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为什么当前美国农民自杀率空前高企？ | 谷声
编者按：“美国家庭农场”这个概念在中国有一场奇遇。它常被想象成大规模、现代化、利润丰厚的“家族生意”，以至于中国北方某省正在原样复制美国艾奥瓦州（Iowa）的一个家庭农场，把它作为某种农业现代化的范本。而这些“家庭农场”中的“家庭”的真实状况，我们似乎并不关心。英国《卫报》前天的这篇报道，只是近年来很多关于美国农民困境和乡村衰败的报道中的一篇，它所凸显的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农民的福祉。虽然文章强调心理干预的重要性，但也指出了农业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市场压力，是美国农民困境的根源。文中的“农民”都译自英文“farmer”一词，亦可译为“农场主”。在本篇发表后，我们又选译了《卫报》读者对报道的评论， 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公众是如何体察这种现象、如何看待其成因的。
原文标题：Why are America's farmers killing themselves in record numbers? 出处：2017年12月6日英国《卫报》网站 地址：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dec/06/why-are-americas-farmers-killing-themselves-in-record-numbers 作者：戴比·韦恩加滕（Debbie Weingarten） 翻译：谷声译文组
工作间里一片昏暗，只有几缕从窗外射进的光束将它稍许点亮。蛛网包裹着扳手、喷漆罐，和一把迈特·彼得斯（Matt Peters）曾坐过的老木椅的辐条。一台录音机放着乡村音乐，是工作间现在的租户开着的。
“这里闻起来真不错”，我说，“就像……”
“有人在工作”，基妮·彼得斯（Ginnie Peters）补充道。
我吸了口气，说“是的。”
基妮在桌边停顿了一会儿，她就是在那儿发现她丈夫迈特的信的，在他死的那个晚上。
“我的至爱”，信这么开头，写了好几页。“我的脑袋里有东西折磨着我。”
在他最后那一天的早晨，2011年5月12日，迈特站在他们农宅的厨房里。
“我没法思考”，他告诉基妮。“我觉得自己麻痹了。”
正值种植季，气氛十分紧张。迈特担心着天气，没日没夜地工作，确保作物可以及时下地。他已经三个晚上没睡觉了，挣扎着做些决定。
“我记得我当时在想‘我希望我可以把你抱起来放在车里，就像你饱一个孩子那样’”，基妮说道。“然后我就想……把你送去哪儿呢？谁能帮我？我觉得特别孤立无援。”
基妮感到一种“压迫性的恐慌”，它随着这一天时间的流逝而增强。午饭时间，迈特的卡车不见了，而且他也不接电话。她发现那封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就知道”，基妮说道。她立即拨打了911，但当警察找到他的卡车的时候，迈特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基妮说自己的丈夫强壮而坚定，有趣而富有爱意。他们一起养大了两个孩子。他会哼着《大力鼠》冲进房门，“我来拯救这一天”，让所有人都笑起来。他勇于接受新思想，采用先进的农耕技术，是县里第一个采用免耕——一种不破坏土壤的耕作技术——的人。“他做每一件事时都希望是一个给予者，而不是获取者。”她说。
在迈特死后，基妮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每一片纸，每一件能让我开始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东西。”他的通话记录显示，在他死的那个下午，他与一个陌生号码通过20分钟电话。
当她拨通那个号码，迈克·罗斯曼（Mike Rosmann）博士接起了电话。
“我的名字是弗吉尼亚·彼得斯”，她说。“我丈夫在5月12日死于自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一直都很担心”，罗斯曼说。“彼得斯夫人，我很高兴你给我打电话。”
罗斯曼是个艾奥瓦州（Iowa）的农民，同时也是一名心理学家，是全国最重要的农民行为健康专家。他经常接听那些处于危机中的农民的电话。4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理解为什么农民的自杀率如此惊人地高企——目前高于美国任何其他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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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曾是亚利桑那的一个蔬菜农民。我也曾给罗斯曼打过电话。我精神抑郁，婚姻不幸福，初为人母，被农场普遍面对的巨大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我们自己种着食物，却买不起食物。我们每周工作80小时，但是看不起牙医，更别说是心理医生。我记得当一场晚来的寒潮威胁我们的作物的时候，我心中的恐慌，记得为了钱而发生的经常性的争执，以及当阳光扫过墙面时，我无力迫使自己起床。
“农耕历来是一种给人压力的职业，因为影响农业生产的很多因素基本上都不受生产者的控制”，罗斯曼在《行为健康》（Behavioral Healthcare）期刊中写道。“家庭农场主和牧场主的情绪状态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
去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项研究发现，从事农业的人口，包括农场主、农业工人、牧场主、渔民，以及伐木工人，自杀的比例高于任何其他职业。该数据显示，17个州的农业劳动者的自杀率是总人口自杀率的将近五倍。
在该项研究发表之后，《新闻周刊》又报道：农民的自杀率是退伍军人的两倍以上。但这仍然可能是低估，因为所采集的数据没有包括几大主要的农业州，包括艾奥瓦。罗斯曼和其他专家认为农民自杀率可能还要更高，因为一些农民将他们的自杀伪装成农场事故，其数量尚不清楚。
美国农民自杀危机与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规模大得多的农民自杀危机遥相呼应：每四天有一个澳大利亚农民自杀；每周都有一个英国农民自杀；每隔一天就有一个法国农民自杀；在印度，1995年以来已有27万农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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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离了婚，离开了农场，开始写作。我希望探究为什么我们国家对农民给予热情的赞美，却经常忘了他们的福祉，即便我们是如此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持存活。
在作为农民与罗斯曼保持联系四年之后，我现在开始与一名摄影师一起穿越艾奥瓦，希望理解美国农场的自杀危机。整个早晨都在下雨，乌云层层叠叠，我们现在站在了罗斯曼的家门口。
“要不要把鞋脱了？”我们问。迈克的妻子，玛丽琳摆了摆手。“这是个农宅。”外面阴云覆盖，农宅里面充满暖意，收拾得干净利落。玛丽琳正在明亮的厨房里烤小红莓饼。
迈克·罗斯曼看上去像个中西部圣诞老人，和善圆润的脸上架着副眼镜，一头的白发，上唇一缕白色的胡须。在1979年，迈克和玛丽琳离开他们在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校区的教职，在艾奥瓦的哈伦（Harlan）买下190英亩土地，这块地就在迈克童年农场的旁边。当他告诉他的同事们他要告别学院，开启农场生活，他们都不敢相信。
“我告诉他们，农民是一个濒危物种，而我们需要他们来维持我们的生存。我要去关心农民，因为别人都不关心。”罗斯曼说。一回到艾奥瓦，罗斯曼开始种玉米、大豆、燕麦、草料，养纯种的牛、鸡和火鸡。迈克开办了一家心理学诊所，玛丽琳担任护士，他们抚养着两个孩子。
雨停时，迈克穿上高筒套鞋，带我们出去。他有点跛。在1990年的燕麦收获季，他“因为一时疏忽”，被谷物收割机轧断了四个脚趾，他说这事改变了他的生命。我们走过屋后湿漉漉的草地和玉米地时，他伸直了脖子。“听见小牛在吼吗？”他问。“它们刚刚被断奶。”我们停下探听，小牛们发出痛苦的声音。它们跑调的嗓音听上去像临近青春期的男孩在旷野里呼喊。
在1980年代，美国持续至今的家庭农场危机开始了。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农业经济危机，是美国乡村的一场灾难。农产品市场价格崩溃，银行要求立即清偿贷款，利率一夜之间翻倍。农民们被迫变卖他们的农场，被从土地上驱逐。当时在谷塔（grain elevators，农业加工商、贸易商的大型谷仓——译注）有打斗，在银行有枪响。自杀率直线上升。
“我们在1980年代农场危机时所经历的是地狱”，农场主、堪萨斯农会主席唐·特斯克（Donn Teske）说。“我是说，那是个亵渎上帝的地狱。”
在1985年春天，数千名农民来到华盛顿特区，其中包括美国农业运动（American Agriculture Movement）主席和“农场援助”（FarmAid）的历史学家大卫·森特（David Senter）。连续数周，这些抗议农民占据着国家广场上的一个帐篷，包围了白宫，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游行。农民们举着数百个黑色十字架——每一个都带有一个丧失地产赎回权和自杀受害者的名字——游行至美国农业部大楼前，把它们插进地里。“那看上去像一片公墓”，森特回忆道。
罗斯曼当时向农民们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转介病人，并组织社区活动，来消除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人们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柔软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失败了。”罗斯曼说。
在农场危机最严峻的时候，在绝大多数的农业州都出现了电话热线。
“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们阻止了这里的自杀”，他说艾奥瓦自己的社区。“每一个有电话热线的州都降低了与农业相关的自杀率。”
1999年，罗斯曼加入了一个叫做“播种希望”（Sowing Seeds of Hope）的计划。该计划创办于威斯康辛，将七个中西部州没有保险和保险不足的农民与他们支付得起的行为健康服务连结起来。在2001年，罗斯曼成为其执行主任。在14年间，该组织接听了大约50万个来自农民的电话，培训了超过一万名乡村行为健康专业人士，并向超过十万个农民家庭提供了有补助的行为健康资源。
罗斯曼的项目十分成功，这让它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农牧场压力援助网络（Farm and Ranch Stress Assistance Network，缩写为FRSAN）”的范本。罗斯曼及其同事原本希望农民们能够得到他们所急需的联邦支持，但是，虽然该项目被批准成为2008年美国农业法案的组成部分，它却没有得到资助。
虽然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和其他议员试图为FRSAN留出资金，但是他们在投票中落败了。罗斯曼说两院中的一些成员，绝大多数是共和党人，“毫无诚意”。他在一封邮件中写道：“他们当着我的面和其他找他们支持FRSAN的人的面承诺会提供支持，但开始投票了……他们就不支持拨款……他们往往说这是不必要的支出，会增加国家债务，而同时却又说健康的农民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资产。”
这一本可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支持热线，并向农民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项目，估计会消耗政府每年1800万美元的资金。罗斯曼则认为，美国农民自杀所带来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此，这包括农地、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家庭和整个社区所遭受的情感和财务损失。在2014年，支持罗斯曼的“播种希望”的资金用尽，项目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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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天空是灰色的，时不时下着雨。约翰·布莱斯克（John Blaske）的牛在围栏边排成行，知了在树上叫着。一年前，他在翻阅《今日密苏里农民》（Missouri Farmer Today）的时候愣住了，被罗斯曼的一篇文章惊呆。
“疾控中心报告：农民自杀死亡率高于其他群体”，标题写道。
“我读了12到15遍”，布莱斯克说道，在厨房坐在他妻子乔伊斯身边。“这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他们的屋子里，每平方英寸的墙上或架子上都放满了他们的6个子女和13个孙辈的纪念品和照片。厨房的收音机里传出轻盈的乐曲声。
布莱斯克身材高大、形容坚毅，一双手被劳动磨粗，阴沉的嗓音几乎没有音调变化。从冬天开始我们就通电话，是罗斯曼介绍我们认识的。“亚利桑那的天气怎么样？”他在每个电话的开头都这么问道。我已经跟进了布莱斯克的好几次健康危机和入院治疗，而他也已经认识到：自己多年来独自忍受的抑郁和自杀想法，在农民种是十分普遍的。
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布莱斯克告诉我，“在过去的25到30年里，没有一天我不曾想到自杀。”
疾控中心报告提示了美国农民自杀率高企的几种原因：“社会孤立、财务损失的风险、寻求精神健康服务的障碍和不情愿情绪（可能仅限于乡村地区），以及掌握自杀的手段。”
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常常比一起死亡带来更大的伤害。这一点布莱斯克亲身经历过。在1982年的感恩节，一颗火星从布莱斯克的火炉里射出来落在一盒报纸上。火势爬上窗帘，融化了门，烧毁了房子的绝大部分。布莱斯克一家变得无家可归。
火灾之后不久，适逢农场危机恶化。银行将其利率从7%增加到18%。布莱斯克在银行和私人借贷者之间奔走，希望重新协商贷款条件。协议谈成，遂又落空。“他们不关心我们会不会睡在沟里”，布莱斯克回忆道。
绝望中，他们申请了破产，失去了265英亩的土地。布莱斯克头一次想到了自杀。
他们失去的土地中的很大面积，与他们保留的35英亩只隔着一条路。“只要一出门我就会看见我们所失去的东西”，布莱斯克烦恼地说道。“你没法想象它如何每天伤害着我。它活剥生吃着我。”
罗斯曼建立了一套“农民迫切性理论”（agrarian imperative theory），他说这是站在其他心理学家的肩膀上取得的成果。他解释道：“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有一种提供生活必须品的强烈冲动，比如食物和衣物、住房和燃料，为此他们需要掌握土地和其他资源来不顾一切地生产这些东西。”
而当农民没法实现这一源自本能的目标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绝望。于是，在这个理论中蕴含着一个悖论：那种促使农民成功的冲动，也正是让他们的失败变得更加难挨，有时导致自杀的东西。罗斯曼在一片文章中写道，农民迫切性理论“是一个对农民选择成为农业生产者，以及有时结束他们自己生命的原因的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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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以来，美国农民的净农业收入（net farm income）已经下跌了50%。2017年的中位农业收入预计为负1325美元。没有平价（parity）措施就绪（本质上是一个农产品最低价格下限），绝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低于生产成本。
在一封邮件中罗斯曼写道：“农民自杀率的上升和下降与他们的福祉相关……目前的自杀率上升是因为我们当前的农场不景气。”
在刚改造过的奥那加（Onaga）社区医院阳光明媚的大厅里，南希·齐德克（Nancy Zidek）博士刚刚完成她的巡房。作为一名家庭医疗医生，她经常为她的农民病人治疗行为健康问题。她认为他们的压力源来自于农业。
“如果你的农场在挣扎，你肯定会感到压力，会担心该怎么喂饱全家人，怎么送孩子上大学”，她说。
在2017年8月，农民兼波尼县堪萨斯农会主席汤姆·吉赛尔（Tom Giessel）制作了一个题为“一蒲式耳小麦买不起的东西”短视频。吉赛尔说，以每蒲式耳（一蒲式耳小麦大约为27公斤——译注）3.27美元的价格，“我生产的这些谷物是我的‘货币’，是它应有的价格的不到五分之一。”
他罗列了价格高过一蒲式耳小麦的几种消费品：六个英式松饼、四卷手纸、一条面包——哪怕一蒲式耳小麦足够做70个一磅重的面包。
齐德克博士说农民的福祉与乡村社区的健康密不可分。“谷物价格低落。汽油价格却高涨。农民感到‘我把这东西在地里种了出来，但是如果我不能把它买了，我付不起来年的生产成本。我没法还清贷款。’这会影响到生活在一个小社区中的我们其他人。因为如果农民没法到镇上光顾超市、工具商店和药店，那么我们其他人也要受罪。”
确实，这是周六中午，奥那加镇中心几乎空无一人。这里有一家酒品店、一所学校、几座教堂、一间披萨坊、一个青年中心和几间被木板钉上了的店面。“你需要一个家庭农场结构来支撑乡村社区——比如学校系统、教堂、医院。”堪萨斯农会的唐·特斯克说。“我心情沉重地目睹农业部门的工业化，以及堪萨斯乡村、美国乡村的人口流失”，他说，“或许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输了。”
在读到《今日密苏里农民》的文章之后，约翰·布莱斯克决定联系罗斯曼。但是文章上只放了个网址，布莱斯克却没有电脑。于是他驱车去图书馆，请一位图书馆员替他发了邮件。几天后，布莱斯克在开拖拉机的时候，罗斯曼回了电话。
“他想听听我有什么要说。”布莱斯克说。“有些人想要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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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0年代的农场危机开始，罗斯曼说专家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支援农民的经验。保密危机沟通系统——无论是电话还是网络——是有效的，但是工作人员必须通晓农业的现实和语言。
“如果你找的心理咨询师了解心理治疗却不懂农业，对方可能会说，‘给自己放个假吧，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你会说：‘但我的奶牛可不是做五休二’。”
平价心理治疗是关键的，而且资助起来并不昂贵——罗斯曼说很多问题可以在五次治疗之后解决，他认为这与“雇员支持项目”（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相似。但是医疗服务提供者需要接受有关农业人口的生理和行为健康薄弱点的培训，而罗斯曼正在和同事们致力于此。
约翰·布莱斯克说绘画会有帮助。当他觉得有点受不了的时候，他就画重型锯片与细致的农场风景。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也有所帮助，但是他渴望与理解他所经历的东西的其他农民对话。“我真的会放下任何事情去与人交谈”，他说。“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是船上唯一的乘客，那他可错了。这就像是诺亚方舟。它已经被挤满了。”
在他的农宅里，布莱斯克把两本日记放在我的手里。里面充满了回忆。孩提时代的他光着脚丫从镇上走回家，晚上他的母亲把蒺藜从他的脚底拔出来；那些年他白天全职在谷塔工作，直到晚上才回家在黑暗里做农活，打着手电数牛。
布莱斯克在农场上照亮黑暗是一幅强有力的 画面。“有时候电池不足了，灯并不是很亮”，他写道，“但当你找到之前失踪的母牛，又发现一头新生的小牛时，这一片黑暗就明亮了许多。”
美国全国自杀预防热线电话是1-800-273-8255；英国撒玛利亚会的电话是116123；澳大利亚危机支持服务热线电话是13 11 14；其他国际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可在www.befrienders.org上查询。■
※ 附国内的两条干预热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24小时热线：800-810-1117 或 010-82951332；全国24小时危机干预热线：40016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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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于2017年12月8日首发于谷声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