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奥斯卡：套路太多，生命力太少

对90岁的奥斯卡来说，有些事情在发生变化，又有些事情没有变。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落下帷幕的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水形物语》压倒呼声颇高的《三块广告牌》，最终摘得“最佳影片”大奖。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它具备了一切我们可以预测的、奥斯卡喜闻乐见的元素，比如女性主角、黑人角色、弱势群体、包容一切的爱......

奥斯卡的政治正确越走越圆熟，以致于当我们看到某部电影时，就知道它是否为奥斯卡定制、以及它得奖的企图心有多大。但对于一个90岁的顶级电影奖项来说，我们内心总觉得，奥斯卡不仅仅如此，它似乎应当具备更多的开拓性、更多的生命力。我们用这篇推送，跟大家聊聊奥斯卡，以及它背后折射出的电影文化现状。在本文作者看来，奥斯卡的生命力，不在于这些玩得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套路，而在于那些更敢于表达人的复杂性、更有真诚表达欲的创作上。

撰文｜吴泽源（影评人）

第90届奥斯卡奖，在昨天揭晓了战果。奇幻片《水形物语》战胜《三块广告牌》，获得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大冷门。

其实大家的惊讶，确实有道理，因为《三块广告牌》里面内心纠结的人物、充满两难困境的剧情矛盾，和尖锐中略带温情的整体气质，都一直是奥斯卡评委最爱的特点。而像《水形物语》这样略带cult气质的奇幻片，则很少会成为奥斯卡评委的心头好。如果把《水形物语》与《三块广告牌》放到2016年之前的任何一年进行竞争，那么在一百次对决里，《三块广告牌》至少能赢九十次。

两大热门《水形物语》与《三块广告牌》

但在进入特朗普时代后，奥斯卡的口味正在发生变化。自由主义价值所遭受的冲击，和好莱坞内部爆出的重重黑料（韦恩斯坦、凯文·史派西的性丑闻，和伍迪·艾伦的疑似性丑闻），使得奥斯卡奖在这两年里，愈发地强化着它的政治属性。对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政策，奥斯卡奖做出的回应，是加倍地鼓励将少数/弱势群体作为主角的电影；而对于自家起火的后院，奥斯卡奖的对应策略，是鼓励那些“德艺双馨”的影人，并将有道德疑点的影人拒之门外。

于是对于这两年的奥斯卡奖来说，它固有的叙事脚本，也在被自我颠覆。《月光男孩》与《水形物语》都是以黑马的姿态，登顶最佳影片，但我们也没必要入戏太深，认为这是《爱乐之城》和《三块广告牌》的失败。因为归根结底，奥斯卡颁奖典礼只是好莱坞内部的一场动员大会。如果真的以为它的颁奖结果能够改变现实，让世界变得更好，就有些天真了。

“政治正确”vs“匠人精神”，

获胜的似乎总是前者

每年的奥斯卡竞争，都会有一个清晰明快的中心矛盾，而在大部分年头里，这个矛盾，都是“政治正确”与“匠人精神”的对决。毕竟对于好莱坞影人来说，它们是最能为他们带来自我实现感和虚荣心的两种特质，因为前者证明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识，后者则显示出他们对艺术锲而不舍的追求与奉献精神。

我们能回忆起很多出这样的脚本：2010年的《拆弹部队》vs《阿凡达》，2014年的《为奴十二年》vs《地心引力》，2016年的《聚焦》vs《荒野猎人》，2017年的《月光男孩》vs《爱乐之城》。虽然在这几次竞争中，政治正确与社会良心都获得了胜利，然而在社会写实类电影风头较弱的年份，好莱坞对匠人精神的自我陶醉，就会淹没整个奥斯卡颁奖季。我们还能记起2012年《艺术家》与《雨果》的怀旧之争，也能记起《鸟人》与《少年时代》在2015年用两种独辟蹊径的方式，唤起好莱坞影人的艺术自豪感。毕竟，作为一场动员大会，奥斯卡奖用这种方式让业内成员重新打满鸡血，完全无可厚非。

去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闹出了乌龙事件，《爱乐之城》最终不敌《月光男孩》，错失最佳影片。

然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奥斯卡的天平，也在愈发地向着政治正确方向倾斜。投资仅有四百万美元的《月光男孩》在去年掀翻充满怀旧情结的歌舞片《爱乐之城》，本身就是个显著的征兆。而今年的三部强力种子，个个都在题材与政治取向上，占尽了先天优势。

《三块广告牌》展现了美国在特朗普时代的分裂境况，并提出了弥合的可能性；《逃出绝命镇》解释着美国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并通过反转结尾，让被压抑的少数族群得到了宣泄；《水形物语》虽然是奇幻片，却在人物设定上，亦步亦趋地遵循着政治正确的信条：片中所有的正面角色都是边缘群体的代表：聋哑人、黑人底层劳动者、同志，以及苏联移民。而片中所有健全的白人，都被塑造成了反面形象：辞退同志的老板、歧视黑人和同志的甜品店店员、极右的将军，和为将军干脏活的变态保安。

多样化图景，与矫枉过正的倾向

通过对《三块广告牌》、《绝命镇》和《水形物语》的表彰，奥斯卡奖在努力地摘掉它在之前数十年里被扣上的“老白男”帽子，并突出着好莱坞近些年里不断强调的一个关键词：“diversity”（多样性）。本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确实是对题材多样性的一次有力陈列：名单包含了黑人电影（《逃出绝命镇》）、女性电影（《伯德小姐》）、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同性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由墨西哥导演拍摄的奇幻片（《水形物语》）。《敦刻尔克》、《至暗时刻》、《华盛顿邮报》，属于改编自真人真事的传统“主旋律”影片；而即便像《魅影缝匠》这样的异类，也带有着几分对男权秩序的颠覆意味。

通过这种多样化的图景，好莱坞似乎在许诺着不同族群走向平等的光明未来。本届影后弗兰西斯·迈克多蒙德（《三块广告牌》）在领奖时，提倡大牌影人在与片方签署合同时主动加入包容条款，使片中出现公平比例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工作人员。这一条款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对其加以坚持，那么电影世界就会走向大同：在大部分电影中，男女比例都会达到接近1：1，而这正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

《奥斯卡80年》副标题: Absolute Oscar 1929－2008 作者: 环球银幕杂志社 版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年

然而如果我们定下心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类1：1比例的理想状况，对具体现实忽略到了有点可笑的地步。你能想象像《落水狗》和《教父》这样的男性向经典电影中，被硬塞进一大批女性角色吗？你又能想象在《伴娘》和《公主日记》这样的小妞电影里硬生生加重男性角色的戏份，会得到怎样的效果吗？

奥斯卡奖和好莱坞对政治正确的追求，无疑有着良好的出发点，然而它们在具体执行时所显露出的刻板化、教条化倾向，却令人哑然失笑。我们都知道，奥斯卡奖的结果，从来都不单纯是对影片艺术水准的裁决，因为在其中，暗含了太多按资排辈的行内规矩，和太多相互权衡的政治考量。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希望奥斯卡奖不要变成一个完全政治化的奖项，因为这些参赛的好莱坞“员工”们的第一身份是艺人，而不是社会标兵、道德楷模，或者政治活动家。

作者导演得到表彰，

但作者电影还会回来吗？

从表面上看，在今年的奥斯卡竞争中，自编自导、对作品艺术质量有着完全控制权的“作者导演”，获得了可观的表彰。五位提名导演乔丹·皮尔（《绝命镇》）、克里斯托弗·诺兰（《敦刻尔克》）、格蕾塔·葛韦格（《伯德小姐》）、吉尔莫·德尔·托罗（《水形物语》）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魅影缝匠》），都为各自的影片编写了原创剧本；反倒是斯皮尔伯格（《华盛顿邮报》）和雷德利·斯科特（《金钱世界》）这样的老派技匠型导演，在今年的颁奖季里失了宠。这不禁让人好奇：好莱坞的更新换代是否正在完成？作者电影的春天，是不是要回来了？

现实远没有这么乐观。传统意义上的作者电影，仍然在被不断挤压着生存空间：马丁·斯科塞斯已经开始为Netflix拍电影（《爱尔兰人》），而大卫·芬奇、大卫·林奇和史蒂文·索德伯格，也纷纷转行去拍了电视剧（《心理神探》、《双峰》、《尼克病院》）。就连拿了最佳导演奖的吉尔莫·德尔·托罗，都说过《水形物语》是他的背水一战，不成功就退休。好莱坞在颁发奖项时会向作者导演露出笑脸，然而在决定要不要为作者导演的梦想投资时，它的“身体”却总是会很诚实地说不。

《华盛顿邮报》剧照。

所以，在笔者个人看来，好莱坞的抗议声浪，其实完全找错了对象。如果说好莱坞电影的艺术品质在日渐下降，那也绝对不是出于性别秩序和种族秩序的不平等，而是出于资本与技术对“人”的抛弃。为了降低风险，增加回报率，超级英雄电影和特效大片依然大行其道，而展现复杂人性的电影，则被资本排挤到了产业边缘，在大多数时候，投资方宁可花几亿美元，打造一个潜在的大片系列，也不愿意为没有特效却有所表达的电影，掏出几千万美元。

《制造大片》作者: [美]爱德华·杰·艾普斯坦 译者: 宋伟航 版本: 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 2016年6月

事实上，好莱坞影人最该抗议的，是资本和技术的联姻。它们用各种眼花缭乱的宣传手段，决定着观众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并通过低龄化的无脑故事，让观众停留在永恒的童年时代，拒绝对复杂人性以及意识形态进行任何实质性反思。这样的现状，也在让导演和演员的表达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对着无处不在的绿幕，变成特效大片中可有可无的附庸。

可惜的是，奥斯卡虽然标榜着自身的艺术取向，然而在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指望它反对资本与技术的潮流，实在有些不现实。美国电影的希望，隐藏在那些被奥斯卡所忽视的独立电影中：与《水形物语》、《三块广告牌》与《绝命镇》相比，《好时光》、《佛罗里达乐园》和《鬼魅浮生》，具有着更多的生命力。这些回归人性本身的“轻工业”电影，才是美国电影所值得期待的未来。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吴泽源；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