两个世纪以后的12世纪，辽人被满族金人（女真人）推翻，国土面积延伸至长江边上。在此朝代后，大蒙古建立元朝，统治了全中国，成吉思汗的征战扩大了疆域，最后由他的儿子忽必烈完成了全部的统治。这是第一个蒙古人当上了中国皇帝。他的后代持续统治了这一偌大疆土134年，在世界历史上被视为最大的疆土。忽必烈曾入侵欧洲，他的部队曾站在了欧洲的疆土列格尼兹上。

站在北平的城墙上

“其实，一个花瓶的真正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它的实际存在，而在于它的形态和造型，在于它独一无二的形式，它只能是这个样子，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天道、天意，人是无法探明究竟的。生命本身不是鲜活的，鲜活的是形式。艺术就是这样，是关于形式的。艺术，供人们欣赏，它将事物的瞬间美化定格，与永恒的、无法探究的上天意志之法则，与‘宇宙的泡沫’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艺术道明了真理，但它本身却不是真理！

“只要人还没有放弃，没有意外地成为一块碎片，那他将始终拥有上天的本质和天性，他就是艺术品中的一个合格的、隶属的部分，是与之和谐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物质。这就是生命的智慧。

“只要花瓶还一直被一个中国人视为可以信赖的命运象征，我就会一直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不会垮掉，不会失去意义，不会失败。”

我深深地感觉到，要真正理解这位年迈的、曾经为皇帝鞍前马后效劳的前清官员关于他心爱的花瓶的一席话，甚至要比理解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著作还难。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寂寞孤独的中国老人，寂寞得像穿过云彩高高在上的峰尖。

“回家吧！”老人催促着我。

落日像一轮红色的圆盘还悬挂在北平西山的上空，故宫屋顶上的琉璃瓦在余晖中闪烁着落日前的最后一道耀眼的紫光。

北平，梦幻般的“不朽之城”，在我的眼前静悄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