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伙儿专录上海人聊天，为图名不为利，究竟要干什么？
建筑师罗天瑞从纽约老家回到上海的工作单位，决定辞职。
几天前，他拉着箱子回老家纽约。某次外出，站在人行道前，看车来车往，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
“这是我记忆中的纽约吗？”
汽车引擎的嗡嗡声、疾驰行走的脚步声、风吹过树叶的嗖嗖声、边上一对男女说着情话，眼前逼仄拥挤的空间，搭配出杂乱的纽约。
从小，罗天瑞就喜欢音乐，置身陌生的纽约，他觉得看到的纽约配不上听到的纽约，索性闭上眼。他感受到熟悉的曼哈顿。
突然，想到了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创造声音？“
换个角度“听”上海
Terence LLoren是罗天瑞的英文名，菲律宾裔美籍，他丈母娘给取的名，爱音乐，想着可以创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声音，并为此不懈努力。
可惜，因为天赋，他说“对我来说太迟了，即使我再努力。”
他没能成为音乐家，而是当了建筑师。
现在，罗天瑞长居上海，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叫他特仑苏。
十年前，罗天瑞来到上海东华大学校区的新加坡学校教室内设计。
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却并没有很大的天赋，但多年的训练，让他对声音尤其敏感。
于是他一边做建筑师一边学习录音，用设备把声音录下来。钉子落地的声音、人轻声的叹息，他都能敏锐的听到。
有次，他回到老家纽约，觉得陌生。但当闭上眼睛，竟从声音中找到归属感。
“最复杂最有生命力的是真实的声音，已经存在的声音是如此美妙。”
他决定不再创作声音，他要去寻找声音。
2009年的时候，他告别建筑设计工作。辞职后的第一天，他就发现，他只走过从家到学校之间的那一条路。
“两年了，我不太认识上海。”
他脑子里冒出个想法，要记录上海的声音。
辞职前，他对上海的生活感到困惑，虽然工作安稳，可总觉得在漂泊。那段时间，罗天瑞总是自问：“我在上海，难道只为在此工作？”他要找个留在上海的理由。
那次从纽约回来，他终于找到那个理由。
跟成为建筑师的初衷一样，他并不只为建筑本身。
“我喜欢的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城市的历史、规划与环境，上海这么大，有太多新的变化。我喜欢看到人们的生活是如何改变的。”
他喜欢的是赋予在个体上的厚重感，寻找的是个体与整个城市的关联。
他拿着当时所有积蓄换来的录音设备，记录真实的声音。
罗天瑞找到自己的朋友Maggie，两人来到Maggie曾经在徐家汇的老房子。那里现在没有人住，一直空空荡荡的。Maggie拿起录音机，边走边讲着属于她的故事。
宜山路上的虹桥路289弄，一楼的棋牌室曾经有很多男人进进出出，这是他们搓麻将的地方，经常被警察敲门。从二楼窗子望出去的几棵枇杷树下，她当年在这里埋下了一个小乌龟的尸体。
从广元路一路往西，这里有Maggie曾经看病的卫生中心。这以前有一个26路的车站，但现在已经消失了。
罗天瑞说：“我录的时候听不懂她的故事，只是听环境的声音和她的声音。”
但是他听着那些沙沙作响的树叶和吱呀吱呀的旧木地板声，混杂在Maggie 温柔的讲述之后，他兴奋的叫了起来，“Wow！我喜欢这个声音！”
“当时只是录下来，放在网络上给大家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城市为我打开了。”
当他知道Maggie讲述的故事时，极度震惊。
这就是他一直想寻找独一无二的声音，没有人拥有过没有人听到过没有人创作过的声音。
记录上海的声音，成为罗天瑞留在这里的理由，当然还有老婆。
他决定开始做《与沪成长》，一个方言声音记录项目。
录完Maggie《徐家汇》的当晚，罗天瑞复制粘贴了近四千条微信给认识的上海朋友，邀请他们参与《与沪成长》项目。
有些朋友觉得有趣，有些朋友觉得有价值，纷纷给罗天瑞发来自己的声音故事。
《与沪成长》的困境
罗天瑞声音低沉，穿梭在老旧的上海弄堂，黑色帽衫，帽子必须扣在头上，包裹住降噪效果极好的耳机，肩上挎着录音设备，眼神失焦，神情专注。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开心的不得了，但就像他一样，除了上海坐地户，很少有人能听懂沪语。
这是《与沪成长》遇到的最大问题，没人能听懂录音里人们在说什么。
罗天瑞生在在美国，只是能听懂常用的普通话，根本听不懂本地方言，更别说一些生僻的名词，比如“yhakwhuzy”是“药胡翅”的意思，一种青色的小蝉。
怎么更好的传播？罗天瑞想到的办法是录成文字版。
可这同样困难。方言写就的小说不是没有，金宇澄的《繁花》便是用上海话写成，虽精彩绝伦，但其极具地域特色的语言，对许多人来说，读起来还是困难，况且沪语里某些发音，很难找到简体字对应，只得掺杂着用。
把在嘈杂环境中不是特别清晰的发音录成文字，难度可想而知，压根就没有对应的音节和字。
在听这些录音时，罗天瑞真是犯难。声音是美妙的，情感是美妙的，那些背景里叮叮作响的环境音，也是美妙的。可是他就是听不懂讲述者讲的那些故事。
姚星宇从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后，成为职业作曲家，对声音研究项目非常感兴趣，偶然发现《与沪成长》，便联系到罗天瑞。她知道罗天瑞的困境，便为他介绍上海本地的阿姐，张依群后来成为《与沪成长》项目翻译。
“把沪语录音翻译成文字，必须由上海人来做。”张依群很快接过这项工作。但远比她想的难，短则20分钟，长则两个多小时的录音，因为背景嘈杂，她有时候得断断续续挺好几遍，一个多星期才能整理完一段录音。
缓慢，但罗天瑞从来没想到停止，他也找过好多人帮着一起整理录音，但多数都坚持不下去，有些志愿者的热情抗不过一段录音，前面还认真，后边就开始敷衍。
每段录音整理好后，罗天瑞还会带着沈祎重走那条路。
沈祎是罗天瑞的朋友，职业摄影师，循着声音的指引，他们走在大街上，路过，走进故事，把镜头对准阳光下晾晒的旧衣服，或是卖臭豆腐和麦芽糖的小店铺。
但城市在变化，他们拍下的画面，已不再和故事中相同。
城市在生长，人群在流动，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为某个人的决定，或许某个融洽的群体就会分崩离析，埋藏一段故事。
当罗天瑞意识到这点时，他觉得这其中有种魔幻感，给人以启示：究竟，这座城市属于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跟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他想不通，可艺术家的敏感让他觉得这值得记录，他要用声音抢救这些随时可能消失的故事，也像所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故事要有听众，如此小众，谁会去发现呢？
罗天瑞只能自己来，他现在自己的朋友圈内推广，但这远远不够。
罗天瑞把每段录音制成电子版书册，其中包括手绘路线图、照片、上海话及普通话文本以及音频的英文翻译，为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提供指引，帮助人们更好地跟随每一个收录地点的故事路线。
2009年夏天，罗天瑞把这些故事整理出版成集，每本一个街道故事，他花了很长时间，做出近20本薄薄的书。
他建立专门的网站，在微博、喜马拉雅FM、虾米、推特开设账号、专栏，努力维护。
很少有人关注这件事儿，但依然不妨碍罗天瑞的热情和坚持。
他还给自己定下目标，录满100条街道，发现100段故事。
这期间，罗天瑞有了儿女，生活稳定，他跟上海的联系已不再只有工作，除了记录上海的使命，他的家在上海，每天发生的事儿，也在丰满着上海这座城市。
可《与沪成长》依然不温不火，直到今年4月份，姚星宇受邀参加阿布扎比首届全球艺术家领袖峰会，谭盾也在嘉宾行列，他向峰会推荐《与沪成长》项目。他说：“这是个用艺术文化的影响力，来推动和改变世界的创造性项目。”
中央电视台也在报道《与沪成长》，报道罗天瑞，给他安上“来自美国的艺术家”的头衔。
即便如此，《与沪成长》在国内各平台的传播效果依然不容乐观，喜马拉雅FM上每段声音的播放量不过100。
但罗天瑞知道，自己做的事儿意义非凡，他不仅是在记录上海，更是在探讨人与城市的关系。
当然，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是艺术家。
理想再丰满，现实也骨感
有艺术家的病，却没有艺术家的命，《与沪成长》几乎是公益项目，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不往里投钱就算不错，指这个养家是不可能的。
但对有儿有女，有妻有家的罗天瑞来说，摆在面前的是切实的生活问题，虽然生在纽约曼哈顿，家底不薄，但也不能总指着长辈接济，女儿7岁，儿子5岁，把他们养这么大实在是不容易。
辞掉建筑师工作，他操起录音设备，Title是“自由录音师”，到处接活，除此之外，也帮忙拍摄真人秀、纪录片和企业视频，一般是一边干着《与沪成长》，一遍录音拍片赚钱。
当然，这远说不上多么辛苦，罗天瑞始终享受其中。
“自由职业的好处，是可以选择休息一段时间专心做我的项目，我很高兴到了38岁，还能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些想给罗天瑞说故事的人问他，录音前会问需要做什么准备？罗天瑞总是回答，你只需要知道我们从哪里开始走，故事才是最重要的，声音只是载体。他希望所有参与者，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开口，这最真实。
“有的人很害羞，但当他们站到街口，话语就像泉眼般汩汩流出。”
罗天瑞更喜欢的是一种未经安排的桥段，比如偶然遇到旧时的朋友，或是前来搭话的陌生人：“我喜欢看他们亲自探索自己成长的地方。”
2016年开始，罗天瑞经常跑到崇明岛，用一年时间录下这里的声音，他每个月在那里待一些天，记录整个岛的变化，堡镇码头的日渐萧条，农家乐的兴起，人与自然的拥抱。
处于黄浦江心，这里橡胶上海，发展略显迟钝，但随着隧道、大桥的通车，这里变化剧烈，仿佛浓缩着过去30年上海的变化，罗天瑞要记录下这些。他拿起拿着一块“镜子”，对着停留在上海的人，逼他们近距离看这座城市的历史、未来。
“有时人们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他想这里的人看到这座城市，并感受到他们和城市之间最深切的联结。
“我只是一个翻译者，连接人与城市的一根线，”
现如今，罗天瑞还会背着录音设备，穿梭在上海狭窄的弄堂，记录下琐碎而又真实的声音。
他立下的100期的目标，还剩20期。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