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某类老男人的典型样本

——为什么首先提防那些经历革命、又搞文艺的男人？

1.

一个人有没有经历那场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倘若他还在人生的成长中途，被迫卷入那场革命，影响对他会更加深远。革命在成年后发生，还是正好在成年时发生，这又有了本质的差别。是那些在15岁到20岁之间被卷入那场革命的人被真正摧毁了，即便后来他们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事，但内心的魔障永远深钴于他们的心中。

我们都知道，15岁到20岁是一个人成长最为关键的阶段（高中到本科，那些被摧毁的“林奕含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侵犯），思想正当此时成熟，而瓜熟蒂落后的结果被塑造为将影响他们一辈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丝毫不是说这些凶手因为遭受过革命的摧残，就不再有再次变为好人的可能，而是说他们内心的道德尺度由于革命已然遭遇根本性的摧残，即便能凭借后来的毅力与努力，让自己回复原先自然发展的状态，他也已经是不同的人了。

这表现在那个革命年代对真与善这两个本真价值的毁灭。一个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他所目睹的是一个仁义颠倒、真善尽失的社会，这是一个由谎言与暴力建构起来的荒诞共同体。如果不幸他还当过红卫兵或参加过类似活动的话，他的内心恐怕更难洗去这块污点。其结果反映在他人生后续的方方面面，尤其当这人勾结权力、排除万难不断向上爬升后，情况更是如此。他所使用的正是在革命年代自然养成的如何向权力献媚的各种计谋。

2.

实则可以举电影领域的例子来说明人心如何在革命十年中发生了质变。他们都是受害者，这里没有丝毫指责的意思。但倘使他们以在受害过程中学会的“为人处事”之道再去伤害其他无辜的人，那么这种被伤害便不值得给予任何同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影第五代基本上属于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这一代划分的起点是这些导演们是在革命结束、第一次高考恢复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首批学生。成员我们不必再多提及了，他们为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

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第五代的导演基本放弃了拍摄当下题材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也许是特例，但我们已经写专文说这很可能并不是张艺谋的电影，而是有吕乐的影响），而是从历史和小说中找到故事，然后通过建构寓言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成长时触碰到的问题。张艺谋的电影和陈凯歌的电影莫不如此，不是他们无法拍摄现实，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经历革命年代后的这些人丧失了把握现实（捕捉真实）的能力，他们非常不幸地丧失了真与善的概念，不再能从真实的生活中直接发现（这要等到第六代了），因而只能借助于电影构筑的虚假之美来弥补真与善的缺失（《英雄》、《妖猫记》）。

我觉得，这就是根本的问题。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普遍丧失了把握真与善的能力，转而从美中抓住那根救命稻草。这也就难怪那些从事美的领域（文学、影视、艺术等文艺工作者）是发生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重灾区，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将美摧毁、放大乃至变形来帮助他们变态地填补真与善丧失后的真空。美作为中性的、无辜的概念，在他们心中，成为了“提升”自己的唯一出口。而且对于这帮老男人来说，革命年代导致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的丧失，青春于是成为他们终生的遗憾。而能让他们重新体验这种青春之美的机会，很自然的就会是与年轻的女孩发生性行为，侵占那些最为美好的肉体、侵占青春，来让自己“返老还童”。这当然是无比变态的心理了。

3.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搞中文的老男人？其实不只是中文老师，同样还有作家，那些舞文弄墨的老式学者。我想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中，林奕含已经给出了一个准确的答案。林奕含所思考的，正是如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从“仁”“义”传统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国文老师会如此寡廉鲜耻，作出这般恶劣的举动，并毫无羞耻心？整套儒家礼教规训不是教育人做一位谦谦君子吗？我觉得，这里除了有一种儒家文化在西方商业文化侵袭后导致的变化外，与儒家文化自身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自身所产生的变质也息息相关。儒家的礼教不再如孔子最初所设想的是实践仁、义的内在准则，而变成一套矫饰、营利的外在工具。想一想两千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形象，有多少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太少了。在皇权极度集中的社会体制下，要想安然活命，必须学会一套处事计谋，来泯灭自己的自然人欲（“吃人”的社会如此诞生）。李国华如此，沈阳同样如此，“诗书礼易春秋”、“唐诗宋词”成为了他们编造”花言巧语”的手段。

不是说搞中文的人就天然低劣，绝对不是；而是说因为他们长期浸淫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些人只学到皮毛，或只当敲门砖高升，及专研此门没有其他学科知识互补），少部分所谓的教师学到的不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多是使用词语的表面功夫。这样当他们在勾引学生的时候，就会想当然地使用极不入耳的文雅语词来迷惑学生的内心，让她们翩翩然，李国华如此，沈阳也同样如此。但如果一个人对词语本身在音色上的营造远远超越对词义自身的理解（这正是“文学性”的概念），那么很可能词语在他们手上只会沦为编织谎言的手段，而不会意识到这些话其实有多么的恶心。这同样波及到一些蹩脚的末流诗人，因为在不断磨炼、玩弄词语后，对语言的敬意最终可能淹没在功利主义的企图下，成为一副行骗工具。

沈阳成为了说明以上这些内容的最佳案例。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写下的自传中看到，他在15岁时赶上了那场革命，并持续到他的25岁。这十年无疑是他人生中最为关键的十年，他最终所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这场革命的摧残绝对有本质的联系。然后他开始在军营干各种活计，一路往仕途爬升，最后又重新考取中文系研究生。我想那些在革命年代后重新爬起来的人是需要尤其警惕的，他们在环境的胁迫下如何学会了和权力合作、获取个人利益的本能。而自传文章中满目的“引号”，不是说展现出了沈阳有多少文学才华（相反没有），而是说明他懂得如何用传统文化和文字来矫饰自己，将自己伪装成博览群书的读书人。而他在黑板上写下的那些露骨板书，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搞中文的人在不断玩弄词语后，道德感可能减损到何种程度。他们会脱离处身的现实世界，进入到文字构筑的虚假空间中；在这处虚假空间，他们不再遭受内心投射来的道德衡量，再加上他们早已在革命年代丧失真与善的概念，这种道德感几乎可以减损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