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开始读大学：一份个人回忆
注：这篇随笔是为2014年秋季学期清华图书馆“大学第一课”专架图书读后感征文而写。我以读后感为引子，回顾自己的读书求学经历，是很个人化的回忆。事后来看，不免有天真、血气之处，有我个人的局限性。一仍其旧贴出来，诚实面对自己，诚实写作。这篇随笔中，引号里的都是引用原文。
2024年注：转眼十年过去了。我个人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些变迁，见近期整理的几个书单：
Chief of Staff / Executive Assistant
2021年注：多年过去了，我已毕业。后来我打算陆续写几篇资料总结。已经写的如下：
后来也逐步探索了一些新的关注点，搜集了这些豆列：
职场相关：职业生涯、人生的心得体会；各种职业生涯轨迹；各种职业方向；工作方法，职场经验；领导力
个人成长相关：大学学习；学习方法；思考、决策、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的认知、思维偏误；人的动物性，人类的演化；个人理财；人际沟通；悦纳自己，积极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友谊；家庭，亲子关系；爱情，亲密关系；女性；女性传记；人生经历
公共事务相关：全球视野下的公共管理；知识、理念如何影响公共政策；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互动；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群体行为；组织研究；团队，团队文化；政治的微观过程；公共沟通，舆论，宣传；教育；不平等；腐败；人的权利；劳动经济学，工作的性质；资本主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自然与社会；工业；商业；金融通识；科技政策，科技治理；综合国力；在当代社会如何推动改变
地区研究相关：比较政治学；现代民族国家；移民，身份认同，国界；发展中国家 (Global South)；发展研究；Autocracy；Democracy；中国公共管理；中国文明；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历史；当代美国；美国文明；当代俄罗斯；英国；关于欧洲的书和资料；伊斯兰文明；当代印度；当代中亚地区；非洲
国际事务相关：国际关系；全球事务；国际组织，全球治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国际沟通；外交；外交家；大战略；美国外交；中国的国际事务；中美关系2；亚洲事务；世界经济；国际贸易；情报机构；当代战争、冲突；创造性介入；核武器，核战略
学术相关：社会科学哲学，预设(assumption)，研究方法；跨学科社会科学；欧美之外的社会科学；人类学新书；读博士；有工作经验的教学
2014年11月写于清华园，大三，20岁。
作为《十九札》的读者应邀写读后感，先说说和这本书的缘分。
《十九札》是我进大学后读的第一批书。大一的国庆节假期，在798艺术区的一间书店里，我一眼就在一堆文艺或显得文艺的书之间看见这本红色的小书——一位北大教授写给学生的19封信。“完成大学作为理性保证的目标，建构并巩固自己的理性，同时认识并克服科学的局限，成为一个趋向完善的个人。信的写作历时四年，收信或质疑的学生也不固定。其中很多人最初收信时刚入大学，如今已成为终身愿以学术为业的人。”回到清华，我立即借来读。朱青生老师的这些信主要谈了学术规范和方法，介绍了如何判断书的质量、如何做资料卡片。特别令我注意的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学的教授，竟对汉语概念、科学语言、术语使用有如此严格的要求，还援引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大二寒假时读陈嘉映老师的《简明语言哲学》《说理》，我才注意到语言对于思考、表达的重要性。）《十九札》使我朦朦胧胧感受到大学的精神和价值。
借用刘东老师的标题“用书铺成的路”，我的大学之路也从此铺开。《十九札》只是个引子。而既然是“用书铺成的路”，请允许我在很多地方述而不作。
一
《十九札》不是我读过的关于大学、关于治学的第一本书。入学前的暑假，我读到钱穆先生的《新亚遗铎》，对新亚书院学规拳拳服膺。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新亚书院的立校精神很正。
新生军训期间，我把钱穆先生开示治学之门径与方法的文集《学籥》借来读。“取名《学籥》，意为做学问的钥匙，即学问之入门。”这本书是在军事理论课上读完的。八月炎热的北京，午后昏昏欲睡，六教C区阶梯大教室里讲授的军事知识我已不再记得，但我记得《朱子读书法》中，朱熹如何恳切地教人读书。
“读书生疑，必须有如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而又无法札记问人者。宋儒治学，其最高境界在此。若清儒考据，几乎全部可以札记问人，此其异也。”“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学术风气亦与时代风气不同。时代风气一过，即失其存在。但学术风气可不随而消失。如宋代理学，如清代乾嘉考证学，此种学风，仍为后人所仰敬与承袭，所谓师法犹存。”[1]军事理论课上我最大的收获是对宋学、清学的风貌有了一点粗浅了解，并记住了钱穆先生的教诲：“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2]
大一期间，我读了钱穆先生全集中的《文化与教育》，里面的文章都写于几十年前，但我并不感到隔阂。有些段落使我振奋：“教育诚即是人生，而当为人生中之最普通最根本又最紧要最精彩之一过程。教育事业，在本已往人生之现实经验，而培育将来人生的理想之进步。故教育必包括两事：一、经验。二、理想。大学教育，乃为结集人生最高经验，蕲向人生最高理想之一种事业。”[3]有些段落使我震动，“大学教育之更可贵者，尤在于大学环境内部实际全生活之陶冶，而课业之研修与讲堂之传习为之次。今日大学教育之目的，即偏重于职业与知识，其流弊，遂专重讲堂授课，而大学内部全生活之陶冶转忽焉。明言之，不啻讲堂有教育而学校无教育，学校精神仅在讲堂，偏狭已甚，而讲堂之所授又不胜其偏与狭……学校之对青年几于放纵其身心而锢塞其智慧。”
有些段落我一时还难以完全领会，但能感受到先生有一种深切的关怀：“所谓‘通学’，即是从文化大原来辨认学术分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过分提倡学术专门化的更严重的流弊，是太注重在每一门的学科上，而忽略了整个如何‘做人’的大体系。”“没有学术，没有人才的国家，到底将不得救。我们该注重会通的学风，该注重完整的人格。这两件事，只是一件事。有会通的学风，自能培养出完整的人格。我们该吧‘人文主义’的教育来纠正唯物的、功利的教育。我们该从文化大原、学术大总纲处着眼下手。我们该提倡做通学，我们才能期望有宏才。”“一般政治意志，自身也该是被领导的，它该是发源于人类整个学术文化的客观的理性要求之下而产生而形成。若政治意志脱却文化学术之领导，则必陷于霸力的，权谋的，为个人与党派之私利而斗争。”“政治家应该明白自己之功能与范围。政治不外是一种人事，人事必得人来干。没有好人才，再也干不出好政治。……政治不是一个法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探源究本，更要的，还是‘人才’问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熄’，这虽是两千年前的老话，但两千年来，依然有它的真实性。只要没有人，一切好法良规，还是要变质，要腐败。……真够得上政治家的，必能明白政治功能之局限，必能接受文化学术上一切经验之教训。”[4]
二
清华图书馆有大量英文馆藏，我开始读西方的书。与《十九札》大致同时，我读了另一本书Dean’s List: Eleven Habits of Highly Successful College Students，是美国顶尖大学和文理学院的教务长为大一新生写的指导。从中得知西方有一种本科教育叫liberal arts education，例如Oberlin College的本科教育目标，第一条是“使学生学会独立、严谨、有创造力的思考”，第二条是“提供一流的自由博雅教育”，第三条是“将世界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发展出参与、探索这个多样化、全球化的社会所需的技能和学识。”第四条是“培育学生的社会意识、环境意识”。从Focusing on learning, not on grades到freedom and uncertainty are twins，这本书犹如一位mentor，给初入大学的我很多精神鼓舞。
我注意到英文教材的质量很高。从另一本书Learning to Think Things Through: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中得知，教材是较为可靠、质量较高的知识来源。然后我发现，诸如批判性思考、写作、人际沟通等等重要的学习内容都有相关的英文教材，这表明美国的本科教育传授这些东西，但中国没有（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些课难以归入哪个系、哪个专业，毕竟中国没有liberal arts college）。大一时我也看了微积分、线性代数、化学的英文教材，图文并茂、全彩印刷，循循善诱、注重methodology，不像清华自编教材那样“定义、定理、证明，定义、定理、证明……”，对用户不太友好。
大一时我还读到李笑来《把时间当作朋友》、刘未鹏《暗时间》，这两本书使我明白草根也能自学成才。“I won't let education block my way to pursuit the true knowledge.”摸索中我学会了找书。根据豆瓣网的中文书评和amazon的英文书评，大一期间我查阅过上千本书（尽管能真正翻开读的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有了一个最初的知识地图，大概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事后来看，或许正如汪丁丁老师所说：“第一步，高屋建瓴，从天空俯瞰人类知识版图，逐渐辨认这张版图里的知识模块，以及这些知识模块之间的关系。这是最自然的认知过程。……首先要有一张‘知识版图’，不论多么粗糙，哪怕只是模糊混沌的一片灰白。自修，辨识出一块一块的知识模块。这是一个循环上升的认识过程，你不可能背诵一张完整的人类知识版图。你只能在一块土地上散步，然后在另一块土地上散步。直到你懂得每一块土地各自的特质，你才明白为何这些土地要如此分块。”[5]
世界和学问都是很广博的。但容易受所在专业、所学课程的局限，使你以为你接触到的那点就是全部、就是惟一。所以我尽量扩展知识地图，去了解有哪些领域、学者、学问，去努力看到学术的全貌；同时比较和衡量各种学问对于我的重要程度、紧急程度，判断它在我知识结构中的位置、我该在什么阶段为它付出多少，而有些估计一辈子都不去碰。在所有学问中我只能学极少的一部分，知博守约。我还意识到对学问要有品味，要判断学问的好坏高下、是正道还是歧途，因为你得为之搭上时间和心力。“人的生命短暂，中计几次就日暮黄昏。”[6]因此，选择和扬弃就格外重要了。张五常谈到读书经验，“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足够。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读书的时间多。”[7]
图书馆用得越来越多，不断发现好书。文科馆从康奈尔大学购得的那批书里有圣经词典Harper's Bible Dictionary、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注释本The Landmark Thucydides、柏拉图对话录的可靠译本Four texts on Socrates、施特劳斯的文集The City and Man、科斯的文集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除了逸夫馆和文科馆，我也开始用其它分馆。我发现经管馆是好书密度最高的地方，有大量英文原版书，版次也较新，德鲁克的The Effective Executive就是在这里借到的。除了经管类书籍，还有时间管理、人际沟通、团队合作等方面的书，甚至包括波利亚的《怎样解题》、钱穆先生的《宋明理学概述》，不得不佩服经管学院选书的眼光。五道口金融学院并入清华后，我在金融馆借过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周其仁老师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金融馆旁边就是“宇宙中心”五道口的市井，但仍能静下心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谈论清华，不得不提及她想象中的对手——北大。北大那座藏书楼造型的图书馆，馆藏是清华图书馆的两倍，英文馆藏尤为丰富。梅利曼《大陆法系》、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的英文版我都是请北大同学帮我借的（本科生无法馆际互借）。想想俞敏洪自称是北大的学渣，大学四年读了八百本书，他们班的学霸王强读了一千多本书。另一个园子里的读书学习，是怎样一番体验？
三
第二次在书中读到朱青生老师，是《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里，朱青生老师请林毅夫老师给北大元培班的学生讲话。林老师勉励大家“如果在学习期间就能够勤于‘思’，并且打下扎实的‘学’的基础，那么，各位在各自的学科上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对理论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因为新的理论必然来自新的现象，中国正处于旷古未有之巨变，不论在哪个学科里都会有无数多的新现象。”北大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质。受这种精神感召，大一下学期，我报考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双学位。
修经双之前，我已多次读到北大老师对大学学习的阐述：“有同学可能要问：在大学阶段，应该如何去为确立自己的信仰做准备，奠定基础呢？我通常的建议有二。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大学得天独厚之处，也是大学生应该紧紧抓住不放的，所要做的两件大事。信仰，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应该建立在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的广泛吸取基础之上。大学阶段的自由读书，应该有两方面，一面是古今中外的基本经典的精读，那里集中了我们民族与人类文明的精华，要尽可能读熟读透，数量则不必太多；另一面则是尽可能广博地泛读，如鲁迅所说，要特别读专业外的书，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读多了自然触类旁通。自由阅读之外，还要自由思考，不要先入之见，不要迷信任何权威，要不拘一格，不受羁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一切都要提出‘为什么？对不对？’”[8]
“大学时期，能量的培育往往要比知识的更为重要。学唱歌的人的先要先学叫得响，然后才有规则。天下的事情，总是先有语言，然后才有语法的。学习的一种本质是是流的训练。能量训练就是要学会激发电流——一个专门的课题是串联在电流之中的一个电器。如果一个人的能量非常充足，那么，写一本书，讲一门课，是一个连接导线和开开关的问题。能量再充足的话，开关不要，灯也亮。”[9]
“前不久与北京大学地理学家唐先生交谈，说起中外社会中敬业精神上的巨大差距。唐先生说：在美国读博士就是下地狱，必须一本一本地、扎扎实实地阅读大批的书籍，容不得半点含糊；经历此番炼狱的人大多终身保持着认真严谨的作风。我以为此言是点睛之笔。一个社会中众生们不求实、不敬业，必然是它的精英率先告别了求实和敬业。只要一个社会中精英们的精神还在，不信东风唤不回。换言之，要改造一个社会的作风，首先要从它的精英开始。……未来其他领域中的多数精英都将拥有较高的学位，我们应该在大学的炼狱中为他们打上一记难以磨灭的烙印。”[10]
北大比清华早一个星期开学。自从修了双学位，我总是早一个星期返校，这个星期常常去北大旁听。大二下学期我旁听了北大法理学第一堂课，强世功老师对坐在下面密密麻麻的年轻人说道：“你们如果没读过人类一流脑子写的东西，怎能算是受过教育？”这堂课上我第一次见识到北大的教学大纲：列出每次课的参考书目，书目就印了好几页纸（后来旁听政治学概论第一堂课，也是这样的分量），内容跨度从当下的全球热点“碳政治”上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修过课的同学说为这一门课每周至少要花八小时读书，还不包括写读书报告的时间。后来我读到甘阳老师的文章《通识教育：美国与中国》，美国的大学正是用这种高强度训练来教育他们国家的年轻人。
不久以后，我也有了类似的读书经历。大二下学期，我在双学位修汪丁丁老师主持的跨学科人文与社会讲座系列。“你发现学术和教育已无药可救地官僚化了。姑且不提怎样改造世界，问题首先是，你怎样获得和发展批判性思考能力？这门课程帮助你：1.换一个视角看世界，发现属于你的新大陆；2.将同一问题置于不同视角下，从而不会沉溺于偏激的见解和专业的自负；3.摆脱单一专业训练形成的思维方式，这是批判性思考的开端，将你带入一个有更多可能性的世界。……在任何跨学科课程中，我们强调，最重要的不是课程的内容而是‘问题导向’的学习方法。”[11]那个学期，我们听了周濂老师讲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冯克利老师讲哈耶克的自由观、夏中义老师讲余华笔下青春的苦难和温情、陈嘉映老师讲何为良好生活、景跃进老师讲中国政治研究的困境与出路……这个系列讲座逼着我们每周读一本书、两周写一篇读书报告，从中也体会到汪丁丁老师的用心：跨学科教育的主旨之一是“贯通各类知识”，它的另一主旨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
“器不自利，必经磨砺，亦如人之材德，必事贤友仁，然后得所切磋熏陶而后能成也。”[12]我还加入了CCER Club的读书会，与来自不同学校、院系、年级的同学一起读书，互相提问、论辩，就像前辈们那样。赵晓力老师在《无形的学院》中回忆他们当时的读书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
周其仁老师读本科时，“自发组织了一个业余读书小组，大家关心学问，也关心时事，聚在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13]如今周老师也会来听我们读书会的讨论，恍若三十多年前杜老对待他们那样，想“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14]。大师身旁宜聆教，未名湖畔好读书。犹记得在春暖花开的未名湖畔读哈耶克，真是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清华也有人在读。有时自己想读的书在清华图书馆已经被借走，我反而感到一种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一本好书正在被人读，尽管我不知道是谁。清华的确有读书人在“寂寞求真”[15]，但在清华，读书人太原子化，难以找到同好。
“要衡量一个大学的地位和贡献，应该首先注意到下面的几点。第一：看它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气，在此风气内陶铸出一些人才来。第二：要看这一学校所形成的风尚与其陶铸的人才，是否能上面承接那国家民族文化的大传统，而同时继往又能开来，要看它能不能针对现时代有一种新的激发与创辟。第三：我们再要看，那种风气与人才是否有它活泼真常的泉源，是否从一种自由精神所发动。只有自由精神，才是我们理想上所谓风气与人才之真血路。没有自由精神，便绝对不会有真风气，亦绝对不会有真人才。”[16]
四
读书触类旁通，对学术流变略有管窥。看上一个朝代的学术流变，多少有点心惊肉跳。反观此朝，似乎逃不出同样的劫数。
“‘科举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时文。经学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经解。二者无以异也。皆俗学也。’其实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只要成为时趋，久而久之，未有不成为俗学的。”[17]如今经济学成为朝市显学，“我们现在培养的经济学人……可以做很多技术和统计的分析。可是，现在大家关心的经济学问题是什么？还有吗？我们现在的教学也不是问题导向，而是技术导向的。我们不再去问为什么，我们只问怎么办，我们教会学生如何处理这个变量和那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跑一个回归就知道什么关系了，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基本上现在的经济学人就是做这样的工作，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已。这跟早期的经济学家要回答的问题完全不一样。”[18]
“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今天的情形，是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学，但欲发文章耳。“而且如陈氏意，像当时那般做经解，纵使做得极好，亦只是训诂考据，无关大义，亦只成得一个博士，不成为一个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却与做人办事一切世道仍无关。‘士大夫’则须从读书中明义理，来做社会上一个有用人物。”“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此所以近数十年学问颓废也。”这是钱穆先生1935年转述清朝陈澧对道咸年间学术的评述，似乎可以原封不动搬到2014年。
“夫学术本无界划，知识贵能会通。今使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先从事各人之选科。若者习文学，若者习历史，若者习哲学，若者习政治、经济、教育。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学者不察，以为治文学者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以往，在彼自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而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中坚领袖人物，则仍当于曾受大学教育之学者中求之。生心害事，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从事于国家社会共通之事业，几乎而不见其日趋于矛盾冲突，分崩离析，而永无相与以有成之日。”[19]这是钱穆先生1940年的观察，至今看不到明显改变。今年九月的“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论坛，不同学科的学者已经没有多少共同的知识背景，抱定各自学科门户的定势思维，难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大学教育要把学习割裂，造成知识结构和心智的偏狭，但所幸，终究还有一个地方——图书馆，在这里，你还是一个完整的人。人类所有领域的积累、所有文明的岁月都向你敞开，你的心智还有自由蓬勃生长的可能。
“说起来难以置信：到了‘文革’后期，由于闲暇时间特别多，又由于读书确实没什么用，那些真正爱读书的人，反而可以自由地发展志趣，以至于跟目前这种填鸭式教育比起来，反倒像是受过贵族教育似的。……刚进大学就过了23岁，这年龄对于一位本科生，已有相当多的不利了。唯一有利的条件是，那正是中国最解放的时期，就把现在都算上，也享受不到那时的解放感了。……回想起大学时代，真正给我影响的，倒不是什么具体课程，而是弥散在校园的自由氛围。至于实际的课堂讲授，与其说传授了什么真理，不如说散播了太多的谬误，逼得我总要琢磨着反驳，从而大大锻炼了脑力。”[20]
“在谁名下，分配在哪个方向，对我毫无差别，我不是来跟谁学哲学的，大学提供的不是学问，而是容我继续自学的闲暇，再加个图书馆。”[21]
“我的第一个假期过得并不愉快。近20天的时间中，我一直在反省。我拟了一个计划，我要返还我的本来面目，不做乖乖生，要好自为之。回到学校后，我开始逃课，泡图书馆。此后的三年半生涯中，说来很惭愧，除民法、刑法是全程上课外，其他的课我能去30节（那时一门课通常开72或96课时，有的100多），已是出勤率很高的了。有不少课是哪位老师上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未去过他的课堂。”[22]
“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如今掌握话语霸权的经济学只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小分支。在伦理学之下，还有自然神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化分工后的现代经济学，安放不下汪丁丁的能量。他曾说：‘陷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走不出来是很痛苦的……经济学家就光凭那么一点东西，打算吃一辈子。’1980年代在夏威夷读经济学博士时，他就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看‘闲书’。”[23]
这些话看起来不像是标准的“好学生”，然而分别出自刘东老师、陈嘉映老师、江山老师、汪丁丁老师。我在课堂上看着他们，知道自己一辈子都难以企及他们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复有他们当年的读书际遇。“最让我们汗颜的地方仍在于，尽管如就外在治学条件而言，当年的前辈大概除却‘自由’之外，在任何其它方面都远不及我们今天，然而，单单这么一个关键性的长项，就仍能使他们大大地优越于我们。”[24]这段文字本来描述的是西南联大，却也能照搬过来描述我们与上一辈学人的差别。
五
从书中，我一再读到清华的历史和理想。
西南联大时期，“‘自由’教育表现为‘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意味着扎实的童子功和广阔的知识面。它绝不会让学生放纵散漫，不再渴求坚实的思考能力。恰好相反，只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熟练的思考技艺，才会赋予他们真正的思想自由，使之足以在今后面对习以为常的俗见时敢于自出机杼地大胆立论，在随波逐流的社会中具有充当中流砥柱的主见和风骨。”[25]
早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不光是摆脱了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最容易产生的文化自卑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盘西化’的目标，还同时突破了后发现代化社会最容易陷入的、仅仅作为民族国家去‘寻富求强’的情结，而升入了面向整个世界的、承担着人类共同未来的交互文化使命。”[26]“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就此说来，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们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27]
天之未丧斯文也。一所大学在她伟大的时期，总会让人一再追忆、纪念，留赠来者。
补记
应“好读书”奖学金采访而写。2016年4月写于威尼斯，大四，21岁。
这篇随笔是大三上学期写的，大学刚读了两年多一点，正处于本科阶段中流击水的时候。现在是大四下学期，本科即将结束，落花流水春去也，与当时的心气不一样了。
回顾和反思自己本科阶段的阅读，涉猎了多个领域。看过简介、目录、书评的书有几千本，翻过的书有几百本，通读的书不到两百本，精读的书屈指可数，而且远远称不上深入理解。绝大多数书处于知道但没时间读的状态。我还不是一个优秀的读者，顶多算是心向往之。
这篇随笔有写得意气的地方，表达了对自己缺乏通识教育的惋惜。我向往的教育是自由阅读、大量阅读，而每个人向往的教育可能不尽相同。自己读书不够多、不够深入的主要原因是闲暇不够——除了要完成清华本科要求的174学分，还自愿去北大修了44学分的双学位，剩下能读书的时间很少。（相比之下，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大学本科平均每学期4门课左右，显著少于清华。）要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就好了，然而经济学告诉我们，稀缺是无法消除的，只能在约束条件下尽量分配好。
倘若把“清华是否应该重视通识教育、给同学们留出更多的时间读书”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来认真探讨，则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得出“清华应该重视通识教育”。
钱穆先生写道，“大学教育之更可贵者，尤在于大学环境内部实际全生活之陶冶，而课业之研修与讲堂之传习为之次。今日大学教育之目的，即偏重于职业与知识，其流弊，遂专重讲堂授课，而大学内部全生活之陶冶转忽焉。”这里似乎体现出“古今之争”。钱穆先生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是古典教育，好比古代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生活在城邦中，在共同体中追求善好。现代大学教育好比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保障臣民的安全，把宗教、价值观扫入私人领域成为个人偏好。[28]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代大学为学生提供职业训练，无涉善恶的探讨、德性的培养、爱欲的引导。
现代市场经济在大部分情况下能维持社会运转，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部分精神需求。正如一篇书评所说：“普通人的上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只要根据社会给你的设定，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对社会给你的各种经济学刺激做出合理反应就可以了。你左右不了世界，世界也不担心被你搞坏。”[29]
按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来分析，中国经济有后发优势，应当复制先进国家的技术，而不是自己去研发。大学教育不可避免地要为后发国家的发展路径服务。“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采用了苏联的大学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实行专业教育，本科一年级就分专业，因此我们的大学一直没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与此相应也就历来缺乏通识教育的制度与传统。客观地说，中国20世纪50年代采取这种本科专业化的大学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急需技术人才，本科专业化可以节省成本在四年内迅速造就技术人才，而当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技术骨干作用。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30]
经济学家许成钢老师谈到“法国的教育方式……强调训练，可以产生大批训练有素的人，这一批人都有很强的技术能力。由这些人中产生一些人做经济学。但这种训练方法使得人们比较缺少观察能力和想象力。可以有技术上的创造力，但与技术无关的创造力会有所欠缺。……给定中国特点之下的另一条件：经济学仍很落伍，怎么赶超、培养？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更侧重严格的数理训练，培养出一支整齐的队伍。所有的条件相加，目前阶段最容易做的是偏向法国式的强调训练，特别是数学和统计学。因为中国这方面有足够好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31]短期来看，通识教育收益不如技术教育，而且成本更高。
另一方面，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并非无需申辩。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写道：“多数人或一般人是把快乐等同于善或幸福。所以他们喜欢过享乐的生活。有三种主要的生活：刚刚提到的最为流行的享乐的生活、公民大会的或政治的生活，和第三种，沉思的生活。一般人显然是奴性的，他们宁愿过动物式的生活。不过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1095b15]”。多数人并不欲求德性的、沉思的生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缺乏教育比喻为洞穴，洞穴是常态，不可能所有人都走出洞穴；走出洞穴的人的视野与从来只生活在洞穴中的人的视野是不相容的，前者不被后者接受，甚至被后者取笑、处死。并非所有人都想读书、追求通识教育，不可能把通识教育推行给所有人。
通识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有不少分歧。钱穆先生列出的是“一、须研求人生最高理论，此属哲学与宗教。二、须欣赏人生最高境界，此属文学与艺术。三、须明了宇宙来源，此属天文与地质。四、须认识生命真情，此属生物与心理。五、须博通已往人事经验，此属历史与地理。六、须兼知四围物质功能，此属数理与化学。”[32]钱颖一老师列出的是“哈佛的英文写作课（Expository Writing）是本科生唯一的必修课，其他课程均为选修课。……（1）人文学科，其中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2）社会科学，其中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法学中的法理学部分。（3）自然科学，其中包括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33]我个人的体会是：1.逻辑推理、表达沟通能力、自然科学基本上没什么分歧，但不足以解决对人切近、重要的问题。2.现代社会科学有助于我们熟悉现代世界，分歧也许相对较小[34]，可能的缺陷在于单一学科视角不完整[35]，以及“现代性”的预设。3.关于意义、价值、善好的学问，即中西方的经史及其理解、阐释，困难和分歧都很大。[36]
首先面临的是显著的古今之别：所有中国经典和大部分西方经典都写于古代。古人对自然界的认知极为有限且来自直观感受，改造自然的能力很有限，有多神教或一神教，生活在城邦或帝国中。现代人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远多于古人，宇宙观跟古人迥然不同；神被祛魅（无法再维持古代对神的理解）；技术、现代经济金融、企业、网络极大地塑造了现代的生活，这些是古代没有的。因此，要想回到典籍产生时的语境，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理解孔子、柏拉图当初想表达什么，不太容易。此外，要理解后世对典籍的理解，需要花大量时间阅读滚雪球般庞大的注疏传统。施特劳斯学派认为：人性是长久不变的，古代圣贤有一流的头脑，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他们揭示了人类可能的最好生活、最佳政制。这里暂不争论，假设这个立场成立。有些基本约束条件确实是古今都一样的，例如人的生命以及附在上面的价值是必朽的、短暂的、不可逆的，“人各自为在”[37]，但除此之外的其它约束条件，现代世界极大地不同于古代世界。即使人性没变，约束条件变了，现代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太可能从先贤那里得到现成的解答。古代社会的心性培养不一定能够移植到现代社会。
典籍相互之间有深刻的分歧，甚至不可调和。例如柏拉图与霍布斯，雅典为代表的理性与耶路撒冷为代表的信仰，乃至两希文明与儒家文明。典籍并非生下来就是正统，而是自诞生起就处于跟其它思想的竞争中，例如苏格拉底与智术师，基督教与异教，孟子与杨朱。典籍的传世有偶然性，柏拉图的所有上课笔记、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对话录都失传了；《连山易》《归藏易》失传而《周易》留了下来；如果秦始皇不焚书，也许司马迁在《史记》里会重写先秦的文献综述。我们从事后回顾感受到的条件概率，跟当时的条件概率不一样。今天我们看到的典籍不是全部、不是惟一，文明并非不可能有别的走向。
典籍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很微妙。凯恩斯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都比常人以为的更有分量。的确，世界是被他们统治的。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却往往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目空一切的暴君，他们的狂乱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某位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我确信，同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功能相比，既得利益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诚然，这绝非是指眼前，而是指经历了一段岁月之后。……思想，而不是利益，或迟或早终归是危险的，无论是伸张正义，还是放纵邪恶。”[38]我不完全同意这段话。从同时代产生的效果来看，这些一流头脑的亲身政治实践、对自己所处时代开出的药方往往称得上失败。柏拉图三次去叙拉古，孔子周游列国，都无功而返。亚里士多德讲《政治学》、孟子言必称尧舜，然而城邦政制、上古三代不久后即被帝国所取代，再也没有恢复过。犹太民族仰仗耶和华的保护和应许，几千年来颠沛流离，实在难以称得上是“上帝的选民”应有的赐福。
但一个普遍现象是，当这些典籍正在生长的时候，往往被现实政治视为异端。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以不敬神、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亚里士多德也被雅典人判罪，但他逃走了）；早期基督教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霍布斯、卢梭、斯宾诺莎的著作被封杀；秦始皇坑儒；朱熹生前被斥为“伪学”。等到这些作者都死了，等到他们的言论和著作成了化石，若干年后，却被打扮成经典、传统。对这种死后的经典、传统地位，有识之士进行了批判——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秦晖老师认为独尊儒术以后的中国是“儒表法里”。思想活着的时候对当前的统治是潜在的威胁（所以《理想国》发生在佩雷欧斯港而非政治中心雅典，克法洛斯退场后苏格拉底才得以展开对话），死掉的思想则可被用来推行长久的统治。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完全吻合，典籍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可能有扭曲、时滞。
承平之世，一代代人温习典籍，构成公民的教养、社会的秩序。当代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通识教育中关乎意义、价值、善好的部分，对人心、对共同的生活最切近，但我们目前并没有已经建立好的习惯可以沿袭，没有已经阐释好的经史可以直接翻开。
因此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读书就像在黑夜里眺望星空，有些星星的光亮能够抵达眼睛，有些星光来自远古的过去。星星彼此之间相隔很远，作者与作者之间隔着遥远的时空、深刻的差异，但他们共同构成一片星空。我没有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善的型（the form of the good）”的自信，我认为洞穴之外没有普照万物的阳光，而是黑夜里稀微的星光，此时相望不相闻，我们能看见，却无法回到或接近那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足够的空间和心力去借助星光重新审视脚下这一方土地，思考孔子、柏拉图思考过的问题，那些每一代人世都要面对的基本问题、终极问题。
读书人和书，就像眺望者和星空，构成一个共同体，物理上的时空分布则是稀疏的。“太空中也许屹立着一个典范，它为某个想看到它、并且想要根据自己所见而在他自身之内创建一个城邦的人而存在。这一城邦是否当下或将来存在于某个地方，这无所谓，因为他所能干的事务只属于这个城邦，而不属于任何别的城邦。（《理想国》[592b]）”这样的共同体能在现实世界存在吗？刘擎老师写给江绪林博士的悼词中说：“一个有原子化个人倾向的社会中，尊重和包容是必要的，却仍然是不够的，友爱与团结也弥足珍贵。我们不仅需要专业同行的讨论群组，我们还应当寻求一种更为积极热忱的精神、智性和友爱的共同体。”[39]柏拉图的《会饮》描绘了这种共同体的生动情景。然而可遇不可求，在大部分时候，顶多能像马基雅维利那样，“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受到他们的热心款待，在只属于我的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
读书是一种私人爱好、私人选择。个人的生命长度和日常视域极为有限，读书是为了从自己偶然落入的、暂时的时空局部探出头来，看一看其它的时空、看到世界的广度与高度，去尝试理解它。读书是不安于被潮流、大众意见裹挟而不自知(fatuous)的状态，试图过一种省察的生活。多读书，读好书，能够感受什么是重要、什么是好。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有自由和闲暇。
同时我意识到，文字建构的世界是不完整的、有偏的，并且止于文字所能表达的界限之内。（留意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此生的阅读和实践，如同奥德修斯的航行，布满种种艰险、转折，需要技艺、智慧、耐心和运气，由于人类的缺陷、无知、短视，这样的生活也很可能是残缺的。
至于在公共政策层面上推广读书、通识教育，有诸多困难，我没能论证其必要性。
尾注
[1] 钱穆《谈当前学风之弊》1964年
[2] 钱穆《学术与心术》1955年
[3] 钱穆《理想的大学》1943年
[4] 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1950年
[5] 汪丁丁《关于跨学科教育方法的第三篇短论》
[6] 张五常《七十自述：我是怎样研究经济的？》
[8] 钱理群《对北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说梦话》，收录于《梦话录》
[9] 朱孝远《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
[10] 郑也夫《三校论文选编前言》，收录于《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
[11] 汪丁丁《关于2014年春季学期的跨学科人文与社会讲座系列课程要求的重要提示》
[12] 钱穆《论语新解》
[13] 周其仁《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14] 南方人物周刊《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15] 清华哲学系王路老师的书名
[16] 钱穆《北大四十五周年纪念辞》1943年
[17] 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1935年
[18] 张军教授在科斯追思会上的发言《科斯、张五常和经济学传统的衰落》
[19] 同注4
[20] 刘东《人生不过是将错就错——五十答客问》，收录于《道术与天下》
[21] 陈嘉映《求真迷行录》，收录于《无法还原的象》
[22] 江山《回到“西南”》，收录于《历史文化中的法学》
[24] 刘东《自由与传统的会通——重读〈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
[25] 同上
[26] 刘东《未竟的后期》，载于《中国学术》第三十辑
[27] 这是梁启超先生1919年在《欧游心影录》里写下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陈吉宁校长在清华大学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几次提到，法学院许吉如同学在哈佛当交换生时曾写信给我，说令她惊讶的是，海外学生能够跨越自己的国籍和文化背景、站在整个世界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问题。虽然学校多年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应当说，目前我们的教师和同学关心的往往只是眼前的、身边的、当下的一些具体问题，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近一百年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算是做出了一种回应。
[28] 参考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前言
[30] 甘阳《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人文教育”其实指的是“通识教育”
[31] 许成钢《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
[32] 钱穆《理想的大学》1943年
[33] 钱颖一《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
[34] 因为“价值无涉”“基于事实”，参考周其仁《何处用心？何处用脑？》、张五常《科学说需求》第一章
[35] 我学经济学一年后感到在现代不能不学经济学，但只学经济学是不够的。
[36] “事实上，我从来不能认同我的一位老友鼓吹的主要沿袭施密特、海德格、施特劳斯思路的西方古典教育。”（汪丁丁《新正治经济学第二讲 预告》）
[37] 借用江山老师的表述
[38]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语。斯蒂芬·斯密什在耶鲁大学正治哲学导论课的讲稿中也引用了这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