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 TALK的留白 （修订版）

早就想写Talk Talk，早在本书（注：乐评集《微暗的火》，明日上市）的概念成型之前。我现在可以清楚地说出那个时间点：2012年8月。当时环球音乐的Back to Black系列再版了该团的绝唱专辑Laughing Stock的黑胶。我算是如愿以偿，五张录音室专辑，在黑胶层面的最低程度，算是收全了。读者可以查阅Discogs，这个再版现在翻了几倍，而初版又是什么价位。太多乐迷觊觎Talk Talk最后两张专辑的初版黑胶，它们被公认为后摇音乐的开山之作。

达成了一点小心愿，我当年做了这件事情，把五张专辑的CD和黑胶摊在地板上。然后，一个发现让我惊异，有关它们在封面设计上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黑胶封面在设计上刻意添了留白。我用了动词“添”，因为这个动作并不存在于CD版，而它第一次出现是在Talk Talk的第四张专辑Spirit Of Eden，发表于1988年，当时黑胶还是实体唱片的主导格式，CD崛起，风雨欲来。如同一场暴风雨，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Talk Talk的乐风突变成了后摇。Post Rock一词诞生于1994年，乐评人Simon Reynolds在评论Bark Psychosis的专辑Hex时提出的。后世认为，这种乐风的成型可以追溯到Talk Talk的专辑Spirit Of Eden，它的一大特征就是声场的留白。 那么多的留白，其实在Discogs上看样图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我直到接触实物才发现呢？更诡异的是，这点变化在Talk Talk的资料里没有人着墨过，仿佛它和乐队后期的风格变化无关。我查遍了Snow In Berlin，这个网站旨在收集Talk Talk相关的一切文献，非英语的报道还提供译本。而我，确实在阅读的过程中，对这支变色龙式的乐队有了更深的理解。 1 Talk Talk出道，几乎每步都踩在Duran Duran的阴影里，换句话说，饱尝偏见，备受质疑。推导这个结论并不难，推倒它却花了好些时间。两支乐队的名字仿佛在玩模仿游戏。后者虽然只早一年出道，但凭借1981年的同名处女专辑已然名满天下。 偏偏帮Talk Talk制作专辑的Colin Thurston又是Duran Duran的御用。Duran Duran的头两张专辑都是Colin制作的，乐队的贝司手John Taylor对他的评价极高：“八零年代之声的重要催化剂。”Mark Hollis或许无法苟同。作为Talk Talk的主唱兼词曲作者，他向媒体透露了失败的口风，见诸于1982年10月30日的Sounds周报：“我觉得他应该不错是因为他帮Bowie做过Heroes，那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但是，问题马上来了，他总是想把唱的部分拖慢一点。Colin想要弱化这些，以至于我们最后只好把Mike Robinson叫回来，让他来混音。”事实上，如果我们查阅Talk Talk的处女大碟The Party's Over，在主创的名目里，有些版本把Colin Thurston抹掉了，甚至就没有制作人一栏，倒是给Mike Robinson留了“Mixed By”的位置。好像这些并不重要，在那阶段，人们乐衷于Talk Talk和Duran Duran的比较。偏偏他们的乐风都侧重新浪漫（New Romantic）。偏偏他们的东家都是EMI。这种裙带关系，还在Duran Duran的巡演中延续，Talk Talk成了暖场嘉宾。 弥漫在身边的比较。1982年的Record Mirror周报，5月8日那期，记者Simon Tebbut这样写道：“我冒险问了他们被冠以新Duran Duran的感受。”Mark Hollis顿了顿，答道：“如果我有那双往他们身上嫁接的耳朵，我会做的，你知道的，他们会懂的。”一种高冷、睿智的姿态，潜台词是，我们不在一个美学体系之下。还是Record Mirror，5月15日那期刊登了Mark的个人档案。在“音乐影响”一栏，Mark填了Burt Bacharach和William Burroughs；“最佳现场体验”则是在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观看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乐。作家Burroughs的乱入如同一次挑衅，也许，Mark是想对他的歌词创作找一处港湾。老肖则是真爱，因其作品中“对活力的极端策略”。Mark确实喜欢古典音乐，在往后的日子里，还经常在媒体上提Frederick Delius，赞美这位德裔的英国作曲家。受其蛊惑，我买了Delius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套装，18CD，努力坚持了几张，不得其解。 感谢勤劳的Record Mirror——这次的栏目叫Star Choice——我们继续深入Mark的美学世界。他喜欢Miles Davis的Porgy and Bess，夸里面“有美好的节奏”；他喜欢Lou Reed的Metal Machine Music，连音乐家在晚年都羞见的实验噪音，他却称之为“派对优选”；他喜欢Smokey Robinson and the Miracles的名曲The Tears Of A Clown，因为“在派对上点播这首可以摆脱群众”；他喜欢Love的第一张单曲7 And 7 Is（报上误植成“Seven plus seven is”），因为“有一点爵士”；他喜欢John Coltrane的In a Sentimental Mood——“没有解释的必要”；Otis Redding 的Try a Little Tenderness——“伟大”。 娱乐世界，误解是常态化标签，标签化是为了传播。终于有一天，Mark受够了。他用一种更直接更激烈的口吻面对媒体： “看着，我只说两件事情。第一，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公正的比较，人家那么说显然是没有好好听过我们，Duran Duran的音乐总的来说就是贝斯和鼓。” 他的情绪已经开始影响他评论同行的公正性——这种性格，还折射在他的舞台表演上，甚至在前面两张专辑的MTV影像里，那种握紧话筒、面部狰狞、近乎撕吼的演唱风格。接着，他愤愤不平地开始罗列另外十一组名字，在各种场合，这些乐队也被拿来与Talk Talk比较。“我们甚至连吉他都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这样反驳算是解释了这些比较的荒诞性。 我时常有相似的冲动，试图对Talk Talk和Japan进行比较。他们都存在某个时期的吉他缺席（Talk Talk的早期，Japan的后期）；他们都经历过减员（Talk Talk从四人变成三人再到两人，Japan从五人变成四人）；他们的主唱在唱腔上都比较怪诞，这使得他们在整个摇滚乐史拥有极高的辨识度，相当程度上，这种无法复制的鲜明特色受惠于黑人音乐；他们都曾在模仿的阴影下挣扎，每张专辑都试图革新，在尾声自成一派，孤独得仿佛一座无人岛。 比较无罪，问题在于方式和对象。闯祸的记者为了安抚Mark的情绪，问他愿意和谁进行比较。然后他提的第一个名字是Otis Redding——“他将真正的力量与柔情融合起来。”两年后，面对荷兰音乐杂志Oor的专访，他更为详细地解释了这种比较： “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Otis Redding、Steve Winwood以及Van Morrison。他们的理念来自灵魂乐。灵魂乐、福音音乐、布鲁斯，对我来说，那就是最棒的歌手所在。他们就是充满理想充满信念地呐喊，与此同时，他们的嗓音兼有静谧的一面。活力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何我喜欢灵魂乐，它始终构筑于热力四射的基础之上。我喜欢反差，强烈的矛盾。肖斯塔科维奇音乐里对于活力的极端策略，Tomorrow Started（出自Talk Talk的第二张专辑）里彻底失控的小号独奏，Eddie Van与Michael Jackson……” 呐喊而不乏静谧之美。这是我的概括。在Mark的歌声里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抒情性，很多时候，我是被这种颤抖着滑下去的尾音打动了，当然，为了烘托出它们所蕴含的美，前面的呐喊，那些充满了爆发力的音符尤为珍贵。当然，这也是后摇音乐的美学标志，那种“静动静”的声场套路。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后摇的源头看到黑人的灵魂在流淌。 爵士乐，在一支酷似Synth-pop的摇滚乐队，他的主脑声称他想要John Coltrane的配置，他们在编排上更接近于那位爵士大师。关于Talk Talk没有吉他，他这样对周刊NME说： “为了让旋律流动得更有力量。既然已经有了节奏组提供节拍，有键盘提供旋律，而且它还比吉他干得更好。某种程度来说，现有的阵容与其说是摇滚，更接近于爵士。可以让我们把重点放在歌曲上面。当下的太多东西都过于依仗编排和制作，而非歌曲本身。但是他们不是歌啊。他们只是用一大堆装饰来编排。我喜欢像The Police这样简单的乐队——节奏组又强又好，旋律来自人声。” 用人声传播旋律，我估计，在那个阶段，Mark是把自己的嗓子当次中音萨克斯来吹奏了。这种态度几乎贯穿了他整个的音乐生涯，哪怕是Talk Talk1992年解散，六年后，在他发表的同名个人专辑里，人声也更接近于一门乐器，充满理想充满信念地演奏，与此同时，兼有静谧的一面。 创作者通过未来的创举来拯救他出道时的平庸，让我们有兴趣再三回眸。我确实在The Party's Over找到了一些乐趣，在那个合成器过于刺眼，满是套路的新浪潮时代，这张专辑洋溢着奇怪的活力，但是，毫无疑问，这是Talk Talk最弱的专辑。我想起它问世的时间，几个月之后，富于革新精神的Japan解散了，又过了将近十年，Talk Talk也是殊途同归。在Talk Talk的功勋簿上，有一个名字很少提及，他叫Keith Aspden，他辅佐Mark，主要贡献都与EMI公司有关，第一次，促成乐队与之签约，第二次，试图把乐队从这份痛苦的长约中解救出来。我们可以点看他在Discogs的页面，这不是一个生意型的经纪人，他的品味和他对客户的忠诚让人陶醉。离开Talk Talk，他的下一个客户是No-Man，伟大的Steven Wilson，卓绝的Tim Bowness。我看见了艺术在传递，这一幕让我陶醉，虽然那只是微暗的火，这个火炬，我相信它是不会熄灭的，曾经，它由Japan交给Talk Talk，现在，又转到了No-Man的手里。

2

It's My Life是我接触Talk Talk的起点。我用了动词“接触”，而非聆听。在遥远的本世纪初，我从网友那里接纳了这张专辑。买回家，大概听了一下，颇为后悔——二十元买张二手水货当时来说算贵的。我当时正跟合成器热恋，几乎照单全收的态度，还促使我去研究它在中国美术片里的应用。可是，It's My Life一度让我非常迷惑。显然，它不是早期The Human League、Cabaret Voltaire所代表的，用合成器折腾的实验音乐。这张专辑的九首作品，每首都是主歌（Verse）副歌（Chorus）下的产物。它是如此倚重合成器，却又不具备轻巧、简易这些Synth-pop应有的特征。它有点两边不靠，以至于，要等到十年之后，我才动了聆听的念头，第一次把这张专辑播放完整。

那种感觉，倒像是在吃压缩饼干，如此扎实、繁复，每一部分还都重新调过味，有很多悦耳的细节，不错的旋律，被澎湃的音墙推挤到一起。这张专辑耗费了乐队八个月的时间，泡在录音棚里潜心烹饪，掌勺的Mark Hollis一度很得意：

“举例来说，在Tomorrow Started这首歌里，前奏会让你想起Erik Satie，主歌可能更接近Pharaoh Saunders，然后有一些类似Marvin Gaye的节奏氛围来了。这一切不过是真情流露，也即我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断地沉浸在一堆各种类型的音乐里。Pink Floyd、King Crimson、John Lee Hooker、The Standells、Chocolate Watch Factory，还有从肖斯塔科维奇到普罗科菲耶夫的一切音乐。”

在荷兰的音乐杂志上看到这段话，我不禁笑了，这好像是MCB的乐评方程式啊。更有趣的是，魔术师Mark自揭底牌，下面往往是又一个谜。他说，受Gil Evans帮Miles Davis编排Sketches of Spain的启发，他创作了Renée。Renée和Tomorrow Started在专辑It's My Life里是两个异类，也是我偏好的两首，最少的合成器。那很少的合成器若能删弃，再由风琴比较隐忍地代劳，那么，这两首慢歌可以毫不违合地收录进乐队的下张专辑The Colour Of Spring。基于这个假设，我理解了Gil Evans的启发，因为The Colour Of Spring在编曲上的确与Miles Davis的一部分杰作有相似性。

合成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现在的我，渐渐倾向于这样认为：专辑It's My Life是用合成器主导的前卫摇滚（Progressive rock）。我尤其赞美吉他在Talk Talk世界的首次亮相，从技法和音色来看，这种前卫的姿态泄露了大厨的底牌，正如上面那段采访所罗列的那样。我想，如果将It's My Life比作一座建筑物，雕梁画栋是最好的形容，对于装饰、花纹、图腾的极至追求，近乎饶舌，让我想起巴洛克时代，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前卫摇滚。

合成器，主导——我愿意在这两个词身上继续逗留。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的不是动机或雄心，而是Mark Hollis的无奈和妥协。在It's My Life的宣传期，Mark挺乐意去谈合成器，去非议，有一点儿漂白的味道，而在下张专辑的宣传期，更多的则是记者纳闷：为什么一支合成器乐队，会突然之间变成原声态，变得如此彻底。

“第二张专辑里面有太多的合成器，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用合成器是为了获取风琴的声音，而非模拟。我想要澄清这点。就弦乐编排来说，德彪西对待小提琴的方式指引着我们。我们雇不起交响乐团啊，但是我们可以经济适用地转投合成器，向着那个方向前进。事实上，我实在是憎恶这件乐器。”

他憎恶合成器。他还说过这样的金句：“原声钢琴是一件你可以与之交流的乐器，合成器不是。”

所有情绪指向一个钱字。事实上，仅仅是借助合成器，这条经适之路就几乎让他们破产。1984年4月13日的The Standard Recorder，刊登了乐队的访谈，标题是“负债二十五万英镑但是我们都在笑”。“二十五万英镑”是录制It's My Life的花销；“我们都在笑”传递了乐队对专辑的信心。这篇报道最煽情的部分涉及鼓手Lee Harris，他当时在Talk Talk的周薪，还不如以前在印刷厂实习赚得多。好在It's My Life表现不错，连同这时期的单曲，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都达到了白金销量，除了英国。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Talk Talk毕生无法摆脱的一道风景，或者说阴影。他们不纠结也不抱怨，而是颇为得意。唱片公司只算总账，账面好看了，对于乐队的扶持自然加大。日后，发生在乐队身上的曲风突变，主因不是审美革命，而是资本改造，因为在那个阶段，世俗意义的成功给了他们更正的机会，本质上，这是艺术家的回归，而非改旗易帜。

于是，在第三张专辑The Colour Of Spring，我们看到了Talk Talk的本色，合成器的隐退，让人想起专辑的名字，仿佛饱览春色。唱片的封面上，那么多五彩缤纷的蝴蝶，正如各种乐器，汇聚于此。Talk Talk延展了：核心三员，客座若干，被Mark定义为“extendable orchestra”。在这支可伸展的管弦乐队，最耀眼的客座莫过于Traffic的主脑Steve Winwood。面对媒体，Mark曾经把Traffic的长曲The Low Spark Of High Heeled Boys尊为毕生最爱。在粉丝的乐队，Steve Winwood只落得一个扫地僧的角色，演奏风琴，那个过去要通过合成器来汲取的声音。尽管有一支十几人的乐队，还有两个合唱团助阵，这张专辑并没有搞得很喧闹，声场上，甚至比前作更讲究张弛与动静。留白开始成为重要的美学手段。吉他在舞台上的位置离受众更近了，那种缓拍、绵延的演奏风格让人想起Pink Floyd，但是，咆哮的形象富于灵魂乐的活力，或者说，肖斯塔科维奇附体——活力的极端策略。在这种策略之下，口琴迸发出了惊异的呐喊，以至于，后来歌手David Gray在Mojo的专栏里（Last Night A Record Changed My Life，2006年1月刊）这样写道：“惊人的口琴声音真是给力啊。”那张改变他人生的唱片叫Spirit Of Eden，是Talk Talk的第四张专辑，口琴演奏者叫Mark Feltham，他和Talk Talk的合作要回溯到The Colour Of Spring，在专辑B面的开场曲，劈头盖脸的口琴独奏，让听者几乎不敢相信，出自那件小巧的乐器。这也是这张专辑耗时烧钱的原因，Mark着迷于一个理念：让某些乐器的声音变得难以辨识。类似的追求在专辑It's My Life中已见成效，Robbie McIntosh把吉他弹成了合成器。

“The Colour Of Spring旨在呈现编曲和情绪的千变万化，把它作为一种概念来打造。”

编曲的千变万化，受益于Gil Evans。

“（Life’s What You Make It的）构思源于《欲望号街车》。那本书里有一只鸟，一直活在过去。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这首歌在歌词上涉及乐观，在音乐上则是非常原创的。整首歌的节奏部分是不变的，我还没听过有哪首歌是这样处理的。”

这是一种反类型的探索精神，创作者也罢，听众也罢，都需要时间去消化。

“总共有六七十个人参与了这张唱片……我们从85年1月开始，然后没完没了地工作了一年。每周有六天待在录音室，从清晨到深夜。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进入到对我们而言全新的音乐领域，不惜体力，不惜时间。我觉得The Colour of Spring要比It's My Life强得多，把乐团当下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

这是他极为罕见地做比较，通常，这些专辑在他眼里都是孩子：“喜欢他们的各不相同，喜欢他们的那个样子。你不会拿他们比来比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各不相同。你爱他们中的每一个，在你孕育他们的那一刻，他们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换句话说，这些专辑是在特定的时期，Talk Talk能够达到的最好的样子。至于下一次的改变，与其说是进步，倒不如说是进化，所以在改变之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孕育。

3

在荷兰，在1986年，记者问Mark Hollis：“你还听很多爵士乐吗？”他说：“有阶段是有这个偏好。在乐队刚组建的时候，Miles Davies的早期作品我听得比什么都多。同样还有Coltrane、Sonny Rollins、Pharoah Sanders、Roland Kirk……就是那一类的吧。最近两年，印象派的音乐远比其他东西更吸引我，比如Delius、Debussy、Satie、Milhaud。”记者又问：“流行音乐呢？”“没有，我已经很多年没听流行唱片了。事实上，我从来不听流行音乐。就像我说的，我唯一做的就是让自己在某个阶段沉浸在某类音乐之中。我想了解一切。就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吸引我的主要是美国朋克运动。在那之前，我迷恋过R&B。”记者追问：“你对Miles Davis现在的音乐不感兴趣？”“那些流行玩意儿？没什么兴趣，没有。我只对Miles Davis的两张专辑有兴趣：Sketches of Spain以及Porgy and Bess。就这两张……”

两年后，Talk Talk发表了第四张专辑Spirit of Eden。还是荷兰，还是Orr杂志，也许，就连记者也没有变，非常虔诚的声音，只是我无从追查，就像Talk Talk的绝唱Laughing Stock，词曲创作的署名神秘地消失了。还是Orr杂志，Mark 向那位无名信徒这样解释：“Spirit of Eden就像以前朋克干的那样，以相同的思想照耀我；不是说我要去做像朋克那样的音乐，主要是某种态度，一种信念——音乐的本质在于从创造中获取快乐。技术不重要，热情诠释一切。基于那个态度，Spirit of Eden诞生了。”

有关Talk Talk，如果我们想要解密后摇的诞生，这个配方可以是灵魂乐的呐喊与静谧，可以是让某些乐器变得难以辨识的理念，可以是Miles Davis的两张专辑以及一系列的印象派作曲家，还可以是朋克的态度。

我想起本世纪初的两段笑声。在宽带普及之前，音乐资讯在上海还是比较稀缺的。有一天，我和网上认识的乐迷朋友结伴去淘碟。在那个阶段，我们就像发了疯，把人生压榨成一条直线，不是在淘碟，就在淘碟的路上聊音乐。主要是后者，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快乐。我还记得，我当时问他，你是怎么理解朋克的。他说：“朋克就是明明下雨了，大家都在打伞，朋克说，我是朋克，所以我不可以打伞。”那么，后摇呢，我又问。“后摇就是用摇滚的配置做出完全不摇滚的音乐。”

我当时笑了，每个答案都让我笑得好开心。那些遥望的、无声的欢笑给了我机会。我现在可以继续唠叨，Talk Talk这个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因为它就是很好笑呀。Talk Talk 意味着喋喋不休。很好笑啊，你想，一群人躲在这个名字后面，结果他们都是闷鸽子。”

这何尝不是反差，不是矛盾。Talk Talk的美学无处不在。他们发表的所有作品，专辑或单曲，封面上都是插画，James Marsh的插画，而非乐队的照片。

“（伊甸园是什么？）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伊甸园精神倒是更好解释。伊甸园精神意味着建设和摧毁，人生的方方面面同时发生。我们尊敬的，我们厌恶的，伊甸园精神无处不在。”

由此，新专辑成了乐队所尊敬的，唱片公司所厌恶的。EMI起诉了Talk Talk，希望借助法庭，逼迫他们返工，理由是专辑在“技术上不过关”（Technical Incompetence）。多么尴尬啊。员工交货，东家不知道该怎么卖？伊甸园精神摧毁了歌曲的基本结构，哪怕是在前作，怪诞如第七首的Chameleon Day，好歹还像是一首歌不幸骨折之后的模样。到了Spirit of Eden，骨头全碎了。这不是一张包含六首歌的专辑，而是一部由六个部分组成的套曲，更适合古典音乐的认证体系。

他们花了十四个月去完成这次逆反，还是苦行僧式的录音室修炼。

“这张专辑是两种东西的组合：相比起制作时的一丝不苟，大部分音乐在灌录的时候是绝对率性的。举个例子，我让应招的乐手自由发挥，然后我们照着自己的编排来贴合我们的想法。这很花时间，但是为了达到最终的结果就没有别的途径。此外，我们没有用电子乐器，录的时候，乐器和话筒之间留了很多空间，为了达到更自然的平衡感。”

这种创作方式还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这些音乐不是大块、成形的“表演记录”的叠加，而是从恒河沙数的即兴碎片里剪辑出来的。Mark就像一位导演，面对几万小时的影像素材，现在他和剪辑师要面对这个挑战，把它们变成一部完美的电影。有些专辑，可以在舞台上复现，正如有些电影剧本，适合在舞台上搬演。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影剧本都可以舞台化。

“我们最后的巡演还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些歌想在现场演出变得越来越难。哪怕是The Colour of Spring的歌。所以86年的那次巡演，歌单上大概三分之二都是第二张专辑里的歌，而不是来自我们当时刚完成的那张专辑。”

几年前，当我搞清楚Talk Talk后期的运作方式，一种疑虑开始侵蚀我的判断。是否在那支革命的队伍里，隐藏了一些创作力衰退的苦衷？Tim Friese-Greene，他从It's My Life开始与Mark合作，担任制作人以及相当篇幅的乐器演奏，那张专辑他合写了两首。他的贡献盖过了乐队的另外两位成员，甚至于，在此后的两张专辑中，他和Mark组成了一个小联盟，包办所有的音乐创作。我前面提过这个细节，Laughing Stock没有词曲署名，只是把所有参与专辑录制的人员罗列了一遍。我没能找到过硬的证据，能够推翻或者坐实这种疑虑。我在Mark Hollis发表于1998年的同名个人专辑里看到了创作署名的回归。只有一首歌完全归在他的名下，其他都得与别人分享。

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污点，而是创作者的疲乏，无论他锐意进取的形象是多么一以贯之。

一个人，一个在暗室里磨蹭了一年多的形象，肉体的疲惫与精神的振奋形成反差。在那个黑暗的空间，他对着设备反复聆听专辑的半成品，颠来倒去，就是那六首歌。他觉得还可以提高。他的同伴，他请来的录音师都快发疯了。

还是1986年，还是荷兰，Mark Hollis被一位记者问道：“你想在音乐领域达到何等的成就？”他说：“我希望Talk Talk的生命不会太短暂。做音乐是一种消遣，非常适合我，我希望这个状态能尽可能长地持续下去。”记者追问：“如果明天突然结束了呢？”“那我打算试试电影配乐，去证明自己够格像个专家。这似乎很吸引我，用声音来玩耍。尤其是寻找那个平衡，在声音和静默之间。这真是绝妙的挑战，我会全力以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