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可以”媚俗“，但不该失去形而上的扣问和形而下的关怀——有关奥罕-帕慕克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理由是，他“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有人认为，奥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出版。文学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大师相提并论。 但他的获奖也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诺贝尔奖存在政治倾向的质疑，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获诺奖，不是因为他的创作，而是因为他的言论。
在帕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普通读者对帕慕克了解并不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那么帕慕克的创作是真的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相匹配，还是诺奖再一次出于政治与文化上的考虑，将文学奖授与一位并不高明的作家了呢？毕竟这样的事儿，在诺奖文学史上不算稀罕。
其人、其文、其事
奥罕-帕慕克，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工程师世家，因此按预期进入伊斯坦堡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之后他又选择念了新闻学，以代替兵役。从1974年开始，帕慕克决意以小说创作为其志业。 197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得到《土而其日报》小说首奖，并在1982年出版，1983年再度赢得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这使得他的文学生涯有了一个相当好的开端，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几部作品，《寂静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黑书》（1990）、《新人生》（1997）、《我的名字叫红》（1998）、《雪》（2002）、《伊斯坦布尔》（2005）。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奖项有缘，其中《寂静的房子》于1991年获得得到欧洲发现奖；《白色城堡》荣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黑书》获得了法兰西文化奖；《我的名字叫红》获得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伊斯坦布尔》于当年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
应该说，奥罕-帕慕克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在2003年访问台湾时，他自谦说四十年来，只写七部小说。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创作一部作品常常耗时几年功夫，方得完成。例如《我的名字叫红》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前后用时长达近十年。但也许正是这种精雕细琢的创作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每部都会成为精品，每部都受到读者的欢迎。
与一般当代文学家的作品“叫好不叫卖”的情况不同，帕慕克的作品，不仅频频得奖，而且每部都会成为畅销一时的书籍。他的《新人生》一书，是土尔其历史上销售最快的书。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与他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他的作品大多关注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众所周知，土耳其地跨东西方，受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双向影响，土耳其人民生活深切地体会着两种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这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帕慕克的作品正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土耳其本国，“帕慕克等同于摇滚明星、精神导师、诊断专家和政治评论家：土耳其大众读他的小说一如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正因为他的创作跨越两个世界，使得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国外也获得认可，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安德鲁·芬克认为帕慕克“是土耳其这一代小说家中，能够置身欧洲文学主流的第一人”。帕慕克的作品之所以如此被读者所喜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采用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这使得他的作品，更易于被读者所接受。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使他的作品，有了“媚俗”的一面。有人甚至认为，之所以2005年的诺贝尔奖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终没有授予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小说太好看了，太流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小说的思辨性。
同时，帕慕克本人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美国《时代》杂志就把他放在了“英雄与先知”的先列中，而不是“文学与艺术家”的行列中。但保守卫道人士则认为帕慕克常常扭曲本真现实，违背伊斯兰教传统教义，甚至是以西方的民主、人权、世俗主义为准，忽视伊斯兰社会的独特性，以至于常有“谬误”的再现或批判。但这种批判大多基于他的言论而非他的创作。1989年，在伊朗精神领袖何梅尼对《魔鬼诗篇》的作者鲁西迪发出“教杀令”之际，帕慕克第一个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认为，作家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言论的自由。当时土耳其国内也不过生了对《魔鬼诗篇》译者的抗议活动，并发生了37人被烧死的惨剧。帕慕克的辩护活动，招来了很多土尔其人，特别是伊斯兰信徒的不理解。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2005年2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三万名库尔德人和一百万名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的土地上被杀害，他的这番言论，引发政府不满，并被政府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告上法庭。据称，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亚美尼亚等国认为，这是20世纪第一场种族大屠杀。土耳其的历届政府都否认此事，认为这些人死于奥斯曼帝国瓦解时的内战，并且认为数字被夸大了。而那三万名库尔德人，则是指1984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分离主义游击队展开的战争中死亡的库尔德人。帕慕克在公开场合的评论，使得他很难被民族主义者所理解。但土耳其法院对帕慕克的指控却招来了西方观察人氏的不满，认为土耳其政府有限制言论自由之嫌，并对帕慕克表示声援。就是此时，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据此认为，他获奖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言论；他获奖是因为他贬低了自己民族的价值观。
《我的名字叫红》：一个书写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文本
1998年，帕慕克发表了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这本书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他也这因部小说获得了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即奖金高达10万欧元的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这部小说，还为他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当初有人认为，帕慕克的这部小说近乎完美，就只差诺贝尔奖的荣耀了。最终，帕慕克终于获得了这份荣耀，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的这部小说，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这部小说的故事内容主体是非常简单的。故事发生在1590年代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为颂扬自己的帝国和自己的生活，秘密委托人为他制作一本伟大的书。四位当时最优秀的细密画家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齐书。同时，离家十二年的青年黑，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迎接他的除了当年他曾深爱着的女人的爱情外，还有接踵而至的谋杀案。在书的绘制过程中，一位画家被谋杀了，并被抛入深井之中，小说就以这位被杀画家死后的独白开始，以谋杀案的最终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为结束。
在谋杀故事中，还穿插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青年黑当年因为追求姨表妹谢库瑞失败，远走他乡，十二年后，当他再次回到故乡伊斯坦布尔时，谢库瑞已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那个军人丈夫上了前线后，没有再回来。二人再见相见，爱情被再一次点燃。
无疑，这本小说的主体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俗套不过的探案推理故事加爱情故事的模式。这样的故事，使得这本小说，具有了大众文学的成分，有人因此指责他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因为与大众文学的接近，使得帕慕克的这部小说，拥有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帕慕克虽然用了这样一个俗套不过的故事框架，但表现的却是他对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的深度思考。谋杀案的发生与情感，与个人恩怨无关，背后操控着谋杀与死亡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坚守传统细密画的画师对西方影响（在小说中具体指来自威尼斯的影响）的反抗。就这样，灵魂圣洁的人做出了罪恶的勾当——杀死了自己的同事。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讲，帕慕克通过个故事，表达了对自己的祖国，特别是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和文明的地位、属性与未来发展的思考。这是一个现实的，急待解决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土尔其，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国度，伊斯担布尔，一座作为联结东西方的桥梁的城市，应该何去何从？弃绝传统——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靠向西方？亦或是立足传统，强调自身文化与文明的东方属性，与西方划清界限？以此为背景进行文学书写的帕慕克深切的感受着异质文化与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探索着这个国度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涵，这个民族的精神实质，同时也就是在探索着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内涵。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这个俗套的故事，充满了哲思。对画风的选择，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信仰的大问题。一位老细密画画师曾说，绘画的真正用意在于寻求安拉的记忆，从他观看世界的角度来观看世界。这就再清楚不过了，也就是说，不同的画风体现着不同的观看世界的角度，也就体现了对安拉的不同的记忆。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画师们对画法、画风的选择与斗争，也就是不同信仰间的选择与斗争。由此可见，这个故事，就是对个人存在（画师个人以及他们个人的喜好）与群体精神（信仰的取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探究。同时正如，帕慕克本人说的那样，对画法与画风的选择，代表的是不同的观看世界的角度与方式。西方的审美方式代表的是个人角度的观看，而传统伊斯兰绘画的审美则是通过神之眼在看，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读解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思考了，人与神的关系这样纯粹的形而上的问题。
在艺术方面，《我的名字叫红》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其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一具尸体、一只狗、一个凶手、一枚金币、两位恋人、一棵树和红色都成了这部小说中平等的叙述者，通过讲述他们的经历和观察，不断地向我们透露一丝丝线索，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诡谲、阴郁的故事。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无疑制造了重重悬念，很好契合了这样一个以凶杀案为主体的故事的氛围。当然，这种叙述方式是与作者对世界的形而上思考密切相关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章，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世界。”这种反透视法的观看世界的方式，与作品中的关键内容——细密画——正好形成了呼应。视角的频频转换在许多作品中都有，但能使这种叙述方式与所要表达的内容和理念如此完美地统一的，却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帕慕克找到了叙述这个故事的最合适的形式。
如我们所知，任何文学作品如果失去了对形而上问题的叩问，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注，哪怕它再畅销，都只会成为文学历史上的过眼云烟，最终会在时间之流中，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同样，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多么充满哲思，如果它失去了读者，那么它只会被束之高阁。曲高和寡并非必然，关键要看作者的功力如何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得不对奥罕-帕慕克表示赞赏，他具备把文学的狡计完美地融入易读的故事中的叙事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