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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行因吹丝挺

易小荷：写作延缓了我人生的衰败 | 创作者访谈

中国三明治 2018-01-05 13:06:31

文 | 胖粒

一

2017年12月末，在新书分享会上，易小荷说起刚到北京的苦日子：住地下室、找不到工作......这时嘉宾阿乙拿起话筒笑着说：“其实小荷并不像她所说的那么惨。她一直在行业内处于高薪阶层。”又转过头来问易小荷，当年创造了篮球圈最高转费会记录的确切数字到底是多少。

易小荷尴尬地笑笑没有说出这个数字，但解释了自己所说的“失败”的含义：“当你周围都是这么优秀的人之后，你的评价体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老说失败者，这个失败者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

阿乙曾是易小荷在《体坛画报》的同事，那时他的社会身份还是一名普通的报刊编辑。某种程度上，易小荷和她的作家朋友都因写作改变了各自的命运。

在她创办的“骚客文艺”原创文学平台签约的作家中，从小地方走出来的作家不在少数。22岁的余华还是一名牙医，在县城见到了上万张嘴巴，发现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后，决定要做一名作家，就这么靠写小说把自己从海盐写到了北京。阿乙在瑞昌当警察，在陪领导打麻将中看到自己极度寡淡的未来，于是辞掉职务，跑去郑州一段时间后，也乘着火车，去往北京。

这些年过去，余华成为了中国顶级的作家，阿乙在文学圈也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和余华、阿乙一样，易小荷从自贡跑到了北京。从一个自卑的小女孩成为名记者，再到自媒体“骚客文艺”和“搜历史”的创始人。

但和余华、阿乙凭借写小说获得地位不同是，易小荷是通过做体育报道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她又将此种成功视为一种“失败”。

在经历了她所认为的多次失败后，易小荷今年创建了自媒体“骚客文艺”和“搜历史”，正式告别北京，从此进入人生的“后半场”。

公司规模扩大，上海长乐路的房子住不下，遂搬到西区的高邮路。这条路的25号住过现代文学家和文学史家郑振铎，7号住过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媛吴靖，34号住过表演艺术家陶金。搬进去的前一天晚上，上海下着大雨，她和同事把桌椅一点点搬进新址，累得面无颜色。

我到访时她正在和同事们吃饭。桌上六盘菜，都是自己烧的。这是在新址的第一次团建。屋后面有个小院子，几平米，摆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下午，阳光斜照在院子中，一切显得静谧。里边儿的办公桌旁，竖立着一块50厘米高的镜子，镜子上面是易小荷让同事董啸抄写的一句话：You can change this world girl. You really truly can.

接下来，她需要为自己刚出版的书籍《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以及骚客文艺出版的《soul客聚响》两本书做多次签售会。采访中，她的手机嗡嗡振响多次，接连说了两声“不好意思啊”后，打开微信，一一回复各种消息。

“我和从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失去了时间，所有的事情，专业之内、之外都要解决，而这一千件事儿，一千个细节才能组成最后的模型。”

写作显然不是易小荷目前的重心，创业才是。但她对创业项目本身又有着很多严苛的标准：有趣体面。不刻意追求流量。做原创文学。她拿起手机给我念了几个微信公号最近爆款文章的标题，然后抬起头说：“骚客文艺不是不能是不想。我太知道怎么抓热点了。但我们希望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我不相信所有的人，就只看鸡汤。人们对严肃文学、更高质量内容一定有着极大需求。”

易小荷办公室里的一角

易小荷让董啸为她抄写的话

公司墙上挂着与骚客文艺合作的作家们的照片

二

易小荷出生在四川自贡，龚晓跃在给她的新书写的序中，形容这里盛产各种“劣质文痞”。上古时期，黄帝和蚩尤一场大战，后者战败，蚩尤的子孙被迫南迁于此，此后历代的战乱和政治迫害，又把落魄的文人骚客、贱民囚犯流放至此，在巴山楚水的凄凉地里任其自生自灭。这里人嗜辣，举止豪放，从不跟人来半点假把式。竹鸡在山里躲着啼叫，流水顺着灰冷的石头往下冲，人像细丝线隐藏在巴山重重的锦缎中。

其实这里还是有几本文学杂志，有本小刊物叫《自贡文艺》，散发出与周围不调适的“怪异”气息。在1980年代，文学的荣耀在很多青年心中高过了世俗意义上的荣耀。胸前插上一支钢笔比拥有一辆自行车更满足他们的虚荣。易小荷的父亲没事时爱写点诗，得空就那本书摆在桌前翻，时不时奋笔疾书到深夜。这在当地被视作“不务正业”，连易小荷母亲也会朝他抱怨，“为何不能和其他男人们一样，陪我买买菜呢？”

受父亲影响，易小荷也爱看书写点作文，小学四年级参加一个比赛拿了奖，文章被发表，收到很多同龄人的来信，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那会成绩差，常被老师打击，数学老师以100分为标准，少一分就挨一鞭子，她被打了个七八十下，总之最后手已经肿了。无法获得老师的肯定，也就意味着你可能遭受同龄人的歧视和白眼。小学六年，“白痴”这个标签一直压在她身上。

离开自贡，到北京之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前台。

天没亮，她赶忙爬起来，挤上一辆公交车，“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地从北京的这头被运到另一头”，两个小时后，到站下车，“再步行十几分钟，赶在所有人去办公室之前去打扫卫生，甚至包括洗干净办公桌上的烟灰缸。”

烟灰缸躺在那像个被废弃的矿井，里面全是灰黑的渣，几截烟头杵在那，耸眉搭眼的。她瞅着里面感到一阵绝望，心想这辈子会不会就这么洗烟灰缸到头了。

在命运的分叉口上，阿乙也面临过相同的绝望。他在乡下派出所陪领导打麻将，另外三面分别坐着所长、副所长、调研员，抽着烟各自摸牌后就缩在椅子里。“鏖战一夜，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便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了一位。”他突然在这一刻看到自己极度荒芜的余生：10年后变成30岁的副所长，再过十年变成40岁的所长，最后，他会成为50岁的调研员。

易小荷和阿乙都不甘。没钱也没权，怎么办呢。父亲给易小荷写过一封信说：“身为一介平民父母，连自己尚且忙碌而恣睢，又哪有能力来安排你的工作，来设计你的命运呢？如一颗种子，不幸降落在贫瘠的荒野，只有自生自长，自我坚韧与顽强，去发自己的芽，去开自己的花，我们也只能默默注视你。”

从小镇来到大城市，一无所有，一旦抓到什么机会，如果是救命稻草的话，就会死死不放。

机缘巧合，易小荷找到一家网站编辑的工作，专跑篮球这条线，完成常规工作后，她就在北京的冷天儿里“一场场地跟着球队的训练和比赛。”2002年，易小荷去了《体坛周报》，第一个任务是去美国采访姚明在NBA的赛事。

要采访到姚明不是件容易事儿。

年关将至时，姚明在训练场的另一头接受两个记者专访，易小荷就站在旁边听着，说到一话题就随口插了一句，这时候姚明回过头来对着易小荷说：“你知不知道人家是在做独家专访？”两个记者看着易小荷，又看看姚明。易小荷也看看俩同行，又看看姚明。她感觉到“什么热的东西在汹涌，一股脑全都冲到头上去了。”

姚明结束训练，拎着球衣在场内走着，易小荷跑上去截住他，仰着头说：“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一对一专访，你可以好好跟我说或者私底下提醒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的妹妹、女朋友或者亲人遇到这样的尴尬……”颤抖着说完后，一阵尴尬的沉默。这是易小荷和姚明之间的唯一冲突。

过了几个月，人们介绍易小荷时会说，“这是第一个跟随姚明前往NBA征战整个处子赛季的记者、这是姚明的专职记者......”这些新的身份让她困惑，“我敏感的自尊心常常受到挑战，我的生活似乎就是为了密不透风地围在这个人身边，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同行，以免有什么所谓的独家被抢走。我的个人价值似乎就是为了将这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记录下来，那么我是谁？”

入职《南方体育》后，易小荷第一次去开会，看见桌子两边坐了很多奇形怪状的人，有的头发特别长，有的没头发，他们开会声嘶力竭，就像吵架。她觉得太震惊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那会龚晓跃是这份报纸的主编，一个被朋友称作能酒后做一百下俯卧撑的汉子。

在《南方体育》的队伍中，有怪才张晓舟，也有精通五门语言的王勤伯还有刘原、魏寒枫，自然是神人甚多。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叫“以有趣对抗无趣”。有读者买来报纸，看完后吼了声“丫的”或者是“册那”，当然这是一种正面的叹词。

易小荷感到压力巨大，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难，但要放弃更难，李西闽说她是打不死的小强，有川渝人不服输的劲儿。她被派去美国印第安纳波里斯报道世锦赛，没有国际大赛采访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她想了一些笨办法，先弄到各个球队的酒店名单，一个一个打过去，打到总机，问，你能不能转一下谁谁谁，问到本华莱士，总机真的转了。那是她在世锦赛做的第一个专访。

到球队酒店外面守株待兔也是她的“笨”办法，一守就是一天，守了大概三四天，守到了吉诺比利。易小荷蹑手蹑脚走上前跟他说话，但被一米九的保安像拎小鸡一样把她给拎了出去。她没放弃，趁着吉诺比利还没走，就又冲进去对他可怜巴巴地说，我是从中国大老远来采访你的。结果对方居然答应了到酒店门口台阶上接受她的专访。

那段时间，她从头天晚上12点钟一直写到第二天中午12点，累得喝了三四杯咖啡都没用，最后站着写，写着写着头就到了电脑上。

报纸很快扩版。一天，易小荷和同事小慕拎着报纸坐在公车上。在报纸的最后一页，易小荷看到了总编龚晓跃写道：“我们这里有三个全国最好的记者，其中一个就是易小荷。”这句话对她来说意义重大，被自己的领导公开称赞既是对她能力的最大肯定，也让她在这份报纸中甚至在全国的体育同行中占据了一席地位。

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我俩在车上手脚舞动，路过的建筑在舞动，广告牌上的豹子和美女在舞动，鸟、树林、河水、大地都在舞动，那种不可言传的光芒，穿越了千百个不同的物体，像一只特别大的金色羽翅轻微地覆盖到身上。”

易小荷全家福（右二为易小荷）

刚去美国采访

易小荷和姚明

三

到2008年，易小荷已经拥有个各种光鲜的头衔：报道NBA第一女记者，体育圈最有才情女记者，篮球圈身价最高的记者，创造过篮球圈内的最高转会费纪录。

易小荷闭上眼睛都能复制上面的内容。

“脸就是名片，他们再也想不起我的本名，因为人人都叫我‘易老师’。就因为很久没有再跌入到失败的深渊？而那种黑色的荒凉的地方，才是我熟悉到感觉安全的生命内部？”

阿乙写作的动力已经从“时刻担心自己成为井底之蛙的恐惧感”转为了“写作是为了建立自己。一个人在世界上总要发明点创造点东西，如果不能，他就白来了。”

对易小荷来讲，世俗上的成功对她的吸引逐渐减少，想要在更大的时空中留点有价值的东西的欲望越来越大。

一次，易小荷一个朋友说起了关于宇宙、生命等话题，她喝了点酒，有些醉，于是拍着桌子说“万物都没有意义，不如醇酒美人速死”，结果有个声音从角落里传来，“装什么孙子啊您都那么正能量了，做个什么事情都活色生香的。”

不过在这个关口，让易小荷获得掌声的传统媒体走完了它的黄金期，像一个丧气的中年人无可奈何地步入晚年。光鲜的纸媒像是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失去了往日活力，曾经的话语中心地位也逐渐被新媒体抢了过去。家里出现变故，感情也遇上了危机，种种变故在这个时候一齐摆在她面前。

易小荷陷入了抑郁和焦虑。

谁也不想见。有朋友来电，就借故推掉。把自己关在大房子里，望着天花板，视野一片白。快递送上门，她假装不在家，让人给放门口。

母亲来了北京，却并不能理解女儿的心境，反而指责她哪哪做的不好。易小荷听着，使劲把面包塞进嘴里，不住地塞，到最后发现食物已经冒到嗓子眼儿了，赶忙起身跌跌撞撞摸到马桶边吐了出来。她陷入了暴食、呕吐的恶循环中。

一到午夜，灵魂、自我、主体这词汇在她脑海里打转。当易小荷的个人生活处于危机之中，诗歌像叶扁舟朝她移来，把她带到无人的野渡任其独自飘摇。易小荷的诗中充满着颓废的意象，它们空灵但浑身散发着无可奈何的萎靡，在消散中肿胀达到顶峰然后迅速瓦解褪去。

就像人们走向未知

却又自夜里安心归来

你咬破了舌头

也绝不说出

那只脚印踏进世界的秘密

一切都太迟了

寂静的风箱爬向青苔

挣脱命运的爬虫在句子里衰滞

你要铺上废弃的天鹅绒

否决被指路的隐喻

也许你该打开背包

放出那些偷来的恐惧

你至今没有名字

你身体看见你身体的看见

我们走路不够快

和灵魂还差一个站台

忘记你从未见过的我吧

白昼切割腐朽的记忆

合上书页

轮回重新寂灭

（《站台》，易小荷，2016年）

易小荷蜷缩在沙发上看着我说：“我现在不看外面，就能感觉到院子里的树影在摇曳，特别美。” 她认为这种敏感是身为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好比拳击手要有足够的力量，狙击手要有精准的眼力。

但正如芥川龙之介在《文艺的和过于文艺的》中评论松尾芭蕉俳句时说：“为使人生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影，竹的摇曳，雀群鸣声，行人的脸孔—须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上的甘露。问题是，为使人生幸福，我们必须苦于日常琐事。云的光影，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脸孔。必须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悟堕入地狱的痛苦。”这种敏感也让她陷入昏天暗地茫茫然的深海。

把她从抑郁焦虑的深海中拉出来的是慕容雪村。他找到易小荷说一起做个公号。他们召集了7位知名作家，想在新媒体这片土地上种点种子好开出启蒙的嫩芽，刚冒出个头时，易小荷很欣喜，每个留言的粉丝她都记得。3月初的一天，易小荷发现怎么也登不上公号后台，20万的订阅用户也一夜归零，树苗不在，之前的努力白茫茫一片，无影无踪了。

在毕飞宇加入骚客文艺那天，易小荷觉得之前所经历的痛楚都是值得的，因为只能在书上看到的大作家毕飞宇盛赞了她对NBA的报道。

深夜，我在朋友圈发了段王小山对阿乙的评价：“我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到了四十岁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渐渐没了，自信的东西还是很少。”

易小荷在下面评论：“我们也自信，只是评价体系不同，因为身边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再就是来自内心对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今年四月的一天，易小荷写完了《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我随着书里的故事和人物，仿佛又重新活了一遍，然后我试图以他者的目光再看看自己，感觉书里的文字就像当年那本书一样，把我狭小世界之外的窗户，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亮了。”

“其实我之前给这本书起的名字是《深海下满大雪》。”易小荷说。

毕飞宇与易小荷

Interview

三明治：刚去北京是怎样的状态？

易小荷：我记得有一次，蒋方舟过生日，我就问她，我说你这一年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心愿什么的？蒋方舟就说，我觉得我过去一年实在太顺利了，最大的烦恼就是太顺利了，一点烦恼都没有。我一听，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命运太不相同了。

作家是分两种的，有一种我很佩服，TA的人生很顺利。没有经历较多的挫折，完全靠自己的文学想象力，这种很厉害。我完全是因为人生经历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觉得经历这些一定是为了让我做点事情，而不是让我安于本分。因为每次当我想安安静静做一个小女人，做人家的女朋友，跟人家结婚，老老实实的，偶尔写点专栏就这么过一辈子算了的时候，一到这个节点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把我推向另一个地方，让我做点别的事情。

我当时还不到20岁就去北京了，谁也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人介绍工作，连做前台文员，都需要北京户口，根本就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特别费劲。我从读大学毕业以后，没跟家里要一分钱，也不会跟家里要钱。连房子都租不起。后来我跟我姐一起住，小平房，洗澡是要拎着桶到公共厕所。太苦了那时候。

三明治：怎样成为体育报道记者的？

易小荷：真的是阴差阳错，其实我不是我刻意去进入体育这个圈。在你最早的时候，你对工作是没有选择的。也许你随便走一条小路，你就跟着就走下去了。做记者至少可以让我写字，显示出我的优势，我只不过需要打通对体育的熟悉和了解。所以一旦我能证明自己后，就越走越远了。当时是跟着一个人去玩，试探性地做了一个人物采访，后来就觉得自己也可以，试着试着就进去了。

三明治：你之前说过的你不懂篮球，并且你的报道主要是侧重人物报道，所以最后的文本如何平衡比赛本身和对人物的刻画？

易小荷：你在技术上面怎么可能懂，最懂的一定是教练。所有说自己懂的，你不要相信，你要是问一个作家，你说你懂文学吗？他不会说我懂文学，你很难界定。

姚明团队的人跟我说过，一开始的时候，姚明觉得很奇怪，说易小荷怎么这么爱写体育，太奇怪，后来姚明去了NBA以后，他就突然明白了。他说记者是分两种的，一种就是专门记录技战术，写赛事。还有一种就像我这种记者，是写报道的。我属于会写故事，而且能把故事写的很好的那种。因为所有的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人。

我们其实媒体人是天生没有等级观念的。我们去采访大人跟他也是平等的。去采访一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等级观念，大家都是平等的。

三明治：作为女性在体育采访中有遭遇过歧视吗？

易小荷：我没有在颜值上讨过任何的便宜。有一次去国外采访，当时只有我一个记者，坐在一个大巴车上面，我跟着一个球队一起，走到半路，那个领队突然说，易小荷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你一个女生，天天跟着我们一堆大老爷们，我们都挺不方便的。他就把我赶下去了。

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因为我是个女生，如果在酒店采访的话，男记者都坐在里面采访，我却是站在门口，要是进去里面，你得把门给打开。但你做久了以后，会靠你的人品和你的作品去证明自己。别人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当他们在说，什么美女记者的时候，其实他除了调侃之外，心里也知道，我是一个靠谱的记者。

三明治：什么时候让你开始觉得自己还不错？

易小荷：我去了美国以后，有一天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在读书那么多年特别压抑，被老师认为是白痴弱智。因为所有人给我的暗示，包括成绩带给我的那种心理暗示，就觉得我成绩很差，反应很迟钝，我很笨。或者我什么都不会。可是后来，我去了美国采访以后，我觉得，不对。是老师的教育方式不对，我其实是很有潜力的，身上的闪光点，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我所有的同学，不跟我玩，排挤我，我会觉得是自己的错。很多这种情绪，我都写到了我的书里面。

包括《少女红豆》，它不一定全是真实的，但是一定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你的那种孤独那种格格不入。但是当你很多年回头再看却不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漫画讲一群鸡蛋议论说，你看最后面那个坏鸡蛋，“有个坏鸡蛋”，这种声音一个一个传下去。到最后，最边上的那个坏鸡蛋说，什么呀，我是个猕猴桃。

三明治：做报道时的写作和现在的写作对你有何不一样的影响？

易小荷：写作对我来说带来了成就感、愉悦感、享受感。报道和现在个人性的写作都是文字。之前跟毕飞宇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觉得我不应该离开体育，他说我是唯一一个用文学的方式去写报道的。他说我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这么写的。但是那个时候，没人这样告诉我。每次都是回过头来，你才知道。

但是我已经写腻了，随便写一篇，别人都说写得好。你在那个行业里面，大家着重看的还是体育本身，不会太关心里面文字的表达方式如何，我觉得这样不好。这样下去我就完了，我不会有进步的。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想转型也是因为归根结底我还是喜欢文字，如果转型，道路起码可以拓得更宽。毕竟体育报道，还是比较小众的。

三明治：对刚入行的记者有什么建议？

易小荷：第一你要采访一个人，一定要做足功课，准备好足够的资料。不能只是简单的翻一翻，那太不尊重对方了，而且你对别人了解的越多，你越聊得起来。

第二个就是，在采访一个人的时候，要和采访对象建立平等的关系。你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然后采访一定要下够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人立体起来。我从来不会只做一次采访。

三明治：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易小荷：我的习惯就是经常在手机上写，有段时间，还用语音记录下来。我只要能开个头，写个一半就可以了，剩下的就在电脑上敲。而且我也喜欢在手机上看，这会给我很不一样的阅读感。但是我还是喜欢读纸质书。

三明治：你在怎样看待敏感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易小荷：整个青春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变得特别敏感。而这个敏感一定是写作需要的，一个不敏感的人，他是写不好东西的。每一个作家都一定是特别敏感的。你只有特别敏感，毛孔打开，才能感知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咱俩坐在这里，我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树影特别美的，一直在那个照在上面上面。但可能很多人就不会注意，已经丧失这种东西了，很粗糙地活着。即使我现在开始创业，也会经常会领略到这种东西，敏感是在你青春期，也许是不被善待，也许是生活给你的磨砺，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会让你的感官比别人放得更大，这是最大的好处。

三明治：你的创作方式是怎样的？是有刻意规划还是较为随性？

易小荷：灵感来了就写。很早以前，谁说过一句话，所谓的灵感，就是你觉得内心有肿胀的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当你看了一些美的东西，或者你看到美的文字，包括你看到写得好的诗。你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东西，要喷发，要蹦出来，你就必须要拿笔把它写下来。

三明治：《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这本书中，有些细节非常的具体，比如你和同学在坟头用弹弓射鸽子的场景，这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

易小荷：其实这里头的文章虚构非虚构都有。但你刚刚说的具体细节那是文学想象。

那个是因为很早以前，有一个独立的导演，他拍过一个电影，当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女人得了癌症，她就跟另外两个男生，跑到坟上面去，跳到上面，把自己衣服脱了。我发现它非常好，就是那种青春和死亡之间的强烈冲击与对比。我当时想到的是这个。所以那是文学想象。

三明治：这本书会有一个特定的表达主题吗？

易小荷：有个朋友说，他说觉得我所有的东西，都在传递孤独。但其实这本书，是选的我近几年来，到处写的一些东西的合集。这是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体育类的。所以我从我的青春从我的童年开始写。

三明治：再次回忆少年黑暗时光是什么感受？

易小荷：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宣泄，是一个开关。尤其是当你觉得文字是可以被你所驾驭，传达出你觉得至少是美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愉悦很享受。这本书不是自传。这本书写的是他人的故事。

三明治：但有时候如果过于遣词造句变成一种所谓美的时候，是带有一种虚假性，真实的生活可能是残酷而且猥琐的，你怎么看？

易小荷：我觉得不会。这要看你要什么。有的时候你的主题，你的使命就是要去表达沉重的东西，那你不能说是为了故意去遣词造句，但就算是轻松的主题，你也可以用文学方式表达出来，其实它不冲突也不矛盾。要看你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三明治：你比较喜欢哪些外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