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故乡还回得去吗
查看话题 >攀枝花：靠着钢铁起家的一块四川“飞地” ，我在这里长大却成了家乡的边缘人
文 | 兰莲超
春节回家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也不明白“团圆饭”到底和普通的一顿晚餐有何不同，因为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除了爸妈，我没有一个亲戚。
1960 年代以前那里甚至都还不能被称之为一座城，在古籍里有迹可循的一点也就是诸葛亮“五月渡泸”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李四光递给毛主席的那份铁矿勘探报告，这个靠山隐蔽的不毛之地大概一直不会有面世的机会。
小城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和木棉同名叫“攀枝花”，听说地质勘探队最初抵达的时候，荒莽山包上最显眼的只有火红火红的攀枝花树，因此得名。
不过 1965 年建市的时候，它的官方名称是“渡口”，各有渡口，各有归舟，注定别离。全国各地 20 多万年轻人背负“三线建设”的使命前来拓荒，这其中就有我的外公外婆，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他们各自在心事重重的狂热中徘徊，最后收拾好细软，远离故土，踏上征程。
历史课本上这个都快要讲烂了的故事，几乎可以充分解释我的家族迁移。六十年代新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国民党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爆发、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形成反华同盟、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毛主席一声令下要在西南、中南、西北腹地建立战略大后方，攀枝花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中选，主席说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就骑着自己的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搞建设就贡献出自己的稿费。
先行者肩挑炸药包爆破开山，修路通电通水垦荒驱狼，直挺挺地在山坡上突兀地建起了年产几百万吨钢的大型企业——攀钢，烟囱排着黑烟，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喷着蒸汽，仪表乱颤，吱嘎吱嘎，应和着类似于“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那头去”这样的口号。人们在粗糙的牛毛毡席棚下遮风避雨，晚上睡在“干打垒”毛坯房里膈应人的木棍床上。春季因为天气干燥，漫山遍野的枯树枝经常被点着，片片山火把天空烧得红彤彤。
整个城市看起来疯狂又荒诞。
这些年轻人硬生生在草莽里刨出了一个个用代号命名的工厂和基地，
现在市里的很多地名依然保留了数字叫法，九附六、九附二、501 电厂……
我的外婆莫名其妙卷入了这场转移重工业的大运动里，在这之前她在十里洋场大上海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但在河北宣化冶金机械建设干部训练班的 9 个月财会培训课程改变了她的一生。结课后她被直接分配到攀枝花市委党校工作，千里迢迢去支援建设，后来她进入了这座城市的支柱企业，成了攀钢的第一代建设者，在这里度过了前半生。
那个年代，入川还得翻着黄泥巴路走上几天几夜，汽车开过大凉山必须在轮胎上捆着铁链防滑，路窄到摔个趔趄就会跌落山谷死无全尸。这就是外婆印象里成昆线修成之前的四川，一切都足以让人战战兢兢。
我长大后去北京念书，寒暑假时不时会搭乘绿皮火车回家，耗时 40 来个小时，最后一程就是成昆线，记忆里更多闪现的是艳阳下灿灿的水纹，斑驳的山体，水田边的马匹，远处三亩油菜花旁边荒地上翘腿仰躺的农村少年。翻到书中正写道花间疏影水中浅，自渡岸江招客来，抬眼一看，火车穿过土墙山洞正开过绿盈盈的长江水畔，实在是很美。不过长辈们一旦提到 1970 年夏天通车的成昆线，总会说这场声势浩大的铁路建设搭上了太多人的性命，即使是在今天，铁路边还是布满了铁道兵的坟墓，“死的人多到叠起来像一摞摞钞票。”
这些年轻人硬生生在草莽里刨出了一个个用代号命名的工厂和基地，现在市里的很多地名依然保留了数字叫法，九附六、九附二、501 电厂……就和甘肃 404 厂一样，理由是出于战备保密需要，甚至于成昆线通车后攀枝花唯一一个火车站都要建在市区外，为的就是不让过往的人窥见攀钢。
那时似乎有很多不能公之于众的东西，也包括我外公的职业。
他经常叮嘱家里人说，“就告诉别人我是看守所守大门的”，但其实家属大院里谁都知道他在警局里呼风唤雨，外号是脾气又倔又怪的“廖排骨”，身材精瘦精瘦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去世，妈妈把他葬在青城山。现在我也只能从老房子里留下的旧照片还有从各处听来的零碎故事拼凑出他的人生，妈妈说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外公在成都念完大学投笔从戎，奔赴西藏，参加和平解放。参军的决定让他和家庭彻底断绝了关系，曾祖父母家里成分不好，是大地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外公每天早上都能吃荷包蛋喝牛奶，教育也是绝对不吃亏的，从小上私塾，后来考上大学读了英语文学专业，尽管在亲苏的年代，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学俄语。所以我总觉得他的种种决定都是带有一点覆灭式的浪漫主义倾向的。
“三线建设”的命令下达后，1965 年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点名要他从成都到渡口市公安局预审处工作，服从组织调动，他翻山越岭来到攀枝花，工作内容就是秘密审讯重大刑事案件涉案人员。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在枕头下放一把手枪，半夜说出现场就要出现场，有时候一去局里就要花上三天三夜，“熬鹰”一般地在审讯室里和罪犯斗智斗勇。
1980 年代他亲自审理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会计青素琼贪污国家公款 20 多万元，想想那个年代的 20 多万元啊，一下就被判了死刑。他在餐桌上和我妈津津乐道，抓包现场，青素琼家里的席子底下铺满了面额 20 元的人民币。那会儿 100 元面额的钞票还没有那么流通。
在这片光怪陆离的试验场，扎根乡野的人们的确坚忍又勇于博取，但其中不乏贪婪的人，百无禁忌冲破一切规则和准绳。一个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在中国地图上的城市，吸纳了数以万计的移民，产生了太多被视为奇迹的事物，有的已经超越常规，曾经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终身都难以摆脱成功战天斗地的侥幸感，一遍又一遍地试探命运的底线，直到昔日的荣光全部萎缩在自己的光环里。
这座城市黑暗的一面伴随着妈妈的成长，她在弯腰树公安局职工大院里度过大半个童年，“弯腰树”这个地名在当地就是看守所的代名词，之前是一片坟地。她每早听着五六点响起的警哨醒来，老房子正对着高墙围驻的禁忌之地，她站在家门口看着一卡车一卡车的罪犯被送来，每个犯人的脖子上挂着牌子，写上名字和罪刑，两边的公路上站着持枪的武警战士，目不斜视。有时家里如果有重体力活，外公还会把犯了轻罪的犯人带出来帮忙干活。
小时候我在老房子里翻箱倒柜，见过外公用钢笔书写的部队公文，连同无数尘封的记载过去兴奋和虚妄的文件，以及几大包形式各异的毛主席头像徽章，还有用报纸裹好的齐高的一分钱硬币。邮票和黑白照片压在木桌上厚重的玻璃板下面，半身照上他剪着板寸头，戴着趾高气扬的帽子，看不出任何笑意。
知识分子的标签助长了他扑不灭的坏脾气和好面子，这几乎成了我妈的童年噩梦，部队戒律都被他原封不动搬到子女教育上，对待他唯一一个女儿，这种严苛程度变本加厉。
挨打是家常便饭。我妈酷爱看书，在已经把家里书柜上的《犯罪心理学》、《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希腊棺材之谜》翻烂以后，不知道她从哪里搞来了一本小说叫《血染的爱》，讲的是几代人解放前后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一天外公光瞄了眼书名和封面就大发雷霆，粗暴地断定她不务正业，“净读些讲情啊爱啊的不能上台面的东西。”然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暴打。
而我妈印象中他可能唯一稍有温情的时刻就是在得知毛主席去世的那天，被打成右派的他从大龙潭农村里劳改后回家，一个人在房间里伤伤心心大哭了一场。
这是一座根本不需要睡眠的城市，烧结厂、炼钢厂、焦化厂、轧钢厂、氧气厂……
电炉锅炉没日没夜轮番转动，每每经过还能听到乒里乓啷的捶打声，大烟囱往外不停排放雾气
为了躲避他，我妈毕业后没有当成老师，因为一年两个难熬的寒暑假摆在那里，一回家就要面对阴晴不定的外公。命运戏人，最后她像外婆一样被分配到了攀钢工作，她和这座城市之间反而被拴得更紧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不会有人选择跳下时代的顺风车。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瓦解，尽管国有中小企业多多少少都在经历“破产潮”，但钢铁企业却靠着兼并重组诞生了不少行业巨头。那会儿，人人都为能进入这样的大国企而感到骄傲，在攀枝花这座小城里同样如此。几乎每 10 个人里就有 1 个攀钢员工，家家户户都和攀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钢铁国企在当地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国家配套的标准基础设施，医院、学校、食堂、职工宿舍、文娱俱乐部……一应俱全，围住了城里的人，这一整个服务于员工和家属的产业链条形成了攀枝花“弄弄坪”最初的生活图景。我就是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记忆里，只要在这个圈子里活动，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熟人，连念书更换年级，班上也还总是同一拨人。
其他片区的规划也是这样的套路，一个厂区搭配一个生活区，区域之间被隔断山生生撕裂开来，大有互不干涉的态势，像各自搞了独立的小联邦。这座城市在时代的逼迫下，锐不可当地破除山丘，火速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聚居部落。但“先建厂后建城”的模式堪称是一场毫无城市规划的运动，到了现在广受诟病，路窄而不通达，依旧只能靠着不停开山挖路来拓宽城市的半径，市中心也是迁移了又迁移。
一座肮脏的江城，处处都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痕迹。皮带工们戴着防尘口罩捯饬一筐一筐的煤炭和钢铁。我妈虽然坐办公室也常常抱怨，只要有一天下班忘记关上窗户，第二天桌上简直就是灾难，一层薄薄的灰糊在上面，用手一摸还是油油腻腻的。
这是一座根本不需要睡眠的城市，烧结厂、炼钢厂、焦化厂、轧钢厂、氧气厂……电炉锅炉没日没夜轮番转动，每每经过还能听到乒里乓啷的捶打声，大烟囱往外不停排放雾气，充满刺鼻化学制品的味道。有一年我小学期末考试，附近的硫磺厂爆炸，我坐在考场里望向窗外，活像有一块黄灰色的裹尸布笼罩在城市上空。
很快远山上的野火
就熊熊燃了起来，透着一股建市之初
“烧山”的荒诞劲儿
不过戏谑的是，这座曾经名列“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的重工业城市现在的官方标签是“阳光康养胜地”，现在我每年回家都发现天蓝到令人惊诧，周边的乡县都和盛产的水果捆绑在一起做旅游广告，大田石榴、中坝草莓、米易琵琶……新修的老年人度假别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在新的地理区域，成批成批的商品房在众目睽睽之下崛地而起，我一直很怀疑是否真的卖得出去。但是连我爸这个习惯了烟雨缭绕的重庆人现在都不再叫嚷着要回老家安度晚年了，我还是勉强感受到了一点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或许是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今年过年市里也不再能放烟花了。早些年在这个时候，成群的烟火筒喷发着火球，在星空里像蜘蛛一样拖着好几条腿，只要中心的蓝点“砰”的一声炸裂，大家就会仰着脑袋发出“啊！”的惊叹，很快远山上的野火就熊熊燃了起来，透着一股建市之初“烧山”的荒诞劲儿。
早期的工业生产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但是自从前几年环保署强行关闭当地污染大产能低的民营中小钢厂，市区空气里弥漫的颗粒粉尘似乎呲溜一下就没了踪影。而攀西裂谷天然形成的南亚热带河谷气候给了它一个胜算更大的翻盘机会，这里的冬季日均温能飚到 20 度以上。当整个四川盆地都在哆嗦着挺过寒冬，这个小地方的街边还能看到穿着短裤趿着凉拖的老农大口啃着西瓜，你就能意会到这座城市除了行政区划，其余大部分东西并不和四川一脉相承。
在我心中，它在文化归属性上更接近云南，这让攀枝花像一块“飞地”。作为建国后西部最大的移民城，这里熙来攘往的人群扰乱了我对故乡的身份认同，当初鞍钢不少员工到攀枝花支援建设，后来形成了相当大一批的东北异乡人，而我自己从小因为家庭文化的缘故是讲不好四川话的，班上还总有好几个少数民族同学夹带着自己的方言音说普通话，所以可以想象我的口音混乱程度。
这里都是外地人，也都是本地人。外国人也是有的，人流高峰时期在 1990 年代——二滩水电站修建时。外籍水利专家都聚集在欧方营地，一片基础设施完备的林间别墅。
我想他们当时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每喝一口酒都要被峡谷里吹来的野风刮掉，刮掉了坏效果，好效果都留在胃里，第二天醒来还能再来一杯，十年亲眼看着江河改道，汇聚成川。在这期间，有不少当地姑娘都借着给老外做工程翻译的机会，远嫁异国。我妈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一个脸上满是雀斑的阿姨，听说她现在在奥地利生了三个混血儿，也不再回到这个偏僻的山城里来了。
工业生产和重型基建并没有给这座城市带来繁华和现代化，反而使它显得气息奄奄，“象牙微雕钢城”也是没什么用的光环，如今只能靠着多元文化带来的旅游名头来续命。
离弦后或许能在别处再找到一个安身之所，而想想这个颗粒悬浮又隔绝封闭的城市，我实在很难定义，到底算不算是故乡
但来的都是候鸟一般过冬的老人，当地的年轻人完全沦为了出逃的一代，就像我。从 18 岁以后只短短经历过这座城市的冬夏，后来只剩冬。
借着春节回家的空档，我把巴掌大的市中心翻来覆去走了几遍，互联网的触角还没完全伸到这个小地方，看不见什么满街跑的外卖小哥，就更别提共享单车，一出门就让人气喘吁吁的山地地形，能在街上跑的就只有户外骑行运动员，我从小没有什么三两作伴骑车上学的美好回忆。
街边新开了好几家冷饮店，消费升级的速度在这里延迟了不少，“芝士奶盖”还是店家的新品推荐。家门口擅产“杀马特”的理发店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串串店，周边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辣椒味，里面的人吃得热火朝天，谈论着昨天在麻将桌上血战到天明，摸到了几把满牌。
果不其然遇到了也住在附近的中学同学小江，她站在串串店门口，兴奋地冲我嚷道，“今年你怎么回来啦？”是的，我几乎没法如期参加同学聚会，不是回了重庆，就是在家还没坐热就踏上了返程的路。当地很多离家求学工作的朋友都是这样，因为每次赶回家，光是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少则就要两天。
我都有点想不起上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印象中小江总是把脑袋埋在数学习题集里，下了课以后一个健步往老师办公室冲，要抢在第一个问问题。我俩在住校的时候睡对铺，晚上熄灯以后，一起窸窸窣窣翻身起来，各自摸黑挂上结结实实的床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悄悄咪咪看书写作业。
我话多，写不了多久就要开始找舍友聊天，兴致高了拿腔拿调讲鬼故事，能把小江吓得惊声尖叫，第二天被舍管扣了班级分，班主任就惩罚我们一圈一圈地跑操场，现在我想自己的肺活量搞不好就是那会儿练出来的。
后来我们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转战去公共澡堂做几何题，蹲在小板凳旁边，借着微弱的路灯，费力地在作业本上画辅助线。在这个落后的十八九线小城市，凭借教育出逃是大部分年轻人的出路。
高考后她和我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成都上学工作，举家搬迁的人也不少，越来越难见到儿时的玩伴和我的同学们，的确是没有很多人愿意离川，不知道是离不开辣椒还是麻将，反正我都统称为“盆地情结”。这些我倒是无所谓。
她今年准备结婚了，对方是大学同学，她问我：“你还记不记得我那个初恋？他都生二胎了！”语气里有点不甘示弱的意味，说完眼睛往外一撇。我笑她，“你今年一口气怀个三胞胎不就完了。”
小江白眼翻得高高的，用手挡挡烈日对我说，咱们还是找个阴凉地儿说话吧，自从回来以后每天热得都要被太阳射瞎。那个下午我用胳膊撑着脑袋，听她唠叨婚礼准备、成都房价还有坑爹的公司领导，也是，只有在春节回家的这个时候能切实感知到一点人间烟火气，等假期结束，我又成了异乡人。
站在这座“长江上游第一城”的岸边我想，如果朝着水流里扔下一枝玫瑰，它迂回曲折，就会一直漂流到外婆的家乡上海——“长江下游最后一城”，也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想想看，它可经过了一整条长江啊。
这似乎也成了我离乡的轨迹，我生于此长于此，可像个边缘人，没有进入这座城市正常运行的轨道，不再在城中围城里继续生活下去。祖辈父辈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一生”，到了子孙我这一辈，简直像是一支永不停息在逃离的箭。
离弦后或许能在别处再找到一个安身之所，而想想这个颗粒悬浮又隔绝封闭的城市，我实在很难定义，到底算不算是故乡。
（文中图片若无说明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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