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传》摘录

万物皆有裂缝处， 那是光射进来的地方。

在调研和创作的过程中， 我一直被三个问题所缠绕： ——为什么是腾讯， 而不是其他互联网公司， 成为当今中国市值最高、 用户数最多、 盈利能 力最强的企业？ 它的成功是一次战略规划的结果， 还是偶然的产物？ ——为什么腾讯曾经遭遇空前的质疑， 它所面临的模仿而不创新、 封闭而不开放的“指控” 是怎样形成的？ 性情温和的马化腾如何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全民公敌” ？ ——中国互联网与美国互联网有什么异同？ 前者的繁荣是一次长期的追随之旅，还是有自己 的东方式生存之道？ 这三个问题来自于混沌的过往， 又明晰地指向未来。

在任何一个文化创作领域， 所有的从事者从来都面临“描述事实” 及“发现本质” 的双重困 境。 达·芬奇在论述画家的使命时曾说：“一个优秀画家应当描画两件主要的东西， 即人和 他的思想意图。 第一件事做到很容易， 第二件事情就很难。”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 1934 年的 一次授课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他说：“要知道我们说的东西很容易， 但要知道我们为何这 样说却非常难。” 企业史的创作， 同样面临达·芬奇及维特根斯坦所阐述的困境： 我们需要梳理企业的成长历 程， 以及陈述其发生的“思想意图”。

在过去的 5 年多里， 我的创作一再陷入停滞， 在本书的某些部分， 你可以读到我的犹 豫和不解。 到创作的后期， 我放弃了“宏大叙事” 和“原理架构”， 而只把更多的精力专注 于细节的挖掘和铺陈。 前几天， 我的一位哲学教授朋友来杭州。 闲聊中， 我谈及了创作《腾讯传》 的困扰。 他引用 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的观点宽慰我， 这位以怪诞出名的解构主义大师说：“世上尚未发生过 任何总结性的事情， 也无人说过针对世界， 或关于世界的最终总结。 这世界是开放自由的， 所有一切仍有待于将来， 而且永远如此。”

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研究美国早期工商企业的发家史中， 提出过著名的“成长四阶段” 论， 即积累资源、 资源的合理化利用、 持续增长和对扩展中的资源的合理利用。 回顾腾讯的 早期成长史， 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一演进的轨迹： 通过 QQ 实现了用户资源的积累， 以创新 的盈利模式实现用户资源的获利兑现。 然而， 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在腾讯这个案例上，我们看到了马化腾团队所形成的极具个性的核心能力，我将之概括为“马 化腾的七种武器”， 它们包括： 第一种武器： 产品极简主义。 第二种武器： 用户驱动战略。 把“虚拟道具” 重新定义为用户的“情感寄托” 。 第三种武器： 内部赛马机制。 第四种武器： 试错迭代策略。 “小步、 迭代、 试错、 快跑”， 是所有互联网公司取得成功的八字秘诀。 第五种武器： 生态养成模式 。

第六种武器： 资本整合能力。 第七种武器： 专注创业初心 。

“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样的， 告诉我如何创造世界”， 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

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 互联网与房地产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 与后者的灰色野蛮相比， 前者被认为是“阳光下的财富”。

如果把互联网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那么，他的灵魂萌芽于何处？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而其答案的迥异，便构成不同的互联网世界。 在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手中，被当成“圣经”的著作是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它们所包含的商业乐观主义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交相辉映，为中国互联网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钱气质。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商业价值观——广而言之，更是人生观的区别，也是很多美国与中国商业故事的不同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