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瓦尔：《白瓷之路》

1 我在中国，江西的景德镇，正要穿越马路。这里是瓷都，是传说中的圣地，一切从这里开始：这座城市“就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在皇室的这些御用工厂，炉窑曾彻夜燃烧。我听从内心的指南来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历代皇帝派使者前来，命令窑工们制作深得出奇的鲤鱼缸，还有举行仪式的高足杯和皇宫使用的数以万计的杯盘碗盏。各国商贩怀揣着订单来到这里，为帖木儿的王孙们求购宴会用的浅盘，阿拉伯酋长沐浴用的瓷盆和送给王后的成套餐具。这是一座秘密之城，制瓷工艺传承了上千年，五十几代人挖掘、淘洗、调配白色的瓷土，代代延续。人们制作瓷器，通晓瓷器。这里作坊林立，遍地都是制陶工、施釉工和彩绘工，贩夫、骗子和密探混迹其间。 晚上十一点，景德镇霓虹闪烁，车流不息，如同曼哈顿。夏日时节，下着小雨，到处湿漉漉的。我要去找住处，却不太肯定该往哪边走。 我记下的地址是“瓷器二厂旁边”。我本以为我会用普通话说出这几个字，可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个小贩向我兜售宠物乌龟，乌龟的下巴用细绳绑了起来。我不想买他的乌龟，他却不这么认为。 离家那么远，远得荒诞离奇。几家宽敞的店面里在播放打麻将的电视节目，音量开得很大，店内亮晶晶的装饰物好似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迪斯科灯球。面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一个哭泣的小女孩牵着父亲的一根手指，从路上走过。人人都打着伞，只有我没有伞。一个人推着一车瓷猫样品走过，车上盖着塑料防水布，摩托车不管不顾在他周围迂回穿梭。不知从哪里传来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响亮的咏叹，时空错乱得真是可笑。在这座城市，我只与一位古人神交。 我没有地图。我随身带着一沓法国耶稣会神父殷弘绪的信件复印件，我把它们用订书钉钉了起来。三百年前，神父曾经在这里生活，他在信中生动地描述了瓷器的制作过程。我带着它们，以为神父可以做我的向导。此刻，这个举动显得做作，一点不高明。 我确信，从这条混杂的马路上穿过，我一定会送掉性命。 但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所以，我虽然迷了路，却依然心中笃定。其实很简单，这可以说是一次朝圣——我要想办法上山，我要去出产白色瓷土的那座山上朝圣。我制作白陶四十多年，制作瓷器二十五年。再过几个春秋，我将跨入半百之年。我有个计划，我要前往发明或再造了瓷器的三个地方，前往中国、德国和英国的三座瓷都土山朝圣。它们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从陶器、图书和故事中早已知晓这些地方，可是几十年过去了，我却始终不曾亲往膜拜。我要去到这些地方，亲眼看看瓷器在不同的天空下，呈现怎样的形态，亲眼观察白色的光泽怎样随着天气发生变化。世界上白色之物形形色色，但是对于我，白瓷无与伦比。 这次旅程是为了向逝者致敬。 2 致敬之说，听起来虔诚得过分，其实不然。 这是为人处世的一种真实，有点煞有介事，但总归是一种真实。只要是用瓷泥制作器物，你就存在于此时此刻。我的瓷泥产自法国利穆赞大区的利摩日，在西边的半道上。瓷泥装在二十公斤的塑料袋里，每袋又分为腊肠形的两份，每份十公斤，已经调配得当。瓷泥呈全脂牛奶的颜色，外观似绿霉菌。我取出一份，把它重重地丢在楔形支架的工作台上，用钢丝线在它的三分之一处一拉，切下一小块。我把小块瓷泥在台板上按压，像和面一样，转着圈来回揉捏。我放慢动作，把瓷泥团成球形。 我的陶轮是美国货，没有噪音，贴地很低，靠墙摆放在稍嫌杂乱的工作室中央。我望着白色的砖墙。房间很小，人太多。两个全职助手，两个兼职助手，帮忙上釉、装烧、处理杂务，包括我的上一本书引来的潮水般的读者来信。邻居们太聒噪。我需要再找一间工作室。事情进展顺利。我刚刚收到去纽约举办展览展出的邀请。，我梦想走在开阔、敞亮的美术馆，从我的作品边走开，走出相当远的距离，回转身来，用全新的眼光注视它，独自默默玩味，宛若初见。这里地方实在太小，我伸长胳膊，就碰到了包装箱。我只能退开十五英尺的距离。天气好时，光线才好。 大家尽量不发出声响，可是，唉，人在水泥地板上走动，动静还是太大。外面有人在争吵。我得抽时间再跟房地产代理人好好谈谈，在伦敦，找到一间工作室可不容易。过去，人们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空间制作和修理东西，如今，所有的空隙都被用来开发公寓楼。我还得跟会计师谈一谈财务事宜。 我坐在陶轮边。 我把泥球丢进陶轮中心，把手沾湿，开始拉坯。现在，我要做一只瓷罐。我用右手的手掌护着泥球的外缘，左手的三根手指伸到泥球中心，使力。罐壁竖了起来，罐体成型。它好似呼出一口气，在诉说着什么。我既在此间，也在别处。跨越时空，贯通古今。因为这瓷泥既存在于当下，又穿越历史而来。我在这里，在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图尔斯山上，南伦敦的南环路边，在一溜鸡肉外卖店和一家彩票投注站后面，夹在几家室内装潢店和一间厨房细木工作坊中间。而我做这只罐子时，我同时身在中国。瓷器就是中国。瓷器就是前往中国之旅。 拿起这只中国宋代瓷碗也是一样。这只深井碗产自景德镇，拉坯成型后，又用模子按压过，碗内刻花，碗沿无釉，灰绿色的釉面略有淤积。；经销商会说它有点瑕疵，指缺口、斑点、磨损等等。它呈现为当下时刻，它本身就是一气呵成的当下时刻，蕴含着活泼而流动的动作、判断和决定。它给人的感觉不是发生在属于过去，若是为了遵从评论界的正统观念，非把它归为古物，就会感觉不对劲。我不认识这只碗的制作者，我只能想象它制作时的情形，它的功用我可能猜得不对。 但是，把它拿起来，加以想象，就仿佛把它重新做了一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瓷器如此具有可塑性。用拇指和食指揉捏一块胡桃大小的瓷泥，直到它薄得像纸，直到瓷泥上现出你的指纹。继续揉捏。仿佛永无止境。你觉得它越来越薄，直至薄如金箔，可以漂浮在空中。它给人洁净的感觉。你觉得自己的手指团捏过它以后，变得干净了。它给人洁白的感觉。我所说的洁白，是指充满期待，充满无限可能。这是一种物质，它记录你每个转瞬即逝的念头，一闪而过的心思。 你何以是你？ 就好比落潮之际，你在海边。海滩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你要在白色的沙滩上留下第一道印迹。你在沙面上踩下第一个脚印时，不知道它会有多深，有多清晰。你踌躇不决，像贝里尼的书记员，举着画笔在白纸面前迟疑。几十根貂毛制成的画笔在空气中凝然不动；一旦落笔，就要一挥而就。你准备落脚了。你忐忑，你犹豫，好似如同要在恋人的脖颈印下一吻。 我用钢丝线在拉好的瓷坯下一拉，把它从陶轮上取下，摆放在右侧的台板上，用围裙擦干手指，片刻的满足充盈心间。再取一块瓷泥，从头再来。 洁白之物，归于洁白。 3 这个时刻，这瞬间的停顿，自有其辉煌。 瓷器的制作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贸易有一千年的历史。其中，在欧洲有八百年的历史 。我们能找到早年的一些碎瓷片。中国瓷罐破碎的残片在笨重的陶罐旁边发出诱人的光芒，它们是同时被发现的；没有人知道，瓷器循着怎样的轨迹来到肯特郡（英国）的某块墓地，乌尔比诺（意大利）的某道山坡。在中世纪的欧洲，瓷器零星地出现在约翰•贝里公爵和几位教皇的财产名录中，皮耶罗•德•美第奇也在遗嘱中特意交代，有una coppa di porcellana（一只瓷杯）。 小王子互赠礼品，在外交使节递交的礼品名单上，可以瞥到一抹白色的流光：一个瓷罐，一匹公马，一块金丝壁毯。这一抹白色如此珍奇，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流传着一种说法，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精美的青瓷碗用银饰深深包裹，藏在高足酒杯里。它被装入酒罐，在宴会上用作大酒壶。我们甚至能够在佛罗伦萨的祭坛画 上瞥到瓷器的身影；国王直直地跪在年幼的基督面前，似乎在向他进献装在中国瓷罐里的没药 ；这敬献似乎恰当合宜，因为没药如此稀罕，如此神秘，瓷罐则来自遥迢的东方。 瓷器是远方的代名词。1291年，马可•波罗从华夏归来，带回了丝绸和织锦，晾干的麝香鹿头和鹿蹄，还带回一肚子故事，a Divisament dou monde（“世界见闻录”）。 马可•波罗的故事五光十色。每个要素都如天青石一般放射出奇异的光芒，明明灭灭，扑朔迷离。他的故事迂回曲折，反反复复，时而一笔带过，时而百般铺陈。“在这座城市，成吉思汗用大理石和其他观赏石材兴建了一座恢宏的宫殿。厅堂和房间金碧辉煌，整座建筑装饰得美轮美奂，雍容华贵。”一切都那么不同，精美又奢华。帐篷的裙边用白色和紫色的貂皮缝制。 马可•波罗的数字要么浩瀚丰富：蒙古人的首都甘巴力克（Khan-balik，大都）有五千只鹰隼，两千只獒，五千名占星家和预言家。要么简单奇特：一头巨大的狮子，无比温顺地匍匐在汗王面前；一只硕大的梨，重达十磅。 故事中的色彩缤纷斑斓。宫殿用蟠龙、珍禽、骑士和千奇百怪的猛兽和喊声震天的战斗场面装点。屋顶用深红、绿色、蓝色和黄色装饰得鲜艳夺目，每一种颜色都明丽璀璨，流光溢彩。马可•波罗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二月的新年盛宴： 大汗和他的臣民以如下方式庆祝新年：依照习俗，男女老少一律尽其财力所及，身着白衣盛装打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白衣是吉服，有益身体健康；在新年到来之际身着白衣，全年都将兴旺美满。这一天，在大汗的统治下拥有土地或者贵族地位的一切省份、辖区和王国的长官，全都向大汗进献贵重的黄金、白银、珍珠、宝石和大量精美的白色布帛……王孙公子和所有人互相馈赠白色之物……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一天，大汗收到十多万匹白马的献礼。 马可•波罗到达了“一座叫做Tinju ”的城市，这里： 人们制作瓷碗，这些碗大小不等，美轮美奂。瓷碗只在这座城市制作，别处没有；它们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在这座城市，它们如此丰裕，且价格低廉，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其玲珑可爱，简直无法想象。这里的杯盘碗盏用易碎的泥土或者粘土制成。，土块似乎采自矿山，被堆成高高的土丘，三四十年间听凭雨打风吹，日晒雨淋。此后，灰土变得如此细腻，用它做成的杯盘呈天蓝色，表层晶莹剔透。你们要明白，当一个人把这种土堆积成山时，他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风化成熟需要漫长的等待，他本人无法从中获取利润，也不可能把它派上用处，但他的儿子将继承他得到酬报。 这是西方最早提到瓷器。 故事中把瓷器描述为一种精美绝伦的器物，制作过程相当复杂；各式器皿琳琅满目，不计其数。制作瓷器要求专注，要求献身精神。马可•波罗耸了耸肩膀，“何必长篇大论，对它大书特书呢？”那么，“现在，我们换个话题。” 他带回一只小巧玲珑的灰绿色罐子，质地坚硬，是用这种洁净的白土制作而成，让人们大开眼界。正是在威尼斯，人们把瓷器的物件和名称统一起来，开始了对它魂牵梦绕、孜孜以求的漫长历史。这种华贵无比的商品，这种白色的黄金，王储为之破产的心系之物，以及Porzellankrankheit——“瓷器病”，其名称起源于一句表示垂涎的威尼斯俚语，原指对漂亮姑娘粗野地吹响挑逗的口哨。Porcellani，字面意思“小猪”，是货贝的昵称，货贝摸起来和瓷器一样光滑。显然，由货贝联想到威尼斯少年，威尼斯少年又联想到女子的阴户。垂涎的呼喊，留下回音久久回荡。 4 马可•波罗可以换个话题，我却不能。得知这个瓷罐现存于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我一定要找到它看一看。 我直接发出请求：“我是一名英国作家和陶艺师，我想找一找……”，可是，我的信函和电子邮件如石沉大海。我更进一步。“教廷大使建议我与您联系……”还是没有回音。那边，电话兀自在红桃木的办公桌上响个不停。吃不完的午饭，我闷闷不乐地揣想。大概又开了第二瓶葡萄酒，或者在过节，纪念某位共和的殉道者。 我决定带着二儿子马修作引子，去碰碰运气。 我们到了圣马可广场最左边的角落，这里游客汇聚，熙熙攘攘，兜售手提包的游商时刻警觉地留意警察的身影。穿过大教堂的几道玻璃门，我向一位教士说明来意，他受了我的迷惑，高兴地建议，今天晚上，等这里快要闭馆的时候再来，怎么样？他伸了个懒腰，叹了口气，做了个表示厌烦的表情，白天，大教堂的外国游客实在太多、太多了。 可能的话，去意大利，一定要带个孩子在身边。 大教堂快要关闭时，这人手里拿着钥匙，领着我们走过大教堂的大理石长廊，走过无数帧红衣主教的画像，走进昏黑的暗处，走过发出淡淡微光的大理石地板，地板上的图案回环旋转，走过圣坛灯的红色光晕，终于进入藏宝之地。 房间很小，圆屋顶挑得很高。里面藏有很多岩石水晶、玉髓、玛瑙，一只埃及斑岩古瓮，一只波斯镀金绿松石碗嵌在镀金架子里；全都是吸收光芒的东西。几只圣餐杯。一个真十字架 圣骨匣，醒目地镶嵌着多颗宝石，感情强烈得像孩子的亲吻。这里是拜占庭，是藏宝地，是基督升天的地方，是征服的炫示，一件件来自遥远他乡的物品，被威尼斯人的技艺施以点睛之笔。 我要找的那只瓷罐也在，摆放在一对焚香烛台和基督的马赛克圣像中间。它高五英寸，我估计，远不到手掌的一扎，饰有一圈树叶纹饰，颈下四个小环托着罐盖，五个凹口，便于五个手指抓握。它凝结着一只手的记忆。我不能把它捧起来仔细端详。瓷胎呈灰色，制作粗糙，修坯潦草，修过的地方有点参差不齐。这只瓷罐走过了茫远的路程。 我们凝视着它，足有十分钟之久，那个拿着钥匙的人不耐烦了，开始用一只脚的脚尖轻轻地点击地面。终于，宝藏又被锁了起来。走出门外，大教堂里空寂无人。 这是个良好的开端。马修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们去广场上的花神咖啡馆（Florians）庆祝，吃了蛋白杏仁饼，喝了热巧克力。 5 对瓷器的痴迷如同威尼斯街巷的回音，缕缕不绝。 它是什么东西？它“由一种在地下凝结的汁液制成，有人从遥远的东方把它带回，”十六世纪中叶，一位意大利占星家写道。另一位作者言之凿凿地称，“把蛋壳和脐鱼壳捣成粉末，加水调和，做成花瓶形状。然后把它们埋在地下。一百年后挖出来，这时才算做好，可以摆出来叫卖。” 人们一致认可瓷器的奇异，它要经历炼丹的变化，经历再生过程。约翰•多恩（John Donne） 用动人的笔触，在他的“马卡姆女士哀歌”（Elegy on the Lady Markham）中，抒写了她在地下的升华；当某样珍贵之物从你的视线中消失，它将生成另一样更为珍稀、更加美丽的事物：“如同中国人，经过百年沉淀/他们埋下粘土，挖出瓷器。” 那么，瓷器如何制作呢？怎么赶在别人前面，抢先把它制作出来？怎么才能拥有瓷器，哪怕只有一件？怎么才能把所有瓷器收入囊中，被瓷器环绕？能不能前往出产瓷器的地方，前往这条白色河流的源头？ 瓷器是个奥秘（Arcanum）。是一道谜题。五百年来，西方无人知晓瓷器的制作工艺。Arcanum这个词由拉丁语的辅音胡乱堆砌而成，它的词形与令人心向往之的Arcady、Arcadia 十分相似。我有一种感觉，白瓷最早的秘密，与满足欲望的承诺、与世外桃源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渊源亲缘关系。 6 白色也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从第一只陶罐开始。 那年我五岁。我父亲每周四晚上去本地的美术学院上课，学习制作陶罐，他带我 和两个哥哥同去。我们可以在T恤衫上丝印图案，也可以在帆布上喷染渐变色。可以在楼上学习人体素描；一位女士站在拉上的窗帘、红色天鹅绒的背景幕布前，旁边，铜盆里种着一株绿色植物。也可以到地下室，学习做陶罐。我愿意下楼去。一个小时后课间休息，我们可以喝一杯利宾纳（Ribena）饮料，吃一块巧克力饼干。 房间里灰尘弥漫。泥块周围落满灰土。有人在用白泥做一只小碗，她把小碗拢在手心，小碗在轮车上有节奏地旋转。 我坐在电动轮车前，手里握着一大块褐色泥球，胸前系着红色的塑料围裙。轮车很大，有开和关两个按钮，还有一只控制转速的脚踏板，用脚踩下去即可。，我踩得很费力。 第二个星期，我的陶器做好了，质地坚硬，呈灰色，它的颜色变浅、体积也变小了。教室里有十几只釉料桶。老师说，你可以把它伸到釉料桶里蘸一下，让它五彩缤纷地歌唱，也可以给它画上彩色图案。你打算怎么装扮它呢？她微笑着问。这个罐子需要什么？我把陶罐伸到白色釉料中，那釉料稠得像浆糊。 过了一个星期，我把这只白碗带回家。它的外壁是三道手指厚的波纹，挖出的碗心里，留有漩涡状的痕迹，显得笨重，但这是一只碗，一只白碗，我的白碗：是我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创造物。这是我做的第一只陶器，日后我将制作数万只，今后四十多年，我将微微弓起后背，一动不动地坐在旋转的陶轮和旋转的粘土前，努力让世界的一小部分静下来，向内形成方寸空间。 我第一次接触瓷泥，是在十七岁时；虽然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每天下午跟着一名陶艺师学做陶罐了，他的作坊是校园的组成部分。杰弗里六十多岁，参加过战争，他的生活被往昔的经历摧毁。他抽不带过滤嘴的白锡包（Capstan）香烟，喜欢吟哦奥登的诗句。他的茶水是深褐色，一如我们使用的泥球的颜色。他做日用陶器。他说，这些器皿必须足够廉价，碎了也不可惜，同时足够美丽，可以永远保存。我早早离开学校，跟着他开始了两年的学徒生涯。我在日本与其他制陶人共度了一个夏天，我们在用民间工艺烧制陶瓷的名窑附近盘桓，去探访仍然使用柴火烧制茶碗和瓶罐的传统村庄。我渴望制作这样的陶瓷——纹理生动，变化无穷，手感好，结实，注重实用。一个湿漉漉的下午，在日本最南端的瓷器之乡有田镇，我坐着观摩一位国宝级大师，在花瓶外壁几厘米见方的空间，用红黄两色描绘锦缎纹样。纹样细致紧密。昂贵的造价加以准确无误的落笔，让我屏声静气。 工作室里鸦雀无声。他的徒弟沉默不语。他的妻子拉开纸门，轻柔得如一声低微的叹息，送来盛在瓷杯里的茶和白色的豆腐蛋糕。 但他给了我一块泥，我把它团来团去，直到泥球的湿气散尽，在我手中化为粉末。 7 我是一名陶艺家。倘若有人问我作何生计，我便这样回答。我也写书，但是，瓷器——白瓷——才是我的本行，当那位令人赞叹的叙利亚女诗人向我盘问时，我这样宣告；一次午餐会上，她坐在我右手边。 你知道吗，她立刻回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大马士革结婚时，得到了这么大一只瓷盘——她张开两只手掌——是我母亲从她母亲那里得来的。粉色的瓷器。我还得到了两只羚羊。它们像猎狗一样把脚盘起来，坐在沙发上。在大马士革，我们都喜欢瓷器。我左边坐着一位政客的妻子，她想插句话，谈谈大马士革的情况——大马士革传来了使人忧心的消息——但是我想知道粉色的瓷器是什么样。我从未听说过粉色的瓷器，听起来不太可能。 不过，瓷器用作结婚礼物，听起来很合适，既正式，又特别，意味深长。瓷器向来被作为礼物馈赠他人；。或者自己悉心保存，在特殊的日子才小心翼翼地取出，轻拿轻放，生怕一不小心把它摔碎。 大马士革是一处迷人之地，坐落在从也门到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只是如今兵荒马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选择这条路径。不知怎地，我记得十二世纪有位也门酋长收藏中国瓷器。他把前所未见的丰富藏品摆放在一处，庆祝他的儿子施行割礼。据说在也门首都萨那（Sana’a）附近的沙丘上，能够找到瓷器碎片。我和女诗人谈论怎么前往也门，谈论她外祖母奶奶的瓷盘，那些盘子从何而来。侍者把餐盘收走时，我们还在谈论瓷器。 吃过午饭，我回到工作室，马上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我还记下一个地点，大马士革，把它列在我要寻访的地点名单上。中国、德国和英国各有一座瓷都土山。每当长夜无眠，我便在脑海中回想这张名单，希图从中寻出一些规律。我把它们打乱，给它们分组。这些地方都发现了白土，都曾经制作瓷器或者再造瓷器，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收藏或者藏品失散的轶事。，船只曾在这些地方停靠、装卸，驼队曾在这些地方的客店停驻、歇息。我把景德镇与都柏林联系起来，把圣彼得堡与卡罗莱纳联系起来，把普利茅斯与萨克森的森林联系起来。 从德累斯顿的纯白，到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奶白。顺着一条线索。跟着一个念头。追着一个故事。踩着一段节拍。：上海的博物馆里，存有尚未打开的箱柜，蒋介石1947年乘船前往台湾时，把它们留在了码头上。成箱的中国瓷器，在过了五百年后，依旧保存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的地窖里。我可以先去伊斯坦布尔，再越过海峡去往伊兹尼克，伊兹尼克效仿令人艳羡的瓷器制作白色器皿，也在精美的瓶罐上描绘随风摇曳的郁金香、康乃馨和玫瑰花。 今天，我要做几只小瓷盘，直径几英寸，然后把它们分成几组，叠放，使之错落有致。这是个重复的意象，我可以跟随这个简单的意象。西藏有座寺庙，二十五年前，我和女友苏曾经同去旅行，那时我们尚未结婚。寺庙里，长长的过道上，细铁丝网围栏后面的储藏柜里，有几摞宋代瓷碗。我记得许多声响——犬吠，笑声——我看见香火袅袅，盘旋着散入清澈得不可思议的天空。我记得成堆的瓷器，记得那种随便、凌乱、丰裕的感觉。 或许这会是一次奇异辉煌的美的历程。威尼斯应当还有一件马可•波罗带回的瓷器，收藏在总督宫某个地方，要是我能看到就好了。 或许我可以循着瓷片发起旅程。 我想，瓷器值得为之发起旅程。九世纪有位阿拉伯旅行家曾经去过中国，他写道，“中国出产一种精细的粘土，中国人用来制作似玻璃般透明的花瓶；透过瓶壁能够看到水位。这些花瓶用粘土制成。”多数器物都很笨重，瓷器却很轻盈。轻轻叩击，发出清脆的声音。在阳光下，它微微透光。这是一种物质，它使器物神奇变身。可谓炼土成金。 瓷器源自别处，它带你去往别处。谁能不为之痴迷？ 8 痴迷日深一日。既然我要发起旅程，最早从中国来到欧洲的瓷器向我发出了召唤。毕竟，它们是先行者。我从威尼斯和马可•波罗那里归来，意识到我须得看一看那只丰山瓶。就是欧洲绝无仅有的那只华贵无比的玉壶春瓶：全称盖涅-丰山瓶（Gaignières-Fonthill vase）。 倘若你想知道它的来历，请看这里：这是一只十四世纪初的中国花瓶，加装了中世纪的银质流柄托盖，先后由匈牙利的路易大帝、那不勒斯国王、约翰•贝里公爵拥有，继而由法国王太子收藏在凡尔赛宫，王太子当时是一位了不起的古董收藏家，直到法国革命爆发，它由英国作家和收藏家威廉•柏克福德购得。柏克福德在丰山有一座仿哥特式豪华宅邸，他把它保存在藏满奇珍异宝的幽深陈列室里。后来，他财源断绝，丰山瓶被出售，接着再度转手，此后便下落不明。 如今，它陈列在都伯林的一处军营遗址。，这处遗址占地一亩，灰色的沥青碎石地面，灰色的石墙如峭壁陡立。一百年前，英国人曾在此地驻防，操练军队，几千双军靴齐刷刷的脚步声，在军营单薄的墙壁间回响。现在，这里是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装饰艺术品与历史部”。 我去时是十一月份，博物馆里格外冷清。我被领到了楼上的“装饰艺术品部”管理员办公室——地板上整齐地堆放着各类书籍——丰山瓶装在一只橘色板条箱里，用泡沫材料保护。我们戴上白手套，把花瓶取了出来。 这只花瓶是各种想法碰撞堆砌的产物。淡灰绿色的釉面之下，饰有花朵和树叶。，你前前后后地端详它，也许会看到“古老”、“中国”和“瓷器”。这些都是，但它也是“推陈出新”，是摸索，是作坊里的切磋，是给一只花瓶增添额外深度的尝试。 它的器型也是新的，很复杂。举起瓷胎，镟去一层外皮——几毫米厚——做出浅浅的凹痕，把瓷胎沾湿，然后满怀深情地把树叶和菊花的图样按压在上面，把镟坯留下的碎屑清理干净，把小缺口填平，拢在手中，不要把它碰坏，不要把它弄破，这技艺相当有难度。 我握着它。可以清楚地看到，瓶壁上曾有细小的瓷泥颗粒滑过，留下了歪歪斜斜的痕迹，这痕迹是不该有的。他们本该在比例之上添加纹理，澄清和确定瓶颈与瓶肩之间的过渡，却用了个不甚高明的噱头，把注意力引向一个出乎意料的部位，致使过于饱满的弧度更加向外鼓出。一条痕线被放弃了，像褶边脱落，没有收起。而且，开窑后，它从匣钵里取出时温度太高——匣钵是用粗泥制成的容器，在窑里煅烧的过程中，用来保护瓷器不受烟火损坏——所以瓶底出现了裂纹。瓷器的制作会遇到诸多复杂的问题。当它从1,300摄氏度——煅烧时白色烈焰的温度——冷却到可以安全搬运的300度时，些微的厚薄不均都可能导致瓷器破裂。倘若使用其他粘土，略有不均都没有大碍，但瓷泥不同，它的风险很大。你的过失，你潦草粗心的决定，在最后的成品中暴露无遗。 伸手摸一摸这只花瓶的底足圈，它的厚度有点问题。但不管它是谁做的，都已经做得足够好。 我喜欢这些时刻，可以感觉到制陶人做出决策的时刻。在刚刚现出裂纹的地方，用一块湿泥涂抹，按压一下，继续下一个环节。我用手慢慢地转动这只花瓶，从菊花到山茶花再到菊花，心中暗想，“足够好”不是艺术史研究的术语，但是“足够好”自应享有一席之地。我握着这只盖涅-丰山瓶，想到了起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想到了那不勒斯王国和贝里公爵——那位可怜的年轻法国王太子，徒劳地想要打动他那无动于衷的父亲——还想到了柏克福德，他在威尔特郡潮湿的山谷里，像美第奇家族一样收藏珍宝。瓶身上原有的银质配件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小小的钻孔，表明六百年前配器与瓶体的接合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