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领堂妹

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讨生活，我的童年，是在奶奶的监护下度过的。父亲有兄弟三人，父亲居中。堂妹Q是伯父的女儿，生于新疆奇台县。大约在她四五岁的光景，伯父与她母亲离异，另娶新妻，把她送回泰州老家，也随奶奶生活。我和她就有了交集。 她刚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是讲普通话的，跟电视里的孩子一样，而我只会一口江淮方言，所以对她羡慕不已，乃至生出一股崇拜之情。她的举止也伶俐可爱，似乎比我聪明许多。我不记得她是怎样慢慢改口的。总之那年暑假，我到南京的叔叔家住了一个多月，再回到乡下，她便用地道的江淮方言与我攀谈了。见我回来了，她兴奋地冲过来，喜逐颜开，问长问短，唧唧呱呱满口土话。我顿时愣住了，久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回过神来，不禁怅然若失。此时我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了，而她却把普通话忘了个精光，直到进学堂后才从头学起，可再也没能赶上我。 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倒转。当然这只是错觉，真正的原因并非语言，而是奶奶的重男轻女，尽管奶奶自己从未承认过。怎么个重男轻女法，如今已不能逐一回忆，总之体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上。例如，犯了同样的错误，我顶多挨骂几句，她却会挨一顿打，甚至，犯错误的是我，受惩罚的却是她。再例如，我可以游手好闲，她却必须承担起各种繁琐的家务…… 在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下，她日益失去了往日的伶俐，变得蠢笨粗野，学习成绩始终位于中等以下。而我则俨然一个机灵小子，乖巧讨喜，学习成绩时好时差，家里人却一致夸口说，我始终保持在班级前三名。这一鲜明的对比又反过来助推着不公平。 奶奶不加掩饰的偏心，也使堂妹对我产生了敌意。奶奶欺负她，她便报复我，经常把我的手臂抓出道道血痕。我跟许多被惯坏了的孩子一样，恃宠而骄的同时，也养成了怯懦无用的性格。每次被堂妹欺负，便去奶奶跟前告状。奶奶就再责罚她一顿。如此恶性循环，我跟她的关系越来越坏，近乎天敌了。 如今想起这些，我对她满怀歉意，当年却以为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过是否合理，只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诸般优待。直到有一天，间接听到种种传闻的伯父寄了一封四页长信回来，指责奶奶虐待他的女儿（是的，他用了虐待这个词），我才有所触动。 当时不知怎么回事，这封信竟张扬开了，左邻右舍纷纷跑来打听。奶奶一再解释，她从没有偏心，之所以经常打骂孙女，而不怎么打骂孙子，是因为孙子懂事听话，孙女不懂事不听话。我藏在门板的阴影里听着这番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但是出门见了人，仍旧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好让对方觉得，不管怎么说，这桩丑闻不是我的错。 等我进了初中，搬到镇上的新居跟父亲及继母住，便与堂妹没什么交集了，也从没有特意查问过她的情况。我只知道，她读完初中，没有考取普通高中，便去读了职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电子厂上班，不久换到另一家，后来又换了几家，都不太顺心，再后来，索性从厂里出来，进超市做了一段时间售货员。在那些年里，她谈过几次恋爱，最后嫁给了一个四川来的青年，是做厨师的。他先是在上海的一些小饭店打工，接着转战无锡，继而随妻子回到家乡，在镇上开了家馒头铺，后来又杀回上海，又回到家乡……这般兜兜转转，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一个虽说不那么优裕、但好歹能自主支配的家，人生算是有了着落。 堂妹在上海的情况，我都是听上海的一位亲戚讲的。堂妹初到上海时，她对堂妹的评价是偏负面的，无非是懒惰、虚荣、奢侈、不会过日子等等。我并不意外。这些也曾是奶奶对堂妹的看法。但没过多久，她心里的天平就压向了另一极。她对堂妹的批评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时不时的赞扬。这就令我惊奇了。更没想到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奶奶对堂妹的看法也彻底颠倒了过来。 有一年，我回老家过春节，听奶奶谈起堂妹。那年堂妹待在上海过年，没有回去。奶奶说堂妹工作以后，忽然变得非常懂事，每隔两三个月，总要回家探望她，每次都会给她带许多东西，临走还要往她兜里揣点钱。如果被什么事情绊住了，长时间不能回，她也会寄钱回来。 听了这番话，我的心情复杂极了。诚如奶奶所说，堂妹的表现的确十分懂事，起码在对待老人上，她做得比我好太多。我只是每逢春节回家乡时，顺便给奶奶带点东西塞点钱罢了。我对奶奶的感情也是矛盾的，既感激她的养育之恩，又对她的为人颇有微词。简而言之，在孝敬老人这件事上，堂妹的表现令我汗颜。 我又感到困惑。孩提时，同在奶奶膝下，我是受优待的那个，她是遭歧视的那个，为什么对奶奶心存芥蒂、迫切想要逃离的竟然是我，毫无怨言、时时盼望亲近的反而是她？ 自从考入大学，我便对家乡抱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寒暑假也不大不愿意回去。参加工作以后，我更是从未在家乡连续住过两宿，否则便有被人间遗弃之感。家乡于我，倒像天涯。 堂妹则反之。她在外面颠沛流离多年，一度想嫁给同乡青年，回归家乡。纵然最后嫁给了四川小伙儿，也曾多次偕着夫婿，尝试回乡扎根，以便承欢于奶奶跟前。她始终怀着一颗倦鸟归巢般的拳拳之心。在我的逻辑世界，这是有悖于情理的。被屈辱的苦水灌溉着长起来的植物，怎么会依恋那条残忍的沟渠呢？ 按说我与堂妹血缘相近，成长环境相似，无论先天后天，性格都不该迥然对立的，更没有恰巧颠倒的道理。偏爱没有种下善因，歧视也未曾结出恶果，若非人性善恶真由天注定，便只能归咎于高等教育了。 有没有读过大学，是我和堂妹最大的区别。难不成是书本误我，是知识害我，是摩登、文明、理性使我变得自负，是通往上流社会的诱惑使我变得自私？可是，即使是这样痛心疾首的自我批判，我也并无把握。我既不能确信它是对的，也不敢保证它有多真诚。我已永不可能成为像堂妹那样简单而美好的人了。 附记： 偶然的机会，去听某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讲座。该教授将权利意识觉醒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判定为好逸恶劳的群体。我当即想起了堂妹Q，及一批曾经或深或浅地接触过的80、90后进城务工者，实在不能苟同教授对他们的鄙夷。散场回家，胸中块垒难平，遂将堂妹的故事约略写出，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例，能稍稍改变预存偏见的城市知识精英对新生代进城务工人群的不当认识。说实话，他们的勤劳、质朴、坚韧，尤其是本能的道德感，常常令我感到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