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家族

在看《三块广告牌》的时候，她暗暗下了一个决定，离开朋友家。她并不生气，只是感到恐惧。想来，大部分人争辩对错，争的无非是一个正当有理的愤怒的权利。当然，这种所谓的正当性，是因为他们没有读到过胡里奥一篇短篇小说里所说，所有人的思维比起他的本能行为总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当然她也不是例外。她的恐惧倒不是对愤怒，而是对自己不拥有这种权利。

是的，当她第一天住进朋友家，她就失去了这种权利。这世间许多事都是需要一个“合法性”的，家庭需要，或许是家长制，泄愤需要，可以是仇恨，可以是针对制度不公平、错误行为或者言论。有一天，朋友和她聊及父母，那气氛里有一种针对父母的无政府主义愤怒。这种“合法性”自然不是合自然法则，而是一种人们约定俗成的关系法则。

早晨，朋友爸爸在厅里踱步，嘴里发狠地诅咒，她甚至听得到咬牙切齿的声音。几只狗在旁边狂吠。一定是朋友妈妈又彻夜未归，若是大半夜回来，两个人互相咒骂，周围仿佛形成了一个能量积聚的怨气罩将两人困住，有如困兽之斗，而女人扯破嗓的尖叫以及男人拐杖在木地板上猛烈敲击，就像是要将那怨气罩冲破，而终于爆破时一股强大的气流将方圆五公里夷为平地般。唯有她自然是能够置身事外的，但因为是长辈，她不得不戴着沉重的表情。

朋友和她的男友天天上演的几乎也是同一戏码，她声嘶力竭地哭闹控诉，他砸烂所有咆哮着叫她闭嘴。带着一种尖锐的、撕裂般的痛苦，一种凶狠的决心，好像要把楼房、街道、路人切成两半。只是她是怨怪的一方，爸爸早年患重病身体上落下些残疾，而她的残疾是心理上的，渴望依靠尽管知道别人并不可靠，男友自然是潇洒得几乎无情，像个任性叛逆的少年，卡波特写过，青春根本不具有人性：它不可能有人性，因为年轻人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死……尤其不相信死亡常常是以非自然方式降临。或许不只是年轻人们，大部分人都逃避思考，它让人发疯，对死后巨大虚无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对生命有何意义的惶惑不安。所有人都是残疾的，都是爱无能。但不知怎的，笼罩在他们之间的灾难气氛却令她甘之如饴。就像是有趣、令人迷惑的毒花，带她进入一个黑暗蛮荒之地，使她记起自己。

她小心翼翼躲开人群，躲到电影、小说创作的世界里去。然而她逃不开生存，那绝不是丛林法则的适应那般简单。世界的复杂性她无法理解也知道无需去理解，人更不是为了被理解而存在的，所以她能够接受所有不合理的事不可解的问题。荒谬是颠扑不破的，荒谬即合理；而这世间的问题或许并不是像小时候的数理化题都有解，它只是导向另一个问题，然后更多的问题，彼此纠缠，愈发理不清头绪了。她感到无知以及无力，可是自己的焦躁还有不耐烦又缘于什么呢？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去打工，从朋友家到打工的地方之间往返，似乎所有对她的稍有搅扰都让她怒不可遏。她就像一个炸弹，或者是那种特别敏感的红外线，一引即爆。

朋友说要搬出去住已经说了有年头了，失去时效性的话语也就失去意义一般。当语言和所有东西一样只具有功能性的时候，它是那样僵硬那样限制，至于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人可恨又可怜可能是因为什么都不能彻底，虽然是个体却脱离不了群体，所以无法完全地自我亦无法完全地顺从，既心怀爱意又满腹委屈，既这样不能去除其忤逆性地渴望挣脱又伴随着自我的否定、内疚，以及对孤立无援的恐惧。被压迫的道德和自然的天性难道前者似乎更自然些，后者又不可战胜，总之就这样自我缠绕、纠结、撕扯、扭曲。

有一天在出租车上，朋友自省说，我常说我爸有多可怕，可是细想想自己也继承了不少他那可怕的个性。

父母吵架朋友自是无法不被裹挟其中的，这一切是让她那么烦心。朋友有时恶狠狠指责爸爸是个自私鬼。人或许都是自私的，只是软弱的人会将自己的失意发泄到亲近之人身上。总是一样的生活上的小事，他没好气地责骂，抓住一些所谓的小过错得理不饶人似的，她实在气不过不能不回呛几句，又吵起来了。她身体上长出的一层蛋壳，越是保护自己越是坚硬地和外界顶撞。

许多人和她说过，家庭是每个人或多或少背负的原罪。她只能从自身经验看，倒是不太能认同的。或是不自知的，或是有意自省的，其实该说是习惯（惯性），风俗、生活、思维习惯，不彻底打破这些习惯，是无法推翻自己重塑的。还是说，任何人都只能接受自己的性格和天性，才智也不能改变身上的缺陷。她只觉得自己和朋友都是可怜虫，愈是自省愈可怜，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到处充斥着光鲜亮丽的生活，然而像她和朋友这样的人却无法因为自省或者思考而从生活那里获得嘉奖，她们这样想要却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其他人而活着，这是命运的嘲笑，真可怜！却又实在可恨，她们嫉妒，甚至结成了嫉妒联盟，既嫉妒他人虚荣心的满足亦嫉妒才华上的出类拔萃，带着鄙夷、甚至摧毁的恶毒的力量。

她决定从朋友家搬出去，她不得不练习一下说辞，如何才能不像是背叛这样的联盟。朋友和她说过，每次凶过她之后也内疚。但一切还是无可救药地沦为了一场恶性循环。所谓的自我检讨不可避免地仍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做出的。她从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受到过自己的无能，以为可以在朋友家“避世”，却掉进了最可怕的专制中。对她的收留与善意赋予了朋友家一种“正当性”，除了感恩，有家才有她啊！而朋友和家人所有的习惯是因为他们共有一段过去，他们对这段过去的认同已经深入血液里去然后体征出来的亦即日常了。进入其中，意味着这段无论认同与否的历史的被强加并且表现出应有的态度，任何怨言都是一种无耻的背叛。尽管朋友有所意识，或者说自省自控，都不及这种能够威慑他人的“正当性”来得有力，让人上瘾。

她想不出来任何合理的说法来否决这种正当性，也就不能意识到其中的不公平，只能顺从。她责怪自己太过散漫，为什么总是她只有她好像做什么都是错的。她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后来索性早出晚归，可是气氛似乎变得更糟糕了些，她就像是一个不受管束也不合群的野孩子，所有人都对她有所嫌弃。她唯唯诺诺的像个可怜虫，紧张得要命，愈是怕犯错好像犯的错就更多。有时候实在不想应声，或者忍不住顶上几句嘴，朋友大吼几句，她又没了气焰。但是这种郁闷在心中越结越大，随时会转为夺门而出的愤怒。在外面遇见的人，都像同一个“愤怒家族”出生的兄妹，为了家族的兴旺打拼，贡献大者自然位高权重，像她这般毫无贡献者自然是只有资格默默夹着尾巴做人。彼此那些勾心斗角，关系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她像照镜子一样看见自己，为什么自己和那些所有人脸上都是一张绷紧的脸，能微微看到发红随时要炸裂的血管。

她想了很多，认为还是说实话的好：我知道我错得离谱，甚至可以说做什么错什么，我散漫惯了，要适应新的条理习惯自然容易漏洞百出，但我只是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给人们对犯错之人大吼小叫的权利。但真正让我恐惧的更是话语权的剥夺，无权参与规则的制定，只有屈辱地服从，违反的时候要接受责难，并且不能有任何不满之言，否则将遭到流放。关键是这一切就有如至高无上的法律，不可驳斥、不容置疑，我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所有合理性在其面前仿佛天生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