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

一直想写写我的外公，因为不知道如何开始讲他的故事拖到现在。

长明灯

外公是广西人，年轻的时候只身一人逃难到江西，碰到了带着我妈妈守寡的外婆，做了一个上门女婿。之后生了我的三个舅舅，建了一个靠在山边的土屋，有了一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而广西就成了他回不去的故乡。外婆经常和我说，她和外公在一起几十年都没去过广西，外公家的大门朝东朝西都不知道，唯一和外公回去探过一次亲的小舅，经常和我们说广西老家在一个全村只有一口井的地方，这在我童年的时候是不能理解的。 后来外公和我们说，老家的哥哥打来电话说全村人都搬走了，搬到有自来水的镇上，唯独他们一家没有搬，我至今不知道原因。

所有亲戚对外公的印象就是嗓门大，每次放假去外公家住，每天六点半就在窗外喊舅舅起床干活，上小学的我和姐姐也不例外，年轻人难免贪睡，可是谁也抵不住五分钟一次的高分贝喊叫，只能乖乖的起床。外公的土屋在一个山坳里，山坳里只有两栋房子，外公上门以后建的房子和妈妈的生父建的房子，妈妈的生父建的房子很多年没有人住了，所以山坳里只有外公一家人，我想这就是外公的高分贝嗓音从来没有邻居投诉的原因。几乎每天下午，饥肠辘辘的鸡鸭开始啃食菜园里的蔬菜，外公就站在谷场上开骂，骂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抵就是说天杀的鸡鸭鹅，而那些牲畜好像真的听得懂外公的话，乖乖的出了菜园，出来找别的吃食。

小时候爸妈经常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爸爸说他小的时候因为大米不够，家里经常吃红薯丝饭，而红薯丝饭中间那一小撮白米饭，是给家里最小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三叔吃的。衣服也是轮流穿，大伯穿不下的衣服给我爸穿，我爸穿不下了又给三叔穿。轮到妈妈说童年的时候，说她童年其实没有吃过多少顿红薯丝饭，新衣服也是年年都有。因为外公会做裁缝，每年都是买布给孩子做衣服，在那个有四个孩子的年代，应该是省了不少的裁缝费吧。其实外公会做的不止衣服，还会种果树，外公的山坳里种满了果树，橘子树板栗树李子树梨子树，为了提高产量还自学了嫁接技术，每年摘下来的水果自己家吃不完就卖给村口采石场的工人，外公一担一担的把水果挑出去，换回来孩子们的学费。外公做篾匠也是一把好手，山上砍下来的竹子，片成细细的条，再编成各种装稻谷的箩，晒红薯干的匾，还有装菜的篮子。外公用他的手艺和勤劳撑起了一个家。

渐渐的孩子们长大了，我妈嫁给了邻村的我爸，虽然隔得不远，但终究是离开了家。舅舅们也接二连三的去了深圳打工，家里就只剩外公外婆两个人，寒暑假我和姐姐去外公家住，其实是很不情愿去的，一是不让睡懒觉，二是不让看电视，因为外公怕费电，一打开电视看了不到二十分钟，外公就过来把电视关了，等他走了我们又开，过了二十分钟他又来关，后来外公索性把电闸拉下来，刚开始我和姐姐不敢去动电闸，长了两年之后也学会用撑门的大木棍，去合上外公关掉的电闸，继续打开电视看还珠格格。

再后来，外公的嗓门渐渐小了，肩膀也慢慢的塌下去，从拄拐杖到坐轮椅再到躺在床上，好像只有几年，小脑萎缩使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双脚，2016年的外公的七十岁生日，那是我和姐姐开学的前一天，学校通知第二天必须到校，可是我们都没有走，因为医生说他可能过不了这个晚上，妈妈想让我们送外公最后一程。那天外公并没有走，撑过了自己的七十岁。在开学后的半个月，上课的时候我的电话开始震动，那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外公走了。给导员打电话，请好假回到家，已经是晚上，爸爸开车来车站接我和姐姐，路上和我们说舅妈因为办丧事的事和我妈吵起来了。到山底下，看见外公的土屋格外的热闹，挂在树上的小太阳灯泡照的这个屋子恍如白昼，道士们敲敲打打的声音让我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丧事的道场，更像是哪家的喜事。舅舅和妈妈穿的一身全白的孝服，表示他们是这家的儿女，我接过妈妈给的白布，缠在头上，表示我就是这家丧事的孙辈。

去河里放灯 手上拿的灯都是在殡仪馆租的 看起来很旧

外婆身体不好不能到灵堂来，舅舅和妈妈要为丧事安排筹划，几个舅妈因为胆小，几个弟弟妹妹都还小，都不能到灵堂来守灵，守灵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和姐姐身上。灵堂里有一面大镜子，照的棺材瘆人，我自然是不愿意待在那里，可是妈妈说如果灵堂里没有亲人守灵，外公的魂魄就会在丧事办完之前就走，我只能坐在灵堂的边缘，一边是阴冷的棺材，一边是热闹的道场。

几个道士在做法事

我坐在灵堂的边缘拍的外面

丧事办完，外婆也跟着舅舅搬到城里，山坳里的土屋彻底被放弃了，和对面那个妈妈的生父建的那个土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