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触碰的领导舒适区
乾隆五十五年,爱新觉罗·弘历结结实实地开了一次外挂。
事情缘起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的一纸奏折。
尹壮图在奏折中言道：“各地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中颠扑不破的潜规则，而尹壮图却在奏折里了得罪了几乎全国的省部级领导，对地方干部作风建设、干群关系也是全盘否定。这封旨在要砸无数大员饭碗的奏折，在万马齐喑的乾隆晚期，算得上一鸣惊人。
而尹壮图之所以敢于揭开乾隆盛世一床锦被遮盖下的败絮其中，是因为他“各地督抚声名狼藉……商民半皆蹙额兴叹”的结论直接源自于对直隶、山东、河南、湖广、云贵等省吏情亲身所见，所以在奏折末尾，尹壮图颇为气壮地建议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往各省秘密调查亏空。
事情至此，可以说尹壮图是把后半辈子的官运和人脉都押上了，但是白日偏偏不照吾精诚，乾隆览奏大怒，斥责尹壮图并无实据而道听途说，妄图否定乾隆盛世成果，视御宇天下五十年，造大清极盛之世的一代令主，为臣下肆意蒙蔽玩弄的庸主昏君。
乾隆决意要摧毁尹壮图。直接原因无他，只因尹壮图结结实实地触碰了乾隆的心理舒适区。乾隆自然不爽，非常不爽。
而作为御史出身的尹壮图，则估计没怎么好好研习前辈名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
某种程度上，《三习一弊疏》也可以叫作《论领导心理舒适区的养成》。
乾隆元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向二十五岁的乾隆，上《三习一弊疏》。孙在奏疏中非常细致的描述了作为领导，是如何渐渐在感官享受中沦陷而不能自拔的。
所谓“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沤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大致翻译一下就是，领导讲话得到的永远是一片称颂，耳朵听惯了，就只能接受奉承，直言则逆耳反胃；下属各种谄媚恭敬，眼睛看惯了，就只能接受奴才相，稍微有点性格看不顺眼；意见反馈永远是自己正确，内心习惯了，就只能接受被追随追捧，对不同意见反感厌恶。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事实真相如何已经无足轻重。领导的理性认知并不见得被完全蒙蔽，只是基于习惯，心理舒适区的面积则不停扩张，一旦被触碰，理智休眠而感性先行，机体自发性产生一系列防卫。再往后发展，理性服从，乃至服务于感性，甚至可以有条不紊、逻辑严密地生成反击措施，类似于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此外，按照孙嘉淦的说法，领导心理舒适区的养成和扩大，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
事实也的确如此。初登大宝的青年乾隆，不久以前还是以皇子身份面对冷峻严苛的父皇雍正。清室家法严重，弘历必须保持谨言慎行、深自谦抑的状态。即位之初，要完成从皇子到皇帝的角色转变，才刚刚上路，而臣子的逢迎谄媚浪潮，也尚未汹涌袭来。所以面对在雍正朝就已经政声卓著的孙嘉淦，自当尊重荣宠，而对于孙嘉淦的奏疏，则心悦嘉纳，孙也由由此升任刑部尚书。
虽然臣下经常恭维皇帝万寿无疆，但恐怕孙嘉淦本人也始料未及，乾隆竟可以在位六十年，直追圣祖康熙。实际执政时间则长达六十三年有余，三代以下，无出其右。
凭借父祖打下的坚实基础，加之自身能力强，乾隆只手将康乾盛世推向极致。而与乾隆盛世相伴始终的是，臣下们逢迎谄媚绵延万里，奴颜婢膝滔滔不绝，俯首从命前仆后继。而乾隆本人的心理舒适区，也从最初皇子时代的几个平方，不断膨胀扩大，乃至到了震古烁今的规模。
乾隆四十五年，皇帝发布《御制古稀说》，把自秦始皇以来年逾古稀的几位皇帝（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作了一次纵向比。得出结论是元世祖、明太祖作为创业之君，武功赫赫，但是文治就一般般了。而另外四位则要么偏安一隅（宋高宗），要么功过参半（汉武帝、唐玄宗），要么国破身灭（梁武帝），根本摆不上台面。
而作为守成之君，在武功方面乾隆到底是不甘落后于元世祖、明太祖。乾隆五十七年，又作《御制十全记》，把执政以来的军事成就总结为“十全武功”，自己则自诩为“十全老人”。
然而，这“十全武功”（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受廓而喀降，合为十）却是注水猪肉，颇多牵强附会。比如大小金川弹丸之地，合族人口不过数万，而清廷投入兵力数十万，阵亡将士则三万有余，耗费国帑七千万两以上。而因作战不力，川陕总督张广泗和军机大臣、大学士讷亲这样的朝廷大员也被法办处死。
乾隆未必不清楚自己“十全武功”到底注了多少水，正如对吏治的败坏，其晚年清明在躬时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而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闽浙总督陈辉祖、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等贪污大案，动辄以百万计，且往往是通省上下其手，更呈现塌方式腐败，令皇帝对吏治实不敢抱以过多期待。
但当尹壮图真切地把这个事实摆在龙案时，乾隆则毫不犹豫地把“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皇帝职分抛在脑后，代之以拒谏饰非全面践行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中所总结的定律，并组织全国督抚，有力地开展了一场旨在保卫其心理舒适区的总动员。
论性格的刚愎忌刻，乾隆尤胜乃父雍正，一如尹壮图所请，他指派满洲大臣户部侍郎庆成带同尹壮图成立巡视组，对各省开始盘查。而启动调查之前，则以五百里加急提前通知地方提早准备。
又唯恐地方官员不能体察上意，乾隆明发诏旨，申斥尹壮图沽名钓誉，所以要借助此次“盘查”，一方面证明全国督抚都是清廉自守的好官，亿兆臣民都在沐浴皇恩，并感恩戴德；一方面，要坐实尹壮图的妄言乱政之罪。
这基本上就等同于皇帝与举国官僚通气共谋、开挂作弊，旨在玩死尹壮图。
后来的结果也极其无聊，庆成巡视组每到一处，宴饮吃喝数日，然后走走形式，到府库中做做盘查状；而地方官员则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完美应付；至于尹壮图，则是走一路，忏悔一路，不停地向皇帝服罪乞恩，恳求回京治罪。
这自然是一场闹剧。乾隆的手法殊无新意，几乎是照搬当年雍正对曾静的路数，以向皇帝低头认错状，作全国巡回展览。只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曾静是鼓吹反清，而尹壮图一片赤诚，却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
穿越尘封百年的历史，似乎能够听到彼时尹壮图胸中万千羊驼的嘶鸣。
经此一场，尹壮图彻底对乾隆死了心。两年后，以尽孝养母为由，辞职回乡。自此直至嘉庆四年，方始复出。而彼时，乾隆盛世早成过眼云烟，嘉道中衰则颓然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