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讀後（转）
真實居士的真實言(代序)
--------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讀後
丁小明
萬歷十五年，秀水人（今浙江嘉興）馮夢禎去官歸里，閑隱於西子湖畔，並開筆寫下了長達十九年之久的個人行年錄——《快雪堂日記》。晚明萬歷朝是中國歷史上特別復雜的一個時代。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垂朽共存，專制強化與個性的解放思潮的興盛同在，其間復裹挾着前所未有的社會文化的淘洗激蕩，以及思想界、文學界的驟然轉捩。置身於這樣一個“令人振奮或戰栗”的時代，《快雪堂日記》的內容自然異常豐富，文學、藝術、佛教、經濟等異質卻是相關的內容在真實居士的筆下同臺竟演，而馮氏所記所載的各種親身經歷又無不是他那個時代種種變革的生動寫照與縮影。日記的作者馮夢禎，字開之，號真實居士，萬歷五年（一五七七）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後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著有《快雪堂集》六十四卷，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二為日記部分。黃汝享在《快雪堂集敘》中云：“別有日紀若幹卷，隨事漫識，取適臨時，應手疾書，不避淺俗，而自有意表之辭、物宜之象，如點滴甘露、鋸屑寒玉，尤足珍焉”[1]。考之日記，《快雪堂日記》既是馮夢禎在萬歷年間“點滴甘露、鋸屑寒玉”的私人留真薄，又可謂一卷“隨事漫識，不避淺俗”的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浮世繪。
閑適吟
《快雪堂日記》中所記的既是始自萬歷十五年馮氏歸隱林泉的過程，也是馮氏不斷建構理想生活意境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最終落實就是他用半生的精力實現了在孤山建造別墅的計劃，從日記可知，馮夢禎的建造別墅的意義與我們今天略有不同，他的目的與房產的擴充無關，讓他激動不已的只是他能規劃並親手創建自已理想的生活意境。
那麽馮氏理想的生活意境又是什麽呢？關於這一點，丁元廌在《快雪堂集序》中有一段可作啟發的文字，他說馮氏：“晚年小構孤山，一亭一榭，楚楚動人，花晨月夕，鳥啼客散，此先生所獨往之候也”[2]顯然，這是一種完全閑適的生活意境，完全從世用中放逸而出，讓“性靈”弘揚於世界，獨對四時風景，極目煙霞空谷，遊心禪意道旨，避負重而輕雋，舍物障而無跡。在西湖水光山色映照之下開闊天地中，晚年的馮夢禎似乎更願意做著一個息焉遊焉，沒有警惕，沒有煩慮，長吟短歌，咨嗟賞嘆的閑人。
《快雪堂日記》所記的內容以馮氏的閑隱生活為主，這個生活空間既是以書畫古玩、書籍、園林、戲曲、茶酒之類的非實用性的物為基礎的私人空間，更是一個可居、可遊、充滿詩意的文化審美空間。從《快雪堂日記》可見文人書齋生活到了馮夢禎時代，已發展成一門極精致的藝術。馮氏自述其書室十三事日：
“家常五事。……除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三事。隨意散帙，焚香、淪茗品泉、鳴琴、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弄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觀卉木、識奇字、玩文石…….”[3]
馮氏的日常生活內容充實豐富，書齋內外的種種富有審美意趣的休閑活動構成了其雅逸多姿的休閑生活形態。《快雪堂日記》中所涉的藝文休閑與優遊山水的士人閑居主題，既是晚明一代的時代心事，也是馮夢禎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精神關目。鑒古、遊歷山水等子項相匯，不但纂集成馮氏閑隱生活的閑賞之吟，更從一個側面瞰看晚明士人璀璨的生活文化底色。
一、 鑒古----以《江山雪霽圖》為中心的考察
鑒古與收藏，本是傳統中國士人階層真賞生活的主軸之一。鑒古之風盛行的萬歷年間，文人閑居生活又常常與書畫鑒藏聯系在一起。馮夢禎本人亦深嗜此道，關於這一點，《快雪堂日記》可以為證。
馮夢禎在書畫史上一直享有鑒藏家之名。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收藏了《江山雪霽圖》這張名畫，這是那個時代屈指可數的幾張王維作品中最有名的一張，也是繪畫史上公認的最有可能是王維真跡的畫作。馮夢禎何能得此名跡？從此畫馮氏的跋語中我們可以略知端倪：
“吳昆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鐵櫪門閂，或雲漆布竹筒搖之似有聲。一日為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予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往。因閉戶焚香，屏絕他事，便覺神峰吐溜，春圃生煙。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室，飽閱無聲，出戶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真實居士記於南翰林院之寄樂亭。”[4]
也許這就是冥冥之中人與物的緣分！馮氏能得此名跡，純屬偶然。同時，馮氏對此畫的鑒賞亦有一個感知與認識的過程。從起初的“予未深信”與接着“翻閱再三，不覺神往。”到反復品味此畫的細微妙處：“因閉戶焚香，屏絕他事，便覺神峰吐溜，春圃生煙。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最後馮夢禎終於確信 ：“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這種“神與物遊”鑒賞境界被馮夢禎描摹得呼之欲出，當然，他從品鑒名跡中得到的快慰也是超常的。“飽閱無聲”之後，便是“出戶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一件藝術品能給人這樣一種逍遙塵外的精神享受，無怪乎鑒古之趣、清玩之歡被晚明士人視以為性命至樂。
從這段題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馮氏開始品鑒《雪霽圖》時幾乎是一種完全私秘個人行為，他並沒有與友朋一起分享這種品鑒名繪所帶來超常的快慰。究其原因，恐怕與他起初亦未深信此畫為王維真跡有關，摩詰畫後世極稀見，就是鑒藏大家董其昌也曾發過這樣的浩嘆：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峰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李唐後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堪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惟一本真，余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偽者見過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況右丞跡乎？”[5]
北宋畫家之畫北宋時人都不得多見，況乎唐人之畫？又況乎去北宋五百余年的晚明士人呢？彼天地何能獨厚我馮氏哉！馮夢禎的謹慎與保守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不過，一旦馮氏得出“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的品鑒結論後，這種私秘性的品鑒空間就出現了拓展，馮氏開始與來訪的友朋一起欣賞這張稀世之畫，收藏者與品鑒者之間開始有了最初的互動，而且越往後就變得越有趣。
《江山雪霽圖》第一次出現在他日記中的時間是萬歷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馮氏寫下這樣的記載：“…與客同披王維《江山雪霽圖》”[6]，七天後的日記中又記“周書宗來，寓齋中。午後同觀王維《雪霽卷》”。[7]這個時間距他收入此畫的時間已有數月之久。由此，《雪霽圖》進入一個“同披”與“同觀”的公開展示階段，雖然展示的地域範圍僅限於馮氏書齋中。
作為一件馮氏確信的“摩詰真筆”，被眾人所知，只是馮氏公開展示的目的之一，箧中有如此巨跡而人不知，豈不如錦衣夜行一般！显然，他的目的絕不止乎此，他更重要的目的則是要人認同他品鑒結論：這畫確的是稀見的摩詰真筆！只是，《快雪堂日記》中並沒提起他在公共展示階段與他同觀此畫的友朋們的品鑒意見，似乎馮氏並不在意他們品鑒意見，那麽馮氏在乎誰的意見，他的這種公開展示在求誰來認同呢？其實這個答案大家都知道，《快雪堂日記》中也有明確地記載：萬歷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有條記：“得董玄宰書。借王維卷閱。亦高興”。[8]《江山雪霽圖》終於引起了當時最權威的鑒賞巨子董其昌的註意，而且是遠在北京的董氏親自修書欲借觀而後快之。董氏的信是這樣寫的：“朱雪蕉來為言，門下新得王右丞《雪山圖》一卷，大佳。…今欲亟得門下卷一觀。仆精心此道，若一見古跡，必能頓長，是門下實成之也。”董信寫得極為得體，為研習而欲睹名跡之心懇切可見，措詞又婉婉動人。得到董氏借觀的書信後，馮夢禎立即慨然相借，如此迅速而大方，顯然不是因為董氏的這封措辭得體的書信。歸根結底，是因為馮夢禎確信，一旦能得到董其昌的認同，不但他這張畫會名留後世，他個人的鑒賞博雅之名亦能與畫俱傳。馮夢禎既然大方地割愛遠借此畫，按理董氏就應該投桃報李，盡量給馮夢禎一個寬心的品鑒結論，其具體品鑒結論到底如何呢？萬歷二十三年十月之望，在馮氏收到董氏借畫之信二月以後，董氏清齋三日，極為莊重地拜觀了馮夢禎割愛相借的《江山雪霽圖》，並寫下一篇長達五百余字的跋文，這也是一篇光標繪畫史的重要文獻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多不皴染，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法大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林塘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蓋大家神上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為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謹，相傳真本在武林，既稱摹本，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閑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為學王維。或曰：何以知王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為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至董巨李範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金陵有王維《江山雪霽》一卷，為馮開之宮庶所收到，亟令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幀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睹其跡，但以心想之，果得與真有合，豈前身應入右丞之室而親攬其磐礴之致。故對結習不昧乃爾耶！…萬歷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十月之望，秉燭書於長安旅舍”[9]
董其昌為一代之山水畫宗師，其過眼既富，鑒識更高，凡書畫只紙，經其品題，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遑論董氏在此卷上累累五百言而揄揚不休也！而董氏之所以連篇累牘的長題，其根本者，則是這張《江山雪霽圖》的畫史價值，董氏在題跋中激動地指出此畫才是存世摩詰真筆，在這之前他所見王維畫，包括大收藏家項元汴的《雪江圖》，都不過聊備一格的署名之作而已。而董氏此跋的另一層深意，則是褒揚馮氏的品鑒之力與愛物之心，香光欲借觀此畫，開之則“珍之如頭目腦髓”，如不是董氏名高識巨，恐不能致也。言下之意，非真鑒者不能如此，而能如此者，董氏能不引為知音乎？
與馮同時代沈德符在其筆記《萬歷野獲編》中亦云
“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幹雪意卷》，…馮開之為祭酒，以賤值得之。董玄宰太史一見驚嘆，定以為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見，李營丘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贊譽不容口，以此著名東南。”[10]
董太史一見驚嘆，定為右丞得意筆。這無疑是對馮氏品鑒結論的最好肯定。而董氏作跋後的效果則是：以此著名東南。這里的“此”絕不是僅言《雪霽圖》而已，顯然，馮夢禎的鑒賞家之名亦著名東南矣。馮氏割愛遠借，董氏投桃報李，定為右丞得意筆。似乎這一切都已圓滿而皆大歡喜。但鑒賞者與收藏者的互動並沒有就此結束，從《快雪堂日記》看，慕名而至的品鑒者絡繹不絕，而馮氏的日記中所提到的品鑒者既有選擇，措詞也變得耐人玩味。從董氏歸還此畫與馮後，第一個品鑒者是陳崇訓，時間是萬歷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記是這樣記的：“陳崇訓來別，索觀余《雪霽圖》。” [11]朋友來告別，提出了要觀賞《雪霽圖》，作為一種特別的禮物，馮氏滿足了朋友的要求。而此後關於此畫的記載，都是朋友遠來，要求“索觀”此畫的記載，而且日記再沒有出現過“同觀”與“同披”的措辭，由“同觀”到“索觀”的變化，既顯示出品鑒者與收藏者在鑒賞過程中對《雪霽畫》的態度變化，更可見馮夢禎由鑒賞初期的求人認同到後來名跡可居的心態轉化。對《雪霽圖》而言，雖然它聲名在外，但似乎又從公共展示回到馮夢禎“珍之如頭目腦髓”的私秘空間之中。
董其昌似乎一直是個例外。快雪堂落成於萬歷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董其昌在杭州昭慶寺養病，他致函馮夢禎欲借醫書，信劄中還念念不忘《雪霽圖》，其劄雲：《雪江圖》如武陵漁父悵望桃源，閣下亦念念乎。”五天後馮派人給董送去王維《雪霽圖》，《快雪堂日記》萬歷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條記：“雨。送王右丞《霽雪》卷、《瑞應圖》、 小米山水三卷與董玄宰，病中看玩。”[12]董當日再題跋與畫後：甲辰八月二十日過武林，觀於西湖昭慶寺，如漁父再入桃源，一見再見也，董其昌重題”。不論馮夢禎將《雪霽圖》公共展示，還是私藏密玩，董其昌都能自由往來其間，馮氏對他可謂有求必應。起初是因為董的名高識巨，後來恐怕還是以感謝董氏對此畫的揄揚之功為多。
如前所說，《江山雪霽圖》第一次出現在《快雪堂日記》中是萬歷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日記中出現的時間顯然不是他購入的時間，那麽馮氏究竟是何時將此畫收入？關於收藏此畫的時間，徐邦達先生在他的名著《古書畫偽訛考》中提出他的推斷：約為萬歷二十三年。[13]比對日記所載，這一推斷似乎大致不誤。但徐先生忽略了馮夢禎題跋上的一個細節，馮氏的跋語上雖沒有明言收藏此畫的年款，卻有具體的地點：南翰林院，南翰林院即為金陵國子監。從《快雪堂日記》可知，萬歷二十三年馮夢禎已回到杭州，故收藏此畫的時間不可能是萬歷二十三年。時間只能推向萬歷二十三年之前，萬歷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馮氏任職金陵國子監，檢萬歷二十一年的日記，這年馮夢禎收藏了李思訓的《長江六月圖》，但沒有王維《江山雪霽圖》的任何記載，按《快雪堂日記》記錄習慣，如此名跡馮氏是不會漏記或故意秘而不宣的。所以，馮氏收藏此畫的時間極有可能是萬歷二十二年。遺憾的是《快雪堂日記》中的萬歷二十二年的日記已佚。似乎這一切只能以推測的形式而存在了。不過，事有湊巧，在馮夢禎所題跋的另一件唐人山水畫李昇《瀟湘煙雨圖》上我們找到他購入《江山雪霽圖》的時間，此跋如是說：
“李昇《瀟湘煙雨圖》，筆意瀟灑，濃淡有無，含不盡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惜大薄福，不能並召毛嬙、西施，遂任李卷流落。然去合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今歲避暑，驥兒囊致二卷，其一即李昇煙雨圖也，余喜趣發視，如臨瀟湘，如視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供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為快耳，何必為已有哉！書此，不覺十年礙膺之物豁然。”[14]
甲午年即是萬歷二十二年，南翰署即金陵國子監。所以，依據此跋，我們不但可以確定《江山雪霽圖》的購入時間與先前的推測時間相符，當為萬歷二十二年。還可以發現馮氏的鑒藏心態又有新的變化，即從十年前珍之《江山雪霽圖》“如頭目腦髓”，到萬歷三十二年快雪堂落成時所寫下的“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供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為快耳，何必為已有哉！”的豁然通達之語。的確，再多的名繪清玩，都不過是過眼雲煙而已。取諸於天地，最終還會還諸天地。獨樂樂何如眾樂樂？十年前，視《江山雪霽圖》如“頭目腦髓”的鑒藏家是真實的馮夢禎；十年後，寫下“但得常常一見為快耳，何必為已有哉！” 頓悟之語的鑒藏家，亦是真實的馮夢禎。只不過十年後的馮夢禎，無論人生態度，還是鑒古之意，都更為超然灑脫，了去凝礙。
二、 山水癖
宋畫家郭熙在他的《林泉高致》一書中曾說：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觀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 [15]
從塵囂韁鎖中解脫開來，尋找山水清音、林泉高致正是古來文人雅士們所追求的理想。當我們審視明中晚期文人的愛好時，山水之遊亦是他們比較普遍的選擇。與山水貼近，就是於自然貼近，可以借此來超越世俗之累與利祿之慮，而性情之奇美靈秀又往往與丘壑之境會，特別是地處江南清麗之地的山水，更適合這些雋人的青幽之情。在這些往來丘壑的雋人之中，馮夢禎是身影最為活躍的一位。他在《天目遊記》中曾云
“余年始四十，兩鬢如雪，顧其嗜奇山水”，除夕詩云：‘白發從他長，青山到處看’，蓋如實語。二月計報聞，遂為逐客。夫將自逐，而況人逐之耶？海內奇山水有名圖證者，行且一一歷之。”[16]
馮氏晚年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訪山問水，欲尋一方清涼世界。《快雪堂日記》中更是反復記載他的山水之遊，頻度之高幾達無日不記。同時，日記中的山水遊記既是一篇篇讓人養眼怡心的小品文，又具活生生的生活與地輿實錄等多重價值。從日記中可見，馮氏的出遊有兩種，一種是“淺遊”，即馮氏與友朋們徜徉於西湖及其周邊佳山勝水之間，作一日汗漫之遊；另一種是“遠遊”，即在浙西與吳中的清山麗水之中，尋幽訪寂，寄情曠懷。
先來看看他的“淺遊”。
馮夢禎晚年結廬孤山之陽，西湖便成了與他比鄰而居、晨昏相親的風景。對馮夢禎來說，西湖除了“山光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的絕世秀色之外，還是一個充滿審美情韻並讓他終生不倦於斯的精神家園。有識者曾云“西湖即便是初遊,也有舊夢重溫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 , “多數中國文人的結構中,對一個充滿象征性和抽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的確,白居易、蘇東坡、林和靖……順著歷史的遺蹤往回看,多少士人在西湖山水間演繹著各自的戲劇人生! 馮夢禎亦是這樣一個將生命融入西湖的晚明士人。馮氏在西湖山水間飽遊飫看，心靈處於一種自由、舒適的高級休閑狀態，而這種狀態則是促發文學創造的重要契機。所以，《快雪堂日記》中所記的西湖遊記就顯得格外空靈疏越，充滿了幽和閑適之美。
試看《快雪堂日記》中所記他與友朋夜遊西湖的這一節：
“十六，景升來。余羨昨夕月色，景升遂有夜約。午後有雷雨。夜同子晉、季象持臥具出，而月色似為雲物所妒，主人意不怡。余謂當待之自佳耳，登舟良久而雲消月現。湖風揚波不能遠泛，至斷橋而止。劉生度曲，季象吹簫。四山漸明，水燈一片，如繁星墮地。遊船為風雨所阻，無一開者。此夕風景全屬我輩，故自不易。已登斷橋，語笑良久，主人及劉生別去。登舟就寢已四鼓矣。”[17]
草草逸筆，迥然寫出一幅西湖夜景圖，而友朋的度曲與吹蕭，又在山水之外，為其夜遊西湖的文酒之會更添了一層名士的風懷雅致。特別是文中“四山漸明，水燈一片，如繁星墮地。遊船為風雨所阻，無一開者。此夕風景全屬我輩，故自不易。”的精彩語段，不僅詩情盎然，而且以感性的筆觸寫景如繪，將一已的山水情懷巧妙地蘊涵於淡雅而飄逸的敘述之中，真是景亦空靈，文亦空靈。
馮夢禎雅好山水攬勝生活，樂與泉石山水為伍，特別是“遠遊”生活，更是視之為心願、為臭味、為性靈。為便利說明，茲將日記中馮氏 “遠遊”的行程選出其中記載較全的四年（萬歷十六年、萬歷十七年、萬歷十八年、萬歷二十三年）略作統計後發現他遠遊的頻率頗高：，四年中共去了8次蘇州，5次嘉興，3次無錫，越中、湖州、嘉善、宜興、昆陵、蕭山、南京各1次，在外天數共192天，占四年時間的七分之一強，平均每年會有3—4次遠遊，出遊時間短的幾天，長的可達一月，出遊的範圍基本上是以吳中為中心，尤其是以蘇州為中心。
“山水以相遇而勝，以相敵而奇”。馮夢禎山水攬勝的“遠遊”生涯中，尋古訪幽則成其恒定的主題之一。萬歷十五年之後，他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情景中寫下了的大量山水遊記式的日記，這些山水文字為我們拼構成一個“漫遊者”馮夢禎的形象，而這個“漫遊者”每遇奇山異水，又會筆隨景轉，日記中所記下山水文字也異與水光灩灩的西子遊記。萬歷二十一年，馮氏官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職之余，又作山水之遊：
“二十六，晴。早出朝陽門，從大道而東，過孝陵大門。行岡嶺間，稍東，役夫指松林內，此為松林領，內即齊武帝宴群王九日臺，廢址猶存，又東為觀音寺，敬承待於彼，殿有四臂觀音像，像倚石屏，方、廣二仞，厚數尺，石甚瑩潤。永樂初，自高橋門耆闍寺移此，不知何術致之。像前石香、爐花瓶及石座俱擬數百年舊物，雕琢工巧，非近世所有。又數裏始達靈谷，入門，行松逕中三裏始至大殿，前臨萬工池，已涸，又前為堤，堤上大松數十株，更奇古蒼翠。大廳七間，俱磚甓所就。後殿有吳道子畫寶誌像，趙松雪贊，當是元碑，碑陰觀音像亦道子畫，後殿之北為琵琶階，殿址猶存，而殿已廢，右為寶誌塔。五來，余與敬承同陟其顛，審孝陵來龍甚確，左尋徑至八功德水處，殊不足觀。飯於方丈，茂吳始至。晚，步歷松徑至門，升輿而歸。”[18]
此處所記的為金陵城外的古跡攬勝，文筆簡約，樸質自然，平平道來之間，文氣凝練而又不失通暢。金陵，這座別調之城，在馮氏筆下中沒有了西湖那樣嬌美透明的容顏。從“廢址猶存”的“齊武帝宴群王九日臺”，到觀音寺中“四臂觀音像”，再到“雕琢工巧，非近世所有，擬數百年舊物”的“石香爐、花瓶及石座”與後殿“當是元碑”的“趙松雪贊”等諸般白描一樣的記述中，讓我們所感到的只是這座富貴故都曾經的繁華和此時的寂寥。顯然，城市的氣質影響著他的下筆，疏越空靈之感已無，取而代之的是凝重深沈的思古之情。
溪山逸遊，蕭然野趣，無疑是馮氏性靈昇華，神形俱足的精神生活。馮氏將他山水間的諸種心事以遊記之形發為日記，少則數十字，多也不過數百字。其表現形式類小品文，其表現手法則變化多端：或工筆，如金陵之遊，如遇遺世高臥，古意森森，陵園蒼蒼，破敗之中隱隱有崢嶸氣；或寫意，如寫西湖之遊，則如遇美姬，芙渠綠波間有明眸善睞意；或兼工帶寫，如黃山遊記，記黃山四絕：奇松、怪石、雲海與溫泉，如對奇士，如聞異語。凡此種種山水間的勝事化為文字，既籍助於山水，也有得於山水。而《快雪堂日記》這種集日記、遊記、自傳三位一體的山水文字又具有它的別樣之處。首先，這種文字的別處是源於日記文體自然、真實的特質，同時，又暗合於馮氏的為文之道，近而更可理解成是晚明文學“獨抒性靈”的先聲。
提到為文之道，就不能不提到馮氏的文學趣旨以及他在晚明文學中的地位。關於馮氏的文學趣旨，他的門生顧起元《快雪堂集•敘》中有過一段極為重要的辯詞，可助我們結合日記之文來理解馮氏的文學趣旨。他說：
“憶先生丁丑舉南宮第一人，推擇入詞館，於時海內名能詩賦古文詞者，罔不以壇坫而奉瑯琊與新都。蓋觚翰之業，未有能外二氏自為言者。先生雖亦以聲感弇州，而好獨行其意，沈郁淡雅，簡遠沖夷，稱心而言，盡興而止，諷而詠之，有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有余音者，昔昌黎有言：惟古於文必已出。當風流相煸。絡繹奔會之時，卓然以瑜自見如先生者，豈不戞戞乎難哉！……而至格外之韻，意表之致，如月之有光，花之有香，竹之有聲，茶之有味，皆微襲人於眼耳鼻舌之際，使可知而不可言，可攬而不可盡，此實先生之所為孤芳自妍，不與眾伍者也。” [19]
最後兩句猶為關要，而馮氏之所以“孤芳自妍，不與眾伍者”者，顧生雖無明言，明眼者自能看到馮氏為文之道中的“好獨行其意，沈郁淡雅，簡遠沖夷，稱心而言，盡興而止”的文學取向與前後七子是迥乎不同的。
他的另一位門生黃汝亨則更為直接地道出其師與“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前後七子分道之所在。他說：
“開之記、序、碑、誌之文不必一一盡學古法，而簡素夷朗，無近世藻繢襞積之習，其小傳、小記、尺牘、短韻之文，任筆所及，有致有裁，而所譚禪那之宗，遊三昧而戲六通，淡宕微妙，尤宛然蘇白風流也。”[20]
黃汝亨開章明義指出其師之文與前後七子所大不同之處正在於“不必一一盡學古法”，而這種“不盡學古法”的深意，黃生也明道之，馮氏悅禪禮佛，遊三昧而戲六通，其實質是“宛然蘇白風流也”。這種以“取徑蘇白、一任性靈”的文學趣味無疑是公安派“師心向俗”的文學理念之先導。如此，《快雪堂日記》中的山水遊記我們完全可以理解成是開晚明遊記小品文的先河者，馮夢禎也應是明代文學從前後七子時代走向公安派時代的一個重要過渡。對公安派而言，馮氏的為文之道，更具“導乎先路”之功。所以，馮夢禎在晚明文學史上應有他的一席之位。
鑒古之趣、山水之快，尚不足以盡言馮夢禎休閑恬適的隱居生活的全部內涵。此處的用意，是在擇取《快雪堂日記》中所記所載，來佑證馮氏閑適生活的展開，以窺見以他為代表的晚明士人的時代心事。當晚明士人的閑居生活被定調為：“閑、真、奇、雅、趣”之時，一個時代文化與文學也由此開始成型，於是，快雪堂中的閑適生活，便成為晚明士人所向往人間樂土與時代心事。
佛緣
明萬歷年間的文人居士運動即便是放置在中國文化史上來看也是甚為突出的事件。文士信佛之人，比之萬歷之前，不但數量激增，而且對佛學的興趣也更加深入。眾多士人以心學為中介，由儒入佛，由禪入凈。匯同晚明社會的種種物象，禪光佛影在此時居然演為大觀。不過，應該看到，晚明佛教之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首先應歸就於東南佛教的興盛。這不僅在於具有重要斡旋能力與義理闡發能力的高僧、教主多出生、活動於東南一帶，也在於當時眾多由儒入佛的著名居士多為東南籍人及以東南為其活動的舞臺。作為東南名士的馮夢禎，不僅以文章見長，而且通悟佛理，助緣佛事，在東南一帶聲名甚茂。所以，從《快雪堂日記》中既可見馮夢禎介入當時佛事活動的豐富經歷，更可見當時佛事活動的大量事況。
從《日記》來看，馮夢禎與佛結緣、助緣佛事的事跡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聯系僧界，交際各類崇佛人士。晚明四大僧人中的三位雲棲、達觀，憨山均與之有較多的交往。當時的名僧如雪浪、藏密等，亦與之過從較密。尤其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住寺或走遊之僧更是長期地與之有往來關系，在居士當中，其交遊較多的東南名流則有虞淳熙兄弟、陸五臺、黃貞父、屠隆、唐元征、管誌道、顧源、袁黃、董其昌、潘景升等，這些信佛者相互間頻繁的穿插往來，遊動不已，不僅使多種佛事活動得以頻繁的展開，也在東南一帶的地理空間上制造了一種佞佛的氣氛，從《日記》中可以看出，馮夢禎在杭城的存在，無疑為這個運轉網絡增添了一個重要的聯系樞紐。
其二是參與各種悅佛、禮佛、助佛等佛事活動，日記中保留馮氏參與了佛事活動的最直接的記載。比如馮氏參與佛者或居士主持的在杭城的放生會在《日記》中所載就有二十二次，其中蓮池大師主持與參與先後有六次之多。由於馮的聲名，許多僧侶常委托其起草如序跋、碑銘、塔記等一類的文字，包括如達觀真可等著名高僧也會引介一些這方面的工作，如：萬歷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廬山僧心悟以曾於健藏師兄書求見，為其師徹空求塔銘；行狀，憨山筆也。留悟上人，齋，送去昭慶文上人房。”[21]又如同年七月十九日記：“得達觀師書，傳二老塔銘見囑。明日約齋二上人，一名永慶，住明因寺，號仰巖；一名廣楨，住龍華寺，號瑞庵。” [22]這些無疑都可看做是一種助佛的行為。
其三是對刻經，頒經等的支持、宣傳與聯絡。提到馮夢禎與佛教的關系不能不提起他在《快雪堂日記》中多次提到的《嘉興藏》。《嘉興藏》是晚明時所刊刻一部重要大藏經，它的緣起因於晚明佛教的急劇推布，為滿足對佛教經籍閱讀的需求，便需要向社會提供一種可方便使用的方冊型藏經。根據《快雪堂日記》的所載，馮氏與刻經最有關聯、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次活動就是對《嘉興藏》刊刻的推助。他不但是《嘉興藏》刊刻重要發起人之一，而且盡心盡力、始終如一襄助《嘉興藏》的刊刻。《日記》中所保存的與《嘉興藏》刊刻相關的重要資料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萬歷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所記：
“二十八日,問朱汝虞疾，見年伯封君，名建侯，安貧無為，封君之絕少者。以藏師招，至楞嚴，與諸善信定刻經之約。同盟者：包氏父子、兄弟、張君如鏡、陸公子基棊與余六人，余作《盟詞》。余婦正月發願，歲出五金，余再出五金，共十金，刻經二卷，余善信多寡有差”。[23]
此日所記當是目前所見《嘉興藏》刊刻史料中最為具體的記載，時間、地點、主持者、發起人、馮氏夫婦的刻經募資等等俱全，以此來比對馮氏所撰的《刻經約文》，可證者有三：一者，可證刻經起事地即為嘉興楞嚴寺；再者，可證密藏道開即為《嘉興藏》的最初創意者，也為前期刊刻工作的主持者；三者，可證《嘉興藏》的起盟刊刻時間即是萬歷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值得指出的是，馮夢禎對《嘉興藏》的刊刻的高度熱忱是始終如一的，如馮氏所撰《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中記述了《嘉興藏》“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的南遷，這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歷史性選擇的背後，其實都有馮氏為《嘉興藏》尋找理想的刻經與貯版之處而不辭艱苦跋涉於浙中的崇山峻嶺之間的身影，考之《快雪堂日記》可知，萬歷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到十一日記中[24]關於他在蕭山的徑山勘選刻經之所的過程甚詳，比較遺憾的是，這些彌足珍視的記載一直沒能引起佛學研究的重視。
考之《快雪堂日記》，馮氏與佛結緣的過程中還有二點值得註意，一者是他與達觀及蓮池的關系，再者則是晚明士人中的佛道儒三教合流現象。
先看前者，馮夢禎與達觀及蓮池的關系所關涉的核心其實是他學佛的修行法門的轉向問題。普遍認為馮氏的入佛與萬歷居士群有著相近的線索，即由心學與老莊而入，這點，他弟子亦作如是說。顧起元在《快雪堂集序》雲：“先生自謂中年讀莊子有得，浸尋入佛氏閫奧，覺已不與世忤。”而馮氏學佛的師門，錢謙益在《馮公墓誌銘》中更有詳指： “公庶常假歸，師事盱江羅近溪，講性命之學，居喪蔬菜，專精竺墳，參求生死大法。紫柏可公以宗乘唱於東南，奉手摳衣。稱幅巾弟子，鉗錘評唱，不舍晝夜。里居十年，蒲團接席，漉囊倚戶，如道人老衲。”[25]牧齋所言馮氏早年的學佛的經歷基本清楚，首先是得益於羅汝芳的引導，其後有達觀之啟沃，最終拜達觀為師，而成幅巾佛弟子。考之於《快雪堂日記》，記載達觀師的共有十九處，且每必稱師，語極恭敬。根據其前期的經歷與師門關系，可知馮夢禎之佛學是以禪而入的。約於萬歷十五年（1587），馮氏之思想出現了一些新變，主要體現在對佛教信念的加強與凈土思想的加重。關於這一點，馮氏在同萬歷十七年所撰的《刻凈土三經緣始》一文提到這一情況，如謂：“今之學佛者。語之以參禪則掉臂以去，語之以凈業則喜從之。”馮氏的這一新變與當時佛學發展的趨勢有關，在萬歷居士群中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考之《快雪堂日記》，馮氏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受雲棲法師與虞淳熙的影響。萬歷十五年馮氏因京察謫官，回歸故里，定居杭州，《快雪堂日記》即開筆於此年，從第一年的日記中就可見馮氏凈土思想的加重，一者，杭州為蓮教八祖雲棲法師（蓮池）的座壇之地，故馮氏日記中出現的居士朋友多以凈土為宗，較著名如虞淳熙兄弟；再者，受環境的影響馮氏開始較系統地接觸凈宗典籍，同時參加凈宗的禮佛與說法活動。如《快雪堂日記》所記的第一年，既萬歷十五年五月始，馮氏幾乎每日必記他閱凈宗典籍《宗鏡》的進展。到這一年的六月十九日馮氏記下這樣的內容：“十九，閱《宗鏡》九十九、一百卷。自五月初四至今，共四十五日而終，但粗閱一過，尚期歲內再閱、至三、至四，以盡其妙，不令空手入寶山也。” [26]又這一年的七月十一日與十二的日記載，他赴靈芝寺聽雪浪上人說《惟識三十論》與《三支比量》，晤雲棲法師，[27]這些都顯示馮氏的佛學思想上出現了由禪轉凈、趨向凈土的新變。皈依凈土是萬歷中期以後佛教信奉者的普遍信求，但馮夢禎後期的轉奉凈土，並不等於說放棄入門即已信奉的禪學。他與禪門中人的關系依然密切，並依然奉達觀為師，責詢不斷。就《快雪堂日記》的記載來看，他在感情上還是更接近禪宗一系，日記中涉及禪門中人時常有一種筆觸上的親近感。故《日記》涉及禪凈之爭的內容，其基本上還是傾向於禪宗，如萬歷十七年十一月初十記：初十日，看陳公衡、周中甫、傅伯俊。下午，公橫、長孺、中甫同敘，長孺為不宿之客，長孺論議，頗不服達觀師，且不服覺範《法華論》，長孺新註《陰符》，云“其感頗異”。[28]又如萬歷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有記：“初八，早雪，晚晴。聞陳（伯符）訃始的，始伯符謗達觀師，吾疑當受報，果有此，可嘆！”[29]不服達觀之論，被馮氏目為不速之客，而誹謗達觀的，馮夢禎則認為很有可能會遭到不好的報應，由這兩個例子就可見馮氏對達觀是何等的推崇。馮氏晚期受雲棲影響日重，《快雪堂日記》日記年份越往後，雲棲出現的頻率越高，但讓人尋味的是，馮氏涉及到雲棲的記載簡約而理智，僅記與之有關的佛事活動，基本上看不到情感的傾向性。而言及達觀時，則每有情感成分流溢於楮墨間，盡管在萬歷二十九年之後的日記中，由於達觀行事激烈，讓人感覺馮氏盡量與達觀之保持距離，如“達觀師書來，有不祥之語，余未敢言，付之一嘆。”[30]但又不是漸行漸遠，馮氏似總有隱晦、郁結藏存於他內心深處，不能釋懷，因此，觀照《快雪堂日記》中馮氏的竺釋之路，他晚期雖篤崇凈宗，但其深處情中，其實在禪，這也使其與禪門中人始終保持著牢固與堅定的聯系，馮夢禎俳徊在達觀與雲棲之間雙重佛路歷程，譬之他個人更多的是理智與情感之別，所以，與其說他由禪入凈，不如說禪凈合流更為恰當。
關於後者，其實所討論是居士在萬歷朝興盛的原因。居士在萬歷朝之所以興盛，特別重要的一點是依賴於三教合流，更準確一點的說法是當時解決了釋儒合流的問題。釋教自兩漢傳入東土，便與道、儒既爭雄長又相汲取。相較宋代理學陰取釋教而陽為掊擊的取法，明中晚期的理學則出現了的融通儒釋的寬閎取向。王陽明、王畿、管誌道、何心隱等人都以儒家立場推揚儒釋合流的學說，而這一思想取向亦得到了佛教叢林中人的呼應，雲棲作《儒釋和會》、《儒佛配合》，提出“禪宗與儒典和會是聰明人所為。”德清則說：“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儒釋的融通在觀念與實際兩個層面解決了士大夫入教的杳隔，儒釋和會消除了儒家傳統上的夷夏之別的觀念之結，儒佛配合則解決了士大夫出世與在世的關系，在世可有退居禮禪之悅，而出世不忘天下之誌，如此，兩者兼備，則士大夫影從入釋教而不為世所譏。萬歷朝中晚期文人居士之盛的原由大抵如是。釋儒合流在《快雪堂日記》中也有很好的佑證，馮氏雖出佛入道，但並不遺世獨行，他始終胸懷家國，心憂天下。萬歷二十一年至萬歷二十六年馮官金陵國子監祭酒，公務之余，他一如既往地交佛友方士，尋禪凈之懷。從《日記》中可知，馮氏對官報的關註是其生活中較重要的內容，萬歷十五年他去官還鄉，其主要生活內容便是閑居山林，悅禪問道，但就是這一年的日記的七月二十七日、三十日與八月初六日三日均詳記其閱官報之事，三十日條所記雲：閱邸報，七月七日刑部員外李懋檜《論言官疏》甚佳，僅得降級，幸矣！ [31]又八月初六日記：“昨閱報，戶部右侍郎孫丕揚言“陜西饑荒，人有食石者，進食石二升，殊無優旨”，傷哉！給事中梅國樓等各上書擊李比部，比部再落二級，得開州判，而吾門胡生與焉，甚可恨也。吾鄉劉比部誌選，亦以建言落三級，得代州判，周元孚貶所也。一時二比部，鳳不孤鳴矣！”[32]此三日所記之官報載事，三十日所記，為良史直諫僅獲輕罪而慶幸，初六所記，為地方饑荒憂，為良史鳴不平。而上書攻訐之人中有其門生胡生，馮氏亦不掩對其不辯清濁正邪的厭惡之情。由日記可見，他雖去官歸隱，但並未遺世獨立，其在世之心，比比可見。
經濟帳
中國士人多受儒家“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影響，恥言謀食。縱觀晚明之前的文獻，士人的經濟生活的具體狀況如何，少有提及。窮厄，對於士人而言，除了指仕途蹭蹬外，似乎只是一個概念。到了晚明，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增強，市民意識的彌布，隨之相應的士商互動的增強，由此而引發了士人的傳統價值觀的悄然變化。而這種變化，見之晚明士人的文集中的一個表現則是他們對一已的經濟狀況，特別是以潤筆為主的收入並不忌諱提及。在他們文集里，尤其是在尺牘與日記中對個人的經濟狀況有比較多的記載，這也為我們從經濟角度進入文化與文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維度。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就是這樣一個原生態的案例。他在日記中較全面、真實地記載了自身關於俸祿、潤筆、課徒及購買地產、古玩、日常開銷等多方面的收支情況。所以，仔細梳理馮夢禎在《快雪堂日記》中的經濟行為可以使我們比較真切地了解到晚明士人的經濟狀況。
從《日記》來看，馮夢禎非但不富有，且時有貧困相擾，就是在最後幾年相當頻繁的買文生活中，也仍有入不敷出的情況。具體來看，在他萬歷二十年出任南京國子監司業前，生活一直比較拮據，日記中也屢有嘆貧之聲。比如：
“今年歲事，賴婦能料理，貧而不困。”萬歷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33]
“此月貧甚，細君大是不堪”。萬歷十七年八月三十日記[34]
“下半日甚忙，告家中明日絕糧，婦甚愁，余誦老杜‘失學從兒懶，常貧任婦愁’之句自嘲。”萬歷十八年十月十一日記[35]
萬歷十五年的所記“雖貧不困”的日記時，馮氏的語氣還不失從容。只是窮境益迫，從“能料理”到“大是不堪”再到“絕糧”的境況，可以想見馮氏一家當時的窘境了。這種貧困的情況似乎從馮夢禎萬歷二十年任職南京國子監後有較大改善，《日記》顯示，正是從萬歷二十年始他開始有規律的購買古玩與字畫，開始組織家庭戲班。到了萬歷二十五年，馮氏開始考慮實現他的孤山買地建造快雪堂別墅的理想。但就是在萬歷二十年之後，馮夢禎的經濟境況似乎是很不穩定。如萬歷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條記：“是日，買成金氏所藏《蘭亭》，值三十金，”[36]又如萬歷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記：“晴。馬南軒看新姬疾，須琥珀和劑八錢，索三兩直，頗難之。”[37]買一張字畫他可以花去三十金；而他的歌姬生病要花銀三兩，又讓他頗為躊躇。一者他的買文頻繁，潤筆可觀；一者他在萬歷二十年後的日記中亦復屢有嘆貧之聲。比如：
“然窮迫頗甚。”萬歷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記[38]
“逋負追逼，囊資一空”。 萬歷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記[39]
“連日囊中空空，甚苦調度。”萬歷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記[40]
“連日囊中蕭然，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千古一撲矣” 萬歷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記[41]
“窮迫頗甚，囊中空空”之下，馮氏只能又吟起老杜的“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之句聊以自嘲。但必須指出的是，萬歷二十年後馮氏所遇到經濟上的窘境，與起初的貧困恐怕還是略有差異，究其原因有二，一者因為買地、古玩、與日常開銷較過去有很多的增大；再者，從《日記》看，根本還是他不善理財，往往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名士派頭，所以難免會有時入不敷出，捉襟見肘。
考之《快雪堂日記》，我們大略可知馮氏的主要收入來源，起初是靠俸祿，再後來是靠賣文與課徒。他的日記中曾有一處清楚地說到他的具體的俸祿，這條材料很是珍貴，茲錄見下：
“收翰林院九月俸一兩七錢八分，柴薪三兩六錢，冬季柴薪邊閏十三兩加耗”。萬歷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記[42]
從具體情況來看，他在孤山買地共花去了90兩銀子，再加上購賣古玩書畫與歌姬及家用的日常開支，他的俸祿顯然不是他收入的全部。那他靠什麽來維持他的閑適又忙碌的山人生活呢？考之與《快雪堂日記》，我們發現，賣文與課徒是馮氏閑居生活主要內容之一，特別是賣文，在《快雪堂日記》的記載比比皆是。雖然他並沒有記下全部的買文的潤筆或課徒的束修，但按古代“乞文必有禮儀，執贄必有孝敬”的禮數，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兩項當為馮氏主要的收入途徑。
買文的潤筆應是馮氏晚年的主要經濟來源，馮氏在當時是屬於位高名重的大手筆，社會需求也顯得格外活躍，所以潤筆也比較可觀，盡管有時它並不是完全以貨幣的形式出現。考之馮氏的《快雪堂日記》中有大量有關買文的記載，在他的日記中關於別人乞文的記載共有37次，日記中所記受人所請而作各類應酬文有74次，在這些應酬文包括墓誌銘、壽序、學記、祭文、像贊、小傳及文序等各種應用文體。關於馮氏買文潤筆的具體數字在《日記》中也多有記載。比如
“二十九，晴。範爾正來。周長卿來，乞文贈衛水部。二姚生來，索文字。莊靜甫索文，餉定盤一枚。”萬歷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記[43]
“鉛山費學卿書來，介紹唐令乞《學記》，修儀十四金，賴以買油，我家歲費油千斤。”萬歷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記[44]
“晴，冷。許然明同弟少伃來乞母夫人墓誌，以二幣為禮。”萬歷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記[45]
從萬歷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記來看，一個上午就有三人次來乞文與索文，可以想見馮氏門庭之喧，應酬之多了。不過，潤筆的具體金額顯然也沒有固定的標準，一篇《學記》可值14金，其價直可抵馮氏全家一年的油錢。而一篇本該潤筆不菲的的墓誌銘只以2金為禮，這其中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情與關系遠近，許然明在馮氏日記中是屬於經常出現的朋友中的一位，所以潤筆有時只是象征性。而正如上面第一則日記所記，索文者所付給馮氏的潤筆不一定是現銀，而可能是定盤、犀杯這樣頗有價值的物品，這在日記中也多有其載，比如：
“枕上聞雨，終日陰晦。陶公望太師同其舅商生某來乞《廷尉公神道碑》，以幣、鼎、犀杯為禮，答拜於北關馬頭” 萬歷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記[46]
“門生胡靈昭以今春計事去官，六月歸姚江丁母憂，遣禮並土物乞《墓誌銘》，待命於數日之內。”萬歷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記[47]
另外，對於佛侶與居士方面的乞文，我原以為由於信仰上認同，可以忽略馮氏此方面的收入，所以在前面乞文與作文的統計中，就沒有計入此類的數字，可是有一則日記引起了我的註意，萬歷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記：“虞長孺書來，為崇福庵乞請西興一庵長老書，並餉頻婆果四枚。”[48]此處的頻婆果就是我們現在常見且便宜的蘋果，但蘋果在明末可不是一種常見之水果。從《快雪堂日記》中亦可見其珍稀程度，“榼中有頻婆果，余與張睿甫各懷其一。余不嘗此果十年矣。”[49]作為上層士人的馮氏況有十年不能一嘗此果，並且有失風度懷揣一只而回，蘋果的珍貴性與價格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崇福庵請馮氏作中介乞另一長老之書，中介費一次就是四個蘋果，這個中介費可以說是相當昂貴。所以，盡管對馮氏大量的佛事應酬之文我們無法統計其具體的潤筆之數，但可以推想的是這應該是一筆不小的報酬，至少對乞請者來說，禮數上是要準備的。
馮早年登科第並高中會元，萬歷二十一年起復後，官拜當時的國立最高學府的主管---南國子監祭酒一職，主領東南教席，一時之間，東南的高才俊彥，雲集相從。所以，除公家的俸祿外，私下課徒的收入應是馮夢禎賣文之外的另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據《快雪堂日記》中所記,先後執弟子禮的達14次，其中最多一次執贄稱弟子有五人之多。
“十七，早有雲氣，下午風雨，至夜不歇，半夜止。沈生紹元、紹祥、潘生懋勛執贄稱弟子。”萬歷十九年正月十七日記[50]
“初七，早陰，微雨，午後，雨氣頗濃。李孝廉葆素、秦孝廉懋觀執贄稱弟子。”萬歷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記[51]
“高生弘道、湯生允元自故裏來執贄。”萬歷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記[52]
“二十二，晴。移舟湖南，鄒莊訪徐元晦。方生文烈道地以其趙生等四生執贄”萬歷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記[53]
“初二，晴，暖，去綿。汪生日粲來。遣書方明府，送詩扇一。吊奠劉聖鄰尊人內人。查孝廉有光見訪，晤於聖鄰宅。汪生偉元、黃生渭、曹生觀文執贄”萬歷三十三年三月初二日記[54]
《日記》亦有多處提及他的學生的孝敬之禮：
“周生振追送至此，已去昆陵一驛矣，又有雜餉，收其沈石田畫、成化杯、印色。其意良厚。”萬歷年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記[55]
“李曙巖來，致韓生所餉，有李龍眠《郭令公單騎見虜圖》，留敘。”萬歷三十一年六月初六日記[56]
除了賣文與課徒之外，馮氏的日記中還有他為他人書扇、賣字的記載。
“下午，石二舅庭璋以乞書物色至此，” 萬歷二十三年九月初十日記[57]
“初五，晴，寒。成《齊王孫津五十壽序》。徐季恒致顧望之竹一幅，望之，吳仲圭齊名，畫竹師文與可，見《圖繪寶鑒》。錢湛如遣使來，報其事已息，更欲乞數字謝學使耳。”萬歷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記[58]
“三君來：二為長卿諸孫，一名本洆，字仲容，一名本茂，字玄度；一為周生以新，字新之，即草《雙雙傳》者，各乞余書一扇。”萬歷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記[59]
“晤東山顧君，為乞書追隨於此，留飯，付書，過學繡而別。”萬歷三十年正月初九日記[60]
盡管以上各條都沒有提及潤筆，但關於馮氏寫字潤筆，有一條的最為信服的資料，茲錄見下：
“十八日，晴。入城訪西師疾，寓師子林，疾為傷寒，九日變瘧。檢其囊篋，寫單二，余收一，其一付管習之，並二十七金，俱留習之。”萬歷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記[61]
馮氏的一年的俸祿不過十八金左右，而二張寫單的潤筆之數就高達二十七金，可以想見，賣字應是馮氏賣文與課徒之外的又一重要收入。
《快雪堂日記》本是馮夢禎“隨事漫識，取適臨時，應手疾書，不避淺俗，”的日課之作，當我們另辟蹊徑，從晚明社會經濟景觀的角度來照觀此書時，書中關於晚明士人經濟信息之多，堪稱寶山珍海。觀乎日記，快雪堂中的私人空間可謂精彩自適。只是鑒古之趣、山水之快與悅禪之味並不足以盡言馮夢禎隱居生活的全部內涵。對馮夢禎經濟狀況的全面考察，也讓我們得以洞悉文學、藝術、宗教本非脫離於生活的太虛幻境，真實居士並非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逸人，逍遙塵外的背後其實往往難離這個紛擾錯雜、錙銖必較的凡俗世界。而晚明士人大多又不是庸俗的物質主義者，他們每每與馮夢禎一樣，雖有經濟日用的逼仄，但目光所及之處，總不離自我生命的關註與靈魂的安頓以及追求任性逍遙、隨緣曠達的生活方式。在閑逸與喧嘩之間，歸隱與失意之際，他們確曾努力營建起這一方彌足珍貴的閑適生活空間。這也許才是我們品读《快雪堂日记》这部晚明士人的“留真譜”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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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馮夢禎.快雪堂集[Ｍ].卷三十.明萬歷四十四年黃汝享、朱之蕃刻本 ，第十八頁
[5]董其昌.容臺別集[Ｍ].卷四.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第二十七頁
[6] [7] [8] [11] [12] [17] [18]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61]：馮夢禎.快雪堂日記[M] .快雪堂集[Ｍ].卷五十三第六頁，卷五十三第七頁，卷五十三第二十六頁，卷五十五第一頁，卷六十一第十一頁，卷四十七第七頁，卷五十二第十三頁，卷四十七第四頁，卷四十七第六頁，卷四十九第十四頁，卷五十六第十頁，卷四十七第三頁，卷四十七第五頁，卷四十九第二十五頁，卷五十二第十一頁，卷六十第十九頁，卷四十七第七頁，卷四十七第八頁，卷四十八第三十九頁，卷四十七第十四頁，卷四十九第二十三頁，卷五十第十七頁，卷五十四第十五頁，卷五十八第二十頁，卷五十七第七頁，卷五十七第五十一頁，卷五十八第六頁，卷五十八第十四頁，卷五十二第八頁，卷五十三第八頁，卷五十八第十一頁，卷六十第二十二頁，卷六十第二十二頁，卷五十三第二十六頁，卷五十六第二十一頁，卷五十二第十一頁，卷五十一第一頁，卷五十七第八頁，卷五十八第一頁，卷六十一頁第九頁，卷六十二第七頁，卷五十六第六頁，卷六十三第十二頁，卷五十三第三十一頁，卷五十五第一頁，卷五十七第二十二頁，卷五十九第一頁，卷五十八第三十頁。
[9]董其昌.容臺別集[Ｍ].卷四.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 ，第二十五至第二十七頁
[10]沈德符.萬歷野獲編[Ｍ].卷二十六. 中華書局，1959：659
[13]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冊）[Ｍ].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133
[14] 馮夢禎.快雪堂集[Ｍ].卷三十一.明萬歷四十四年黃汝享、朱之蕃刻本，第七頁
[15]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訓[M] 於安晏編.畫論叢書[C]第一冊，中華書局排印本 ，1937：1
[16] 馮夢禎.快雪堂集[Ｍ].卷二七.明萬歷四十四年黃汝享、朱之蕃刻本，第一頁
[19] 顧起元.快雪堂集序[A]. 馮夢禎.快雪堂集[Ｍ].卷一.明萬歷四十四年黃汝享、朱之蕃刻本，第一頁
[25] 錢謙益.初學集[Ｍ].卷五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5
--------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讀後
丁小明
萬歷十五年，秀水人（今浙江嘉興）馮夢禎去官歸里，閑隱於西子湖畔，並開筆寫下了長達十九年之久的個人行年錄——《快雪堂日記》。晚明萬歷朝是中國歷史上特別復雜的一個時代。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垂朽共存，專制強化與個性的解放思潮的興盛同在，其間復裹挾着前所未有的社會文化的淘洗激蕩，以及思想界、文學界的驟然轉捩。置身於這樣一個“令人振奮或戰栗”的時代，《快雪堂日記》的內容自然異常豐富，文學、藝術、佛教、經濟等異質卻是相關的內容在真實居士的筆下同臺竟演，而馮氏所記所載的各種親身經歷又無不是他那個時代種種變革的生動寫照與縮影。日記的作者馮夢禎，字開之，號真實居士，萬歷五年（一五七七）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後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著有《快雪堂集》六十四卷，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二為日記部分。黃汝享在《快雪堂集敘》中云：“別有日紀若幹卷，隨事漫識，取適臨時，應手疾書，不避淺俗，而自有意表之辭、物宜之象，如點滴甘露、鋸屑寒玉，尤足珍焉”[1]。考之日記，《快雪堂日記》既是馮夢禎在萬歷年間“點滴甘露、鋸屑寒玉”的私人留真薄，又可謂一卷“隨事漫識，不避淺俗”的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浮世繪。
閑適吟
《快雪堂日記》中所記的既是始自萬歷十五年馮氏歸隱林泉的過程，也是馮氏不斷建構理想生活意境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最終落實就是他用半生的精力實現了在孤山建造別墅的計劃，從日記可知，馮夢禎的建造別墅的意義與我們今天略有不同，他的目的與房產的擴充無關，讓他激動不已的只是他能規劃並親手創建自已理想的生活意境。
那麽馮氏理想的生活意境又是什麽呢？關於這一點，丁元廌在《快雪堂集序》中有一段可作啟發的文字，他說馮氏：“晚年小構孤山，一亭一榭，楚楚動人，花晨月夕，鳥啼客散，此先生所獨往之候也”[2]顯然，這是一種完全閑適的生活意境，完全從世用中放逸而出，讓“性靈”弘揚於世界，獨對四時風景，極目煙霞空谷，遊心禪意道旨，避負重而輕雋，舍物障而無跡。在西湖水光山色映照之下開闊天地中，晚年的馮夢禎似乎更願意做著一個息焉遊焉，沒有警惕，沒有煩慮，長吟短歌，咨嗟賞嘆的閑人。
《快雪堂日記》所記的內容以馮氏的閑隱生活為主，這個生活空間既是以書畫古玩、書籍、園林、戲曲、茶酒之類的非實用性的物為基礎的私人空間，更是一個可居、可遊、充滿詩意的文化審美空間。從《快雪堂日記》可見文人書齋生活到了馮夢禎時代，已發展成一門極精致的藝術。馮氏自述其書室十三事日：
“家常五事。……除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三事。隨意散帙，焚香、淪茗品泉、鳴琴、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弄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觀卉木、識奇字、玩文石…….”[3]
馮氏的日常生活內容充實豐富，書齋內外的種種富有審美意趣的休閑活動構成了其雅逸多姿的休閑生活形態。《快雪堂日記》中所涉的藝文休閑與優遊山水的士人閑居主題，既是晚明一代的時代心事，也是馮夢禎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精神關目。鑒古、遊歷山水等子項相匯，不但纂集成馮氏閑隱生活的閑賞之吟，更從一個側面瞰看晚明士人璀璨的生活文化底色。
一、 鑒古----以《江山雪霽圖》為中心的考察
鑒古與收藏，本是傳統中國士人階層真賞生活的主軸之一。鑒古之風盛行的萬歷年間，文人閑居生活又常常與書畫鑒藏聯系在一起。馮夢禎本人亦深嗜此道，關於這一點，《快雪堂日記》可以為證。
馮夢禎在書畫史上一直享有鑒藏家之名。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收藏了《江山雪霽圖》這張名畫，這是那個時代屈指可數的幾張王維作品中最有名的一張，也是繪畫史上公認的最有可能是王維真跡的畫作。馮夢禎何能得此名跡？從此畫馮氏的跋語中我們可以略知端倪：
“吳昆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鐵櫪門閂，或雲漆布竹筒搖之似有聲。一日為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予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往。因閉戶焚香，屏絕他事，便覺神峰吐溜，春圃生煙。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室，飽閱無聲，出戶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真實居士記於南翰林院之寄樂亭。”[4]
也許這就是冥冥之中人與物的緣分！馮氏能得此名跡，純屬偶然。同時，馮氏對此畫的鑒賞亦有一個感知與認識的過程。從起初的“予未深信”與接着“翻閱再三，不覺神往。”到反復品味此畫的細微妙處：“因閉戶焚香，屏絕他事，便覺神峰吐溜，春圃生煙。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最後馮夢禎終於確信 ：“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這種“神與物遊”鑒賞境界被馮夢禎描摹得呼之欲出，當然，他從品鑒名跡中得到的快慰也是超常的。“飽閱無聲”之後，便是“出戶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一件藝術品能給人這樣一種逍遙塵外的精神享受，無怪乎鑒古之趣、清玩之歡被晚明士人視以為性命至樂。
從這段題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馮氏開始品鑒《雪霽圖》時幾乎是一種完全私秘個人行為，他並沒有與友朋一起分享這種品鑒名繪所帶來超常的快慰。究其原因，恐怕與他起初亦未深信此畫為王維真跡有關，摩詰畫後世極稀見，就是鑒藏大家董其昌也曾發過這樣的浩嘆：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峰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李唐後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堪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惟一本真，余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偽者見過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況右丞跡乎？”[5]
北宋畫家之畫北宋時人都不得多見，況乎唐人之畫？又況乎去北宋五百余年的晚明士人呢？彼天地何能獨厚我馮氏哉！馮夢禎的謹慎與保守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不過，一旦馮氏得出“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的品鑒結論後，這種私秘性的品鑒空間就出現了拓展，馮氏開始與來訪的友朋一起欣賞這張稀世之畫，收藏者與品鑒者之間開始有了最初的互動，而且越往後就變得越有趣。
《江山雪霽圖》第一次出現在他日記中的時間是萬歷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馮氏寫下這樣的記載：“…與客同披王維《江山雪霽圖》”[6]，七天後的日記中又記“周書宗來，寓齋中。午後同觀王維《雪霽卷》”。[7]這個時間距他收入此畫的時間已有數月之久。由此，《雪霽圖》進入一個“同披”與“同觀”的公開展示階段，雖然展示的地域範圍僅限於馮氏書齋中。
作為一件馮氏確信的“摩詰真筆”，被眾人所知，只是馮氏公開展示的目的之一，箧中有如此巨跡而人不知，豈不如錦衣夜行一般！显然，他的目的絕不止乎此，他更重要的目的則是要人認同他品鑒結論：這畫確的是稀見的摩詰真筆！只是，《快雪堂日記》中並沒提起他在公共展示階段與他同觀此畫的友朋們的品鑒意見，似乎馮氏並不在意他們品鑒意見，那麽馮氏在乎誰的意見，他的這種公開展示在求誰來認同呢？其實這個答案大家都知道，《快雪堂日記》中也有明確地記載：萬歷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有條記：“得董玄宰書。借王維卷閱。亦高興”。[8]《江山雪霽圖》終於引起了當時最權威的鑒賞巨子董其昌的註意，而且是遠在北京的董氏親自修書欲借觀而後快之。董氏的信是這樣寫的：“朱雪蕉來為言，門下新得王右丞《雪山圖》一卷，大佳。…今欲亟得門下卷一觀。仆精心此道，若一見古跡，必能頓長，是門下實成之也。”董信寫得極為得體，為研習而欲睹名跡之心懇切可見，措詞又婉婉動人。得到董氏借觀的書信後，馮夢禎立即慨然相借，如此迅速而大方，顯然不是因為董氏的這封措辭得體的書信。歸根結底，是因為馮夢禎確信，一旦能得到董其昌的認同，不但他這張畫會名留後世，他個人的鑒賞博雅之名亦能與畫俱傳。馮夢禎既然大方地割愛遠借此畫，按理董氏就應該投桃報李，盡量給馮夢禎一個寬心的品鑒結論，其具體品鑒結論到底如何呢？萬歷二十三年十月之望，在馮氏收到董氏借畫之信二月以後，董氏清齋三日，極為莊重地拜觀了馮夢禎割愛相借的《江山雪霽圖》，並寫下一篇長達五百余字的跋文，這也是一篇光標繪畫史的重要文獻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多不皴染，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法大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林塘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蓋大家神上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為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謹，相傳真本在武林，既稱摹本，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閑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為學王維。或曰：何以知王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為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至董巨李範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金陵有王維《江山雪霽》一卷，為馮開之宮庶所收到，亟令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幀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睹其跡，但以心想之，果得與真有合，豈前身應入右丞之室而親攬其磐礴之致。故對結習不昧乃爾耶！…萬歷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十月之望，秉燭書於長安旅舍”[9]
董其昌為一代之山水畫宗師，其過眼既富，鑒識更高，凡書畫只紙，經其品題，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遑論董氏在此卷上累累五百言而揄揚不休也！而董氏之所以連篇累牘的長題，其根本者，則是這張《江山雪霽圖》的畫史價值，董氏在題跋中激動地指出此畫才是存世摩詰真筆，在這之前他所見王維畫，包括大收藏家項元汴的《雪江圖》，都不過聊備一格的署名之作而已。而董氏此跋的另一層深意，則是褒揚馮氏的品鑒之力與愛物之心，香光欲借觀此畫，開之則“珍之如頭目腦髓”，如不是董氏名高識巨，恐不能致也。言下之意，非真鑒者不能如此，而能如此者，董氏能不引為知音乎？
與馮同時代沈德符在其筆記《萬歷野獲編》中亦云
“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幹雪意卷》，…馮開之為祭酒，以賤值得之。董玄宰太史一見驚嘆，定以為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見，李營丘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贊譽不容口，以此著名東南。”[10]
董太史一見驚嘆，定為右丞得意筆。這無疑是對馮氏品鑒結論的最好肯定。而董氏作跋後的效果則是：以此著名東南。這里的“此”絕不是僅言《雪霽圖》而已，顯然，馮夢禎的鑒賞家之名亦著名東南矣。馮氏割愛遠借，董氏投桃報李，定為右丞得意筆。似乎這一切都已圓滿而皆大歡喜。但鑒賞者與收藏者的互動並沒有就此結束，從《快雪堂日記》看，慕名而至的品鑒者絡繹不絕，而馮氏的日記中所提到的品鑒者既有選擇，措詞也變得耐人玩味。從董氏歸還此畫與馮後，第一個品鑒者是陳崇訓，時間是萬歷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記是這樣記的：“陳崇訓來別，索觀余《雪霽圖》。” [11]朋友來告別，提出了要觀賞《雪霽圖》，作為一種特別的禮物，馮氏滿足了朋友的要求。而此後關於此畫的記載，都是朋友遠來，要求“索觀”此畫的記載，而且日記再沒有出現過“同觀”與“同披”的措辭，由“同觀”到“索觀”的變化，既顯示出品鑒者與收藏者在鑒賞過程中對《雪霽畫》的態度變化，更可見馮夢禎由鑒賞初期的求人認同到後來名跡可居的心態轉化。對《雪霽圖》而言，雖然它聲名在外，但似乎又從公共展示回到馮夢禎“珍之如頭目腦髓”的私秘空間之中。
董其昌似乎一直是個例外。快雪堂落成於萬歷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董其昌在杭州昭慶寺養病，他致函馮夢禎欲借醫書，信劄中還念念不忘《雪霽圖》，其劄雲：《雪江圖》如武陵漁父悵望桃源，閣下亦念念乎。”五天後馮派人給董送去王維《雪霽圖》，《快雪堂日記》萬歷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條記：“雨。送王右丞《霽雪》卷、《瑞應圖》、 小米山水三卷與董玄宰，病中看玩。”[12]董當日再題跋與畫後：甲辰八月二十日過武林，觀於西湖昭慶寺，如漁父再入桃源，一見再見也，董其昌重題”。不論馮夢禎將《雪霽圖》公共展示，還是私藏密玩，董其昌都能自由往來其間，馮氏對他可謂有求必應。起初是因為董的名高識巨，後來恐怕還是以感謝董氏對此畫的揄揚之功為多。
如前所說，《江山雪霽圖》第一次出現在《快雪堂日記》中是萬歷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日記中出現的時間顯然不是他購入的時間，那麽馮氏究竟是何時將此畫收入？關於收藏此畫的時間，徐邦達先生在他的名著《古書畫偽訛考》中提出他的推斷：約為萬歷二十三年。[13]比對日記所載，這一推斷似乎大致不誤。但徐先生忽略了馮夢禎題跋上的一個細節，馮氏的跋語上雖沒有明言收藏此畫的年款，卻有具體的地點：南翰林院，南翰林院即為金陵國子監。從《快雪堂日記》可知，萬歷二十三年馮夢禎已回到杭州，故收藏此畫的時間不可能是萬歷二十三年。時間只能推向萬歷二十三年之前，萬歷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馮氏任職金陵國子監，檢萬歷二十一年的日記，這年馮夢禎收藏了李思訓的《長江六月圖》，但沒有王維《江山雪霽圖》的任何記載，按《快雪堂日記》記錄習慣，如此名跡馮氏是不會漏記或故意秘而不宣的。所以，馮氏收藏此畫的時間極有可能是萬歷二十二年。遺憾的是《快雪堂日記》中的萬歷二十二年的日記已佚。似乎這一切只能以推測的形式而存在了。不過，事有湊巧，在馮夢禎所題跋的另一件唐人山水畫李昇《瀟湘煙雨圖》上我們找到他購入《江山雪霽圖》的時間，此跋如是說：
“李昇《瀟湘煙雨圖》，筆意瀟灑，濃淡有無，含不盡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惜大薄福，不能並召毛嬙、西施，遂任李卷流落。然去合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今歲避暑，驥兒囊致二卷，其一即李昇煙雨圖也，余喜趣發視，如臨瀟湘，如視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供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為快耳，何必為已有哉！書此，不覺十年礙膺之物豁然。”[14]
甲午年即是萬歷二十二年，南翰署即金陵國子監。所以，依據此跋，我們不但可以確定《江山雪霽圖》的購入時間與先前的推測時間相符，當為萬歷二十二年。還可以發現馮氏的鑒藏心態又有新的變化，即從十年前珍之《江山雪霽圖》“如頭目腦髓”，到萬歷三十二年快雪堂落成時所寫下的“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供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為快耳，何必為已有哉！”的豁然通達之語。的確，再多的名繪清玩，都不過是過眼雲煙而已。取諸於天地，最終還會還諸天地。獨樂樂何如眾樂樂？十年前，視《江山雪霽圖》如“頭目腦髓”的鑒藏家是真實的馮夢禎；十年後，寫下“但得常常一見為快耳，何必為已有哉！” 頓悟之語的鑒藏家，亦是真實的馮夢禎。只不過十年後的馮夢禎，無論人生態度，還是鑒古之意，都更為超然灑脫，了去凝礙。
二、 山水癖
宋畫家郭熙在他的《林泉高致》一書中曾說：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觀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 [15]
從塵囂韁鎖中解脫開來，尋找山水清音、林泉高致正是古來文人雅士們所追求的理想。當我們審視明中晚期文人的愛好時，山水之遊亦是他們比較普遍的選擇。與山水貼近，就是於自然貼近，可以借此來超越世俗之累與利祿之慮，而性情之奇美靈秀又往往與丘壑之境會，特別是地處江南清麗之地的山水，更適合這些雋人的青幽之情。在這些往來丘壑的雋人之中，馮夢禎是身影最為活躍的一位。他在《天目遊記》中曾云
“余年始四十，兩鬢如雪，顧其嗜奇山水”，除夕詩云：‘白發從他長，青山到處看’，蓋如實語。二月計報聞，遂為逐客。夫將自逐，而況人逐之耶？海內奇山水有名圖證者，行且一一歷之。”[16]
馮氏晚年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訪山問水，欲尋一方清涼世界。《快雪堂日記》中更是反復記載他的山水之遊，頻度之高幾達無日不記。同時，日記中的山水遊記既是一篇篇讓人養眼怡心的小品文，又具活生生的生活與地輿實錄等多重價值。從日記中可見，馮氏的出遊有兩種，一種是“淺遊”，即馮氏與友朋們徜徉於西湖及其周邊佳山勝水之間，作一日汗漫之遊；另一種是“遠遊”，即在浙西與吳中的清山麗水之中，尋幽訪寂，寄情曠懷。
先來看看他的“淺遊”。
馮夢禎晚年結廬孤山之陽，西湖便成了與他比鄰而居、晨昏相親的風景。對馮夢禎來說，西湖除了“山光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的絕世秀色之外，還是一個充滿審美情韻並讓他終生不倦於斯的精神家園。有識者曾云“西湖即便是初遊,也有舊夢重溫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 , “多數中國文人的結構中,對一個充滿象征性和抽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的確,白居易、蘇東坡、林和靖……順著歷史的遺蹤往回看,多少士人在西湖山水間演繹著各自的戲劇人生! 馮夢禎亦是這樣一個將生命融入西湖的晚明士人。馮氏在西湖山水間飽遊飫看，心靈處於一種自由、舒適的高級休閑狀態，而這種狀態則是促發文學創造的重要契機。所以，《快雪堂日記》中所記的西湖遊記就顯得格外空靈疏越，充滿了幽和閑適之美。
試看《快雪堂日記》中所記他與友朋夜遊西湖的這一節：
“十六，景升來。余羨昨夕月色，景升遂有夜約。午後有雷雨。夜同子晉、季象持臥具出，而月色似為雲物所妒，主人意不怡。余謂當待之自佳耳，登舟良久而雲消月現。湖風揚波不能遠泛，至斷橋而止。劉生度曲，季象吹簫。四山漸明，水燈一片，如繁星墮地。遊船為風雨所阻，無一開者。此夕風景全屬我輩，故自不易。已登斷橋，語笑良久，主人及劉生別去。登舟就寢已四鼓矣。”[17]
草草逸筆，迥然寫出一幅西湖夜景圖，而友朋的度曲與吹蕭，又在山水之外，為其夜遊西湖的文酒之會更添了一層名士的風懷雅致。特別是文中“四山漸明，水燈一片，如繁星墮地。遊船為風雨所阻，無一開者。此夕風景全屬我輩，故自不易。”的精彩語段，不僅詩情盎然，而且以感性的筆觸寫景如繪，將一已的山水情懷巧妙地蘊涵於淡雅而飄逸的敘述之中，真是景亦空靈，文亦空靈。
馮夢禎雅好山水攬勝生活，樂與泉石山水為伍，特別是“遠遊”生活，更是視之為心願、為臭味、為性靈。為便利說明，茲將日記中馮氏 “遠遊”的行程選出其中記載較全的四年（萬歷十六年、萬歷十七年、萬歷十八年、萬歷二十三年）略作統計後發現他遠遊的頻率頗高：，四年中共去了8次蘇州，5次嘉興，3次無錫，越中、湖州、嘉善、宜興、昆陵、蕭山、南京各1次，在外天數共192天，占四年時間的七分之一強，平均每年會有3—4次遠遊，出遊時間短的幾天，長的可達一月，出遊的範圍基本上是以吳中為中心，尤其是以蘇州為中心。
“山水以相遇而勝，以相敵而奇”。馮夢禎山水攬勝的“遠遊”生涯中，尋古訪幽則成其恒定的主題之一。萬歷十五年之後，他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情景中寫下了的大量山水遊記式的日記，這些山水文字為我們拼構成一個“漫遊者”馮夢禎的形象，而這個“漫遊者”每遇奇山異水，又會筆隨景轉，日記中所記下山水文字也異與水光灩灩的西子遊記。萬歷二十一年，馮氏官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職之余，又作山水之遊：
“二十六，晴。早出朝陽門，從大道而東，過孝陵大門。行岡嶺間，稍東，役夫指松林內，此為松林領，內即齊武帝宴群王九日臺，廢址猶存，又東為觀音寺，敬承待於彼，殿有四臂觀音像，像倚石屏，方、廣二仞，厚數尺，石甚瑩潤。永樂初，自高橋門耆闍寺移此，不知何術致之。像前石香、爐花瓶及石座俱擬數百年舊物，雕琢工巧，非近世所有。又數裏始達靈谷，入門，行松逕中三裏始至大殿，前臨萬工池，已涸，又前為堤，堤上大松數十株，更奇古蒼翠。大廳七間，俱磚甓所就。後殿有吳道子畫寶誌像，趙松雪贊，當是元碑，碑陰觀音像亦道子畫，後殿之北為琵琶階，殿址猶存，而殿已廢，右為寶誌塔。五來，余與敬承同陟其顛，審孝陵來龍甚確，左尋徑至八功德水處，殊不足觀。飯於方丈，茂吳始至。晚，步歷松徑至門，升輿而歸。”[18]
此處所記的為金陵城外的古跡攬勝，文筆簡約，樸質自然，平平道來之間，文氣凝練而又不失通暢。金陵，這座別調之城，在馮氏筆下中沒有了西湖那樣嬌美透明的容顏。從“廢址猶存”的“齊武帝宴群王九日臺”，到觀音寺中“四臂觀音像”，再到“雕琢工巧，非近世所有，擬數百年舊物”的“石香爐、花瓶及石座”與後殿“當是元碑”的“趙松雪贊”等諸般白描一樣的記述中，讓我們所感到的只是這座富貴故都曾經的繁華和此時的寂寥。顯然，城市的氣質影響著他的下筆，疏越空靈之感已無，取而代之的是凝重深沈的思古之情。
溪山逸遊，蕭然野趣，無疑是馮氏性靈昇華，神形俱足的精神生活。馮氏將他山水間的諸種心事以遊記之形發為日記，少則數十字，多也不過數百字。其表現形式類小品文，其表現手法則變化多端：或工筆，如金陵之遊，如遇遺世高臥，古意森森，陵園蒼蒼，破敗之中隱隱有崢嶸氣；或寫意，如寫西湖之遊，則如遇美姬，芙渠綠波間有明眸善睞意；或兼工帶寫，如黃山遊記，記黃山四絕：奇松、怪石、雲海與溫泉，如對奇士，如聞異語。凡此種種山水間的勝事化為文字，既籍助於山水，也有得於山水。而《快雪堂日記》這種集日記、遊記、自傳三位一體的山水文字又具有它的別樣之處。首先，這種文字的別處是源於日記文體自然、真實的特質，同時，又暗合於馮氏的為文之道，近而更可理解成是晚明文學“獨抒性靈”的先聲。
提到為文之道，就不能不提到馮氏的文學趣旨以及他在晚明文學中的地位。關於馮氏的文學趣旨，他的門生顧起元《快雪堂集•敘》中有過一段極為重要的辯詞，可助我們結合日記之文來理解馮氏的文學趣旨。他說：
“憶先生丁丑舉南宮第一人，推擇入詞館，於時海內名能詩賦古文詞者，罔不以壇坫而奉瑯琊與新都。蓋觚翰之業，未有能外二氏自為言者。先生雖亦以聲感弇州，而好獨行其意，沈郁淡雅，簡遠沖夷，稱心而言，盡興而止，諷而詠之，有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有余音者，昔昌黎有言：惟古於文必已出。當風流相煸。絡繹奔會之時，卓然以瑜自見如先生者，豈不戞戞乎難哉！……而至格外之韻，意表之致，如月之有光，花之有香，竹之有聲，茶之有味，皆微襲人於眼耳鼻舌之際，使可知而不可言，可攬而不可盡，此實先生之所為孤芳自妍，不與眾伍者也。” [19]
最後兩句猶為關要，而馮氏之所以“孤芳自妍，不與眾伍者”者，顧生雖無明言，明眼者自能看到馮氏為文之道中的“好獨行其意，沈郁淡雅，簡遠沖夷，稱心而言，盡興而止”的文學取向與前後七子是迥乎不同的。
他的另一位門生黃汝亨則更為直接地道出其師與“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前後七子分道之所在。他說：
“開之記、序、碑、誌之文不必一一盡學古法，而簡素夷朗，無近世藻繢襞積之習，其小傳、小記、尺牘、短韻之文，任筆所及，有致有裁，而所譚禪那之宗，遊三昧而戲六通，淡宕微妙，尤宛然蘇白風流也。”[20]
黃汝亨開章明義指出其師之文與前後七子所大不同之處正在於“不必一一盡學古法”，而這種“不盡學古法”的深意，黃生也明道之，馮氏悅禪禮佛，遊三昧而戲六通，其實質是“宛然蘇白風流也”。這種以“取徑蘇白、一任性靈”的文學趣味無疑是公安派“師心向俗”的文學理念之先導。如此，《快雪堂日記》中的山水遊記我們完全可以理解成是開晚明遊記小品文的先河者，馮夢禎也應是明代文學從前後七子時代走向公安派時代的一個重要過渡。對公安派而言，馮氏的為文之道，更具“導乎先路”之功。所以，馮夢禎在晚明文學史上應有他的一席之位。
鑒古之趣、山水之快，尚不足以盡言馮夢禎休閑恬適的隱居生活的全部內涵。此處的用意，是在擇取《快雪堂日記》中所記所載，來佑證馮氏閑適生活的展開，以窺見以他為代表的晚明士人的時代心事。當晚明士人的閑居生活被定調為：“閑、真、奇、雅、趣”之時，一個時代文化與文學也由此開始成型，於是，快雪堂中的閑適生活，便成為晚明士人所向往人間樂土與時代心事。
佛緣
明萬歷年間的文人居士運動即便是放置在中國文化史上來看也是甚為突出的事件。文士信佛之人，比之萬歷之前，不但數量激增，而且對佛學的興趣也更加深入。眾多士人以心學為中介，由儒入佛，由禪入凈。匯同晚明社會的種種物象，禪光佛影在此時居然演為大觀。不過，應該看到，晚明佛教之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首先應歸就於東南佛教的興盛。這不僅在於具有重要斡旋能力與義理闡發能力的高僧、教主多出生、活動於東南一帶，也在於當時眾多由儒入佛的著名居士多為東南籍人及以東南為其活動的舞臺。作為東南名士的馮夢禎，不僅以文章見長，而且通悟佛理，助緣佛事，在東南一帶聲名甚茂。所以，從《快雪堂日記》中既可見馮夢禎介入當時佛事活動的豐富經歷，更可見當時佛事活動的大量事況。
從《日記》來看，馮夢禎與佛結緣、助緣佛事的事跡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聯系僧界，交際各類崇佛人士。晚明四大僧人中的三位雲棲、達觀，憨山均與之有較多的交往。當時的名僧如雪浪、藏密等，亦與之過從較密。尤其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住寺或走遊之僧更是長期地與之有往來關系，在居士當中，其交遊較多的東南名流則有虞淳熙兄弟、陸五臺、黃貞父、屠隆、唐元征、管誌道、顧源、袁黃、董其昌、潘景升等，這些信佛者相互間頻繁的穿插往來，遊動不已，不僅使多種佛事活動得以頻繁的展開，也在東南一帶的地理空間上制造了一種佞佛的氣氛，從《日記》中可以看出，馮夢禎在杭城的存在，無疑為這個運轉網絡增添了一個重要的聯系樞紐。
其二是參與各種悅佛、禮佛、助佛等佛事活動，日記中保留馮氏參與了佛事活動的最直接的記載。比如馮氏參與佛者或居士主持的在杭城的放生會在《日記》中所載就有二十二次，其中蓮池大師主持與參與先後有六次之多。由於馮的聲名，許多僧侶常委托其起草如序跋、碑銘、塔記等一類的文字，包括如達觀真可等著名高僧也會引介一些這方面的工作，如：萬歷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廬山僧心悟以曾於健藏師兄書求見，為其師徹空求塔銘；行狀，憨山筆也。留悟上人，齋，送去昭慶文上人房。”[21]又如同年七月十九日記：“得達觀師書，傳二老塔銘見囑。明日約齋二上人，一名永慶，住明因寺，號仰巖；一名廣楨，住龍華寺，號瑞庵。” [22]這些無疑都可看做是一種助佛的行為。
其三是對刻經，頒經等的支持、宣傳與聯絡。提到馮夢禎與佛教的關系不能不提起他在《快雪堂日記》中多次提到的《嘉興藏》。《嘉興藏》是晚明時所刊刻一部重要大藏經，它的緣起因於晚明佛教的急劇推布，為滿足對佛教經籍閱讀的需求，便需要向社會提供一種可方便使用的方冊型藏經。根據《快雪堂日記》的所載，馮氏與刻經最有關聯、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次活動就是對《嘉興藏》刊刻的推助。他不但是《嘉興藏》刊刻重要發起人之一，而且盡心盡力、始終如一襄助《嘉興藏》的刊刻。《日記》中所保存的與《嘉興藏》刊刻相關的重要資料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萬歷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所記：
“二十八日,問朱汝虞疾，見年伯封君，名建侯，安貧無為，封君之絕少者。以藏師招，至楞嚴，與諸善信定刻經之約。同盟者：包氏父子、兄弟、張君如鏡、陸公子基棊與余六人，余作《盟詞》。余婦正月發願，歲出五金，余再出五金，共十金，刻經二卷，余善信多寡有差”。[23]
此日所記當是目前所見《嘉興藏》刊刻史料中最為具體的記載，時間、地點、主持者、發起人、馮氏夫婦的刻經募資等等俱全，以此來比對馮氏所撰的《刻經約文》，可證者有三：一者，可證刻經起事地即為嘉興楞嚴寺；再者，可證密藏道開即為《嘉興藏》的最初創意者，也為前期刊刻工作的主持者；三者，可證《嘉興藏》的起盟刊刻時間即是萬歷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值得指出的是，馮夢禎對《嘉興藏》的刊刻的高度熱忱是始終如一的，如馮氏所撰《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中記述了《嘉興藏》“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的南遷，這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歷史性選擇的背後，其實都有馮氏為《嘉興藏》尋找理想的刻經與貯版之處而不辭艱苦跋涉於浙中的崇山峻嶺之間的身影，考之《快雪堂日記》可知，萬歷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到十一日記中[24]關於他在蕭山的徑山勘選刻經之所的過程甚詳，比較遺憾的是，這些彌足珍視的記載一直沒能引起佛學研究的重視。
考之《快雪堂日記》，馮氏與佛結緣的過程中還有二點值得註意，一者是他與達觀及蓮池的關系，再者則是晚明士人中的佛道儒三教合流現象。
先看前者，馮夢禎與達觀及蓮池的關系所關涉的核心其實是他學佛的修行法門的轉向問題。普遍認為馮氏的入佛與萬歷居士群有著相近的線索，即由心學與老莊而入，這點，他弟子亦作如是說。顧起元在《快雪堂集序》雲：“先生自謂中年讀莊子有得，浸尋入佛氏閫奧，覺已不與世忤。”而馮氏學佛的師門，錢謙益在《馮公墓誌銘》中更有詳指： “公庶常假歸，師事盱江羅近溪，講性命之學，居喪蔬菜，專精竺墳，參求生死大法。紫柏可公以宗乘唱於東南，奉手摳衣。稱幅巾弟子，鉗錘評唱，不舍晝夜。里居十年，蒲團接席，漉囊倚戶，如道人老衲。”[25]牧齋所言馮氏早年的學佛的經歷基本清楚，首先是得益於羅汝芳的引導，其後有達觀之啟沃，最終拜達觀為師，而成幅巾佛弟子。考之於《快雪堂日記》，記載達觀師的共有十九處，且每必稱師，語極恭敬。根據其前期的經歷與師門關系，可知馮夢禎之佛學是以禪而入的。約於萬歷十五年（1587），馮氏之思想出現了一些新變，主要體現在對佛教信念的加強與凈土思想的加重。關於這一點，馮氏在同萬歷十七年所撰的《刻凈土三經緣始》一文提到這一情況，如謂：“今之學佛者。語之以參禪則掉臂以去，語之以凈業則喜從之。”馮氏的這一新變與當時佛學發展的趨勢有關，在萬歷居士群中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考之《快雪堂日記》，馮氏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受雲棲法師與虞淳熙的影響。萬歷十五年馮氏因京察謫官，回歸故里，定居杭州，《快雪堂日記》即開筆於此年，從第一年的日記中就可見馮氏凈土思想的加重，一者，杭州為蓮教八祖雲棲法師（蓮池）的座壇之地，故馮氏日記中出現的居士朋友多以凈土為宗，較著名如虞淳熙兄弟；再者，受環境的影響馮氏開始較系統地接觸凈宗典籍，同時參加凈宗的禮佛與說法活動。如《快雪堂日記》所記的第一年，既萬歷十五年五月始，馮氏幾乎每日必記他閱凈宗典籍《宗鏡》的進展。到這一年的六月十九日馮氏記下這樣的內容：“十九，閱《宗鏡》九十九、一百卷。自五月初四至今，共四十五日而終，但粗閱一過，尚期歲內再閱、至三、至四，以盡其妙，不令空手入寶山也。” [26]又這一年的七月十一日與十二的日記載，他赴靈芝寺聽雪浪上人說《惟識三十論》與《三支比量》，晤雲棲法師，[27]這些都顯示馮氏的佛學思想上出現了由禪轉凈、趨向凈土的新變。皈依凈土是萬歷中期以後佛教信奉者的普遍信求，但馮夢禎後期的轉奉凈土，並不等於說放棄入門即已信奉的禪學。他與禪門中人的關系依然密切，並依然奉達觀為師，責詢不斷。就《快雪堂日記》的記載來看，他在感情上還是更接近禪宗一系，日記中涉及禪門中人時常有一種筆觸上的親近感。故《日記》涉及禪凈之爭的內容，其基本上還是傾向於禪宗，如萬歷十七年十一月初十記：初十日，看陳公衡、周中甫、傅伯俊。下午，公橫、長孺、中甫同敘，長孺為不宿之客，長孺論議，頗不服達觀師，且不服覺範《法華論》，長孺新註《陰符》，云“其感頗異”。[28]又如萬歷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有記：“初八，早雪，晚晴。聞陳（伯符）訃始的，始伯符謗達觀師，吾疑當受報，果有此，可嘆！”[29]不服達觀之論，被馮氏目為不速之客，而誹謗達觀的，馮夢禎則認為很有可能會遭到不好的報應，由這兩個例子就可見馮氏對達觀是何等的推崇。馮氏晚期受雲棲影響日重，《快雪堂日記》日記年份越往後，雲棲出現的頻率越高，但讓人尋味的是，馮氏涉及到雲棲的記載簡約而理智，僅記與之有關的佛事活動，基本上看不到情感的傾向性。而言及達觀時，則每有情感成分流溢於楮墨間，盡管在萬歷二十九年之後的日記中，由於達觀行事激烈，讓人感覺馮氏盡量與達觀之保持距離，如“達觀師書來，有不祥之語，余未敢言，付之一嘆。”[30]但又不是漸行漸遠，馮氏似總有隱晦、郁結藏存於他內心深處，不能釋懷，因此，觀照《快雪堂日記》中馮氏的竺釋之路，他晚期雖篤崇凈宗，但其深處情中，其實在禪，這也使其與禪門中人始終保持著牢固與堅定的聯系，馮夢禎俳徊在達觀與雲棲之間雙重佛路歷程，譬之他個人更多的是理智與情感之別，所以，與其說他由禪入凈，不如說禪凈合流更為恰當。
關於後者，其實所討論是居士在萬歷朝興盛的原因。居士在萬歷朝之所以興盛，特別重要的一點是依賴於三教合流，更準確一點的說法是當時解決了釋儒合流的問題。釋教自兩漢傳入東土，便與道、儒既爭雄長又相汲取。相較宋代理學陰取釋教而陽為掊擊的取法，明中晚期的理學則出現了的融通儒釋的寬閎取向。王陽明、王畿、管誌道、何心隱等人都以儒家立場推揚儒釋合流的學說，而這一思想取向亦得到了佛教叢林中人的呼應，雲棲作《儒釋和會》、《儒佛配合》，提出“禪宗與儒典和會是聰明人所為。”德清則說：“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儒釋的融通在觀念與實際兩個層面解決了士大夫入教的杳隔，儒釋和會消除了儒家傳統上的夷夏之別的觀念之結，儒佛配合則解決了士大夫出世與在世的關系，在世可有退居禮禪之悅，而出世不忘天下之誌，如此，兩者兼備，則士大夫影從入釋教而不為世所譏。萬歷朝中晚期文人居士之盛的原由大抵如是。釋儒合流在《快雪堂日記》中也有很好的佑證，馮氏雖出佛入道，但並不遺世獨行，他始終胸懷家國，心憂天下。萬歷二十一年至萬歷二十六年馮官金陵國子監祭酒，公務之余，他一如既往地交佛友方士，尋禪凈之懷。從《日記》中可知，馮氏對官報的關註是其生活中較重要的內容，萬歷十五年他去官還鄉，其主要生活內容便是閑居山林，悅禪問道，但就是這一年的日記的七月二十七日、三十日與八月初六日三日均詳記其閱官報之事，三十日條所記雲：閱邸報，七月七日刑部員外李懋檜《論言官疏》甚佳，僅得降級，幸矣！ [31]又八月初六日記：“昨閱報，戶部右侍郎孫丕揚言“陜西饑荒，人有食石者，進食石二升，殊無優旨”，傷哉！給事中梅國樓等各上書擊李比部，比部再落二級，得開州判，而吾門胡生與焉，甚可恨也。吾鄉劉比部誌選，亦以建言落三級，得代州判，周元孚貶所也。一時二比部，鳳不孤鳴矣！”[32]此三日所記之官報載事，三十日所記，為良史直諫僅獲輕罪而慶幸，初六所記，為地方饑荒憂，為良史鳴不平。而上書攻訐之人中有其門生胡生，馮氏亦不掩對其不辯清濁正邪的厭惡之情。由日記可見，他雖去官歸隱，但並未遺世獨立，其在世之心，比比可見。
經濟帳
中國士人多受儒家“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影響，恥言謀食。縱觀晚明之前的文獻，士人的經濟生活的具體狀況如何，少有提及。窮厄，對於士人而言，除了指仕途蹭蹬外，似乎只是一個概念。到了晚明，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增強，市民意識的彌布，隨之相應的士商互動的增強，由此而引發了士人的傳統價值觀的悄然變化。而這種變化，見之晚明士人的文集中的一個表現則是他們對一已的經濟狀況，特別是以潤筆為主的收入並不忌諱提及。在他們文集里，尤其是在尺牘與日記中對個人的經濟狀況有比較多的記載，這也為我們從經濟角度進入文化與文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維度。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就是這樣一個原生態的案例。他在日記中較全面、真實地記載了自身關於俸祿、潤筆、課徒及購買地產、古玩、日常開銷等多方面的收支情況。所以，仔細梳理馮夢禎在《快雪堂日記》中的經濟行為可以使我們比較真切地了解到晚明士人的經濟狀況。
從《日記》來看，馮夢禎非但不富有，且時有貧困相擾，就是在最後幾年相當頻繁的買文生活中，也仍有入不敷出的情況。具體來看，在他萬歷二十年出任南京國子監司業前，生活一直比較拮據，日記中也屢有嘆貧之聲。比如：
“今年歲事，賴婦能料理，貧而不困。”萬歷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33]
“此月貧甚，細君大是不堪”。萬歷十七年八月三十日記[34]
“下半日甚忙，告家中明日絕糧，婦甚愁，余誦老杜‘失學從兒懶，常貧任婦愁’之句自嘲。”萬歷十八年十月十一日記[35]
萬歷十五年的所記“雖貧不困”的日記時，馮氏的語氣還不失從容。只是窮境益迫，從“能料理”到“大是不堪”再到“絕糧”的境況，可以想見馮氏一家當時的窘境了。這種貧困的情況似乎從馮夢禎萬歷二十年任職南京國子監後有較大改善，《日記》顯示，正是從萬歷二十年始他開始有規律的購買古玩與字畫，開始組織家庭戲班。到了萬歷二十五年，馮氏開始考慮實現他的孤山買地建造快雪堂別墅的理想。但就是在萬歷二十年之後，馮夢禎的經濟境況似乎是很不穩定。如萬歷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條記：“是日，買成金氏所藏《蘭亭》，值三十金，”[36]又如萬歷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記：“晴。馬南軒看新姬疾，須琥珀和劑八錢，索三兩直，頗難之。”[37]買一張字畫他可以花去三十金；而他的歌姬生病要花銀三兩，又讓他頗為躊躇。一者他的買文頻繁，潤筆可觀；一者他在萬歷二十年後的日記中亦復屢有嘆貧之聲。比如：
“然窮迫頗甚。”萬歷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記[38]
“逋負追逼，囊資一空”。 萬歷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記[39]
“連日囊中空空，甚苦調度。”萬歷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記[40]
“連日囊中蕭然，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千古一撲矣” 萬歷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記[41]
“窮迫頗甚，囊中空空”之下，馮氏只能又吟起老杜的“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之句聊以自嘲。但必須指出的是，萬歷二十年後馮氏所遇到經濟上的窘境，與起初的貧困恐怕還是略有差異，究其原因有二，一者因為買地、古玩、與日常開銷較過去有很多的增大；再者，從《日記》看，根本還是他不善理財，往往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名士派頭，所以難免會有時入不敷出，捉襟見肘。
考之《快雪堂日記》，我們大略可知馮氏的主要收入來源，起初是靠俸祿，再後來是靠賣文與課徒。他的日記中曾有一處清楚地說到他的具體的俸祿，這條材料很是珍貴，茲錄見下：
“收翰林院九月俸一兩七錢八分，柴薪三兩六錢，冬季柴薪邊閏十三兩加耗”。萬歷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記[42]
從具體情況來看，他在孤山買地共花去了90兩銀子，再加上購賣古玩書畫與歌姬及家用的日常開支，他的俸祿顯然不是他收入的全部。那他靠什麽來維持他的閑適又忙碌的山人生活呢？考之與《快雪堂日記》，我們發現，賣文與課徒是馮氏閑居生活主要內容之一，特別是賣文，在《快雪堂日記》的記載比比皆是。雖然他並沒有記下全部的買文的潤筆或課徒的束修，但按古代“乞文必有禮儀，執贄必有孝敬”的禮數，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兩項當為馮氏主要的收入途徑。
買文的潤筆應是馮氏晚年的主要經濟來源，馮氏在當時是屬於位高名重的大手筆，社會需求也顯得格外活躍，所以潤筆也比較可觀，盡管有時它並不是完全以貨幣的形式出現。考之馮氏的《快雪堂日記》中有大量有關買文的記載，在他的日記中關於別人乞文的記載共有37次，日記中所記受人所請而作各類應酬文有74次，在這些應酬文包括墓誌銘、壽序、學記、祭文、像贊、小傳及文序等各種應用文體。關於馮氏買文潤筆的具體數字在《日記》中也多有記載。比如
“二十九，晴。範爾正來。周長卿來，乞文贈衛水部。二姚生來，索文字。莊靜甫索文，餉定盤一枚。”萬歷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記[43]
“鉛山費學卿書來，介紹唐令乞《學記》，修儀十四金，賴以買油，我家歲費油千斤。”萬歷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記[44]
“晴，冷。許然明同弟少伃來乞母夫人墓誌，以二幣為禮。”萬歷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記[45]
從萬歷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記來看，一個上午就有三人次來乞文與索文，可以想見馮氏門庭之喧，應酬之多了。不過，潤筆的具體金額顯然也沒有固定的標準，一篇《學記》可值14金，其價直可抵馮氏全家一年的油錢。而一篇本該潤筆不菲的的墓誌銘只以2金為禮，這其中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情與關系遠近，許然明在馮氏日記中是屬於經常出現的朋友中的一位，所以潤筆有時只是象征性。而正如上面第一則日記所記，索文者所付給馮氏的潤筆不一定是現銀，而可能是定盤、犀杯這樣頗有價值的物品，這在日記中也多有其載，比如：
“枕上聞雨，終日陰晦。陶公望太師同其舅商生某來乞《廷尉公神道碑》，以幣、鼎、犀杯為禮，答拜於北關馬頭” 萬歷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記[46]
“門生胡靈昭以今春計事去官，六月歸姚江丁母憂，遣禮並土物乞《墓誌銘》，待命於數日之內。”萬歷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記[47]
另外，對於佛侶與居士方面的乞文，我原以為由於信仰上認同，可以忽略馮氏此方面的收入，所以在前面乞文與作文的統計中，就沒有計入此類的數字，可是有一則日記引起了我的註意，萬歷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記：“虞長孺書來，為崇福庵乞請西興一庵長老書，並餉頻婆果四枚。”[48]此處的頻婆果就是我們現在常見且便宜的蘋果，但蘋果在明末可不是一種常見之水果。從《快雪堂日記》中亦可見其珍稀程度，“榼中有頻婆果，余與張睿甫各懷其一。余不嘗此果十年矣。”[49]作為上層士人的馮氏況有十年不能一嘗此果，並且有失風度懷揣一只而回，蘋果的珍貴性與價格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崇福庵請馮氏作中介乞另一長老之書，中介費一次就是四個蘋果，這個中介費可以說是相當昂貴。所以，盡管對馮氏大量的佛事應酬之文我們無法統計其具體的潤筆之數，但可以推想的是這應該是一筆不小的報酬，至少對乞請者來說，禮數上是要準備的。
馮早年登科第並高中會元，萬歷二十一年起復後，官拜當時的國立最高學府的主管---南國子監祭酒一職，主領東南教席，一時之間，東南的高才俊彥，雲集相從。所以，除公家的俸祿外，私下課徒的收入應是馮夢禎賣文之外的另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據《快雪堂日記》中所記,先後執弟子禮的達14次，其中最多一次執贄稱弟子有五人之多。
“十七，早有雲氣，下午風雨，至夜不歇，半夜止。沈生紹元、紹祥、潘生懋勛執贄稱弟子。”萬歷十九年正月十七日記[50]
“初七，早陰，微雨，午後，雨氣頗濃。李孝廉葆素、秦孝廉懋觀執贄稱弟子。”萬歷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記[51]
“高生弘道、湯生允元自故裏來執贄。”萬歷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記[52]
“二十二，晴。移舟湖南，鄒莊訪徐元晦。方生文烈道地以其趙生等四生執贄”萬歷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記[53]
“初二，晴，暖，去綿。汪生日粲來。遣書方明府，送詩扇一。吊奠劉聖鄰尊人內人。查孝廉有光見訪，晤於聖鄰宅。汪生偉元、黃生渭、曹生觀文執贄”萬歷三十三年三月初二日記[54]
《日記》亦有多處提及他的學生的孝敬之禮：
“周生振追送至此，已去昆陵一驛矣，又有雜餉，收其沈石田畫、成化杯、印色。其意良厚。”萬歷年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記[55]
“李曙巖來，致韓生所餉，有李龍眠《郭令公單騎見虜圖》，留敘。”萬歷三十一年六月初六日記[56]
除了賣文與課徒之外，馮氏的日記中還有他為他人書扇、賣字的記載。
“下午，石二舅庭璋以乞書物色至此，” 萬歷二十三年九月初十日記[57]
“初五，晴，寒。成《齊王孫津五十壽序》。徐季恒致顧望之竹一幅，望之，吳仲圭齊名，畫竹師文與可，見《圖繪寶鑒》。錢湛如遣使來，報其事已息，更欲乞數字謝學使耳。”萬歷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記[58]
“三君來：二為長卿諸孫，一名本洆，字仲容，一名本茂，字玄度；一為周生以新，字新之，即草《雙雙傳》者，各乞余書一扇。”萬歷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記[59]
“晤東山顧君，為乞書追隨於此，留飯，付書，過學繡而別。”萬歷三十年正月初九日記[60]
盡管以上各條都沒有提及潤筆，但關於馮氏寫字潤筆，有一條的最為信服的資料，茲錄見下：
“十八日，晴。入城訪西師疾，寓師子林，疾為傷寒，九日變瘧。檢其囊篋，寫單二，余收一，其一付管習之，並二十七金，俱留習之。”萬歷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記[61]
馮氏的一年的俸祿不過十八金左右，而二張寫單的潤筆之數就高達二十七金，可以想見，賣字應是馮氏賣文與課徒之外的又一重要收入。
《快雪堂日記》本是馮夢禎“隨事漫識，取適臨時，應手疾書，不避淺俗，”的日課之作，當我們另辟蹊徑，從晚明社會經濟景觀的角度來照觀此書時，書中關於晚明士人經濟信息之多，堪稱寶山珍海。觀乎日記，快雪堂中的私人空間可謂精彩自適。只是鑒古之趣、山水之快與悅禪之味並不足以盡言馮夢禎隱居生活的全部內涵。對馮夢禎經濟狀況的全面考察，也讓我們得以洞悉文學、藝術、宗教本非脫離於生活的太虛幻境，真實居士並非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逸人，逍遙塵外的背後其實往往難離這個紛擾錯雜、錙銖必較的凡俗世界。而晚明士人大多又不是庸俗的物質主義者，他們每每與馮夢禎一樣，雖有經濟日用的逼仄，但目光所及之處，總不離自我生命的關註與靈魂的安頓以及追求任性逍遙、隨緣曠達的生活方式。在閑逸與喧嘩之間，歸隱與失意之際，他們確曾努力營建起這一方彌足珍貴的閑適生活空間。這也許才是我們品读《快雪堂日记》这部晚明士人的“留真譜”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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