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写山川多变幻 —— 读程大利山水画
多年以来，程大利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探索和研究，从经史子集到古代画论，从先贤画作到古典哲学，都被他广泛涉猎，形成了对中国绘画全面而又深刻的认知。他的山水作品并不是流于技巧的肤浅表现，而是交融在深阔的文化背景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底蕴。同时，他一面探寻着中国绘画内在的规律，一面思考着笔墨上的蜕变和创新。他变的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探险求新，而是在不断攀缘绘画的精神高度。他活跃的审美思维，促使他的笔墨经常辗转于传承与发展之间，不断走向面目多姿的新境界。
或许由于早年在南方生活的缘故，程大利的早期作品明显带着南方山水的温润和秀逸，总是在淡墨轻描的笔触中抒发着对家山的感怀。那些遒劲的线条像江南的柳枝拂动在山形的构造间，整体呈现出幽淡沉静的山水之象。从简约的勾勒和细致的皴擦中，足以能窥见画家深厚的素描功底，亦可寻觅到元代四家的高逸之气。画家将眼中的山水当作表达自我心境的方式，传递着笔墨的恣情意趣。他所追求的平淡自然，飘逸俊秀的审美风格，正是古人“不装巧趣，皆得天真”的审美表现。画中的山水峰峦秀起，云烟氤氲，苍润朴实中透出清幽疏旷的山野之趣，展现一派柔和清新的江南气象。在笔墨技法上，他弱化了墨的渲染，运用淡墨的形式笔笔写出，意在构建平和恬淡的画面意境。与此同时，画家加强了线条的勾勒皴擦，力求突显山石树木的万千姿态。画家将两者适度地融合，便形成了隽秀灵动的笔墨特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程大利的笔墨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完全摒弃了江南山水的温婉柔静，既而转向北方山水的豪迈雄阔。这其中的起因是源自1995年后的西部写生。或许过于柔和的南方山水，无法释放奔涌澎湃的激情，亦不能尽抒“胸中之逸气”，所以，他怀着满腔热血向西部的大山奔去。那些年里，他一次次走进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在穿越大漠荒原的路上，饱览了西部苍莽奇伟的山水风光，从而令自己的笔墨风格实现了彻底的转型。他开始打破先前的一切束缚，以更洒脱自由的形式描绘着北方壮丽的山川。浓重的墨色，粗犷的线条不断穿梭在山峦树林之间，形的具象性逐渐减弱，写意的趣味性日益增强，有的甚至偏离形的根本，在意的空间里尽兴挥洒。这时期的作品，既满蕴着吞吐八荒的浩大气势，又洋溢着雄强恣肆的阳刚之气。连绵的群山在他的笔下铺展开来，流动着豪纵苍凉的气韵。泼墨而成的山脉，更像苍龙腾飞于苍莽天地间，生成具有震撼力的视觉效果。这种笔墨上的转化，其实也是心境的真实写照，体现了画家开拓创造的艺术主张。
在西行之后的若干年里，程大利的艺术造诣日趋成熟老练，在笔墨技法上的表现更加游刃有余。这时，他对传统的研究更深入透彻，技法上亦淬炼得炉火纯青。无论董源、范宽、黄公望、龚贤、四王，还是黄宾虹、吴昌硕，尤其是董其昌他们非凡的艺术成就和笔墨经验，给予画家不同层面的启迪，致使在笔墨的传承上达到全面而又丰富的境界。很多作品依旧保持了雄浑大气的审美之风，用笔用墨潇洒自如，总体上呈现出苍茫壮阔之感。他笔下的山峦、树木、云海，不取工细，只求意似，试图在墨的变幻和点线的飞舞中，营造酣畅淋漓的磅礴气势。画家在神驰万象之余，更讲究墨法和水法的并用，浓淡枯润相得益彰。此外，他在笔法和构成方面亦是融古今之精华为一体，将多元化的技法形式发挥到极致。当然，他的作品在高超的技巧之外，更突显了一种生机流荡的山水精神，传递着画家内心的自然清音。他所描绘的不仅是山水的表象，而是富含活泼的生命感，充满生生不息的山水气韵和对自由的向往。
近几年来，程大利在笔墨上追求简淡平和的意境，将大开大合的山水之象转化为平缓明净的面貌。其用墨由浓向淡，笔触由繁至简，画面间融入了深刻的哲思，使作品的精神性得到升华。在他看来，自然山水不是宇宙中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意识密切相关，蕴藏了道禅等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文化内涵。他的作品不单纯是自然山水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体验，反映着画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在貌似简疏的笔法、墨法中，却蕴含着微妙的变化，充满“似嫩而苍，似枯而腴，有意无意，若淡若疏”的神妙之趣。唐代《二十四诗品》认为：“素处以默，妙机其微。”程大利正是怀着素淡清静之心，体察万千山水之妙，摆脱了技巧的束缚，与天合一，顺其自然，随性而为，达到了无法而有法的畅神之境。那些虚静的画面，分明浮动着澄明的心境，超然的情怀，暗含了大道至简，返朴归真的道家思想。对老庄哲学的参悟，使他的作品意境趋向淡远、幽静和空灵，呈现出山水的纯真之美。
在山水画的创作中，程大利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寻求着新的创造，终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构建了富有个性风格的审美体系，为当代山水画注入蕴含丰富的技法元素和文化内涵，从而也决定了作品的格调和精神。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画家，程大利总能在博观约取的过程中提炼精华部分，转化为自身的艺术滋养。因此，他笔墨上的每一次变化，都代表了审美层次的飞跃和提升，从学术意义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上，足以能够影响启迪后人。
刘丽芳
或许由于早年在南方生活的缘故，程大利的早期作品明显带着南方山水的温润和秀逸，总是在淡墨轻描的笔触中抒发着对家山的感怀。那些遒劲的线条像江南的柳枝拂动在山形的构造间，整体呈现出幽淡沉静的山水之象。从简约的勾勒和细致的皴擦中，足以能窥见画家深厚的素描功底，亦可寻觅到元代四家的高逸之气。画家将眼中的山水当作表达自我心境的方式，传递着笔墨的恣情意趣。他所追求的平淡自然，飘逸俊秀的审美风格，正是古人“不装巧趣，皆得天真”的审美表现。画中的山水峰峦秀起，云烟氤氲，苍润朴实中透出清幽疏旷的山野之趣，展现一派柔和清新的江南气象。在笔墨技法上，他弱化了墨的渲染，运用淡墨的形式笔笔写出，意在构建平和恬淡的画面意境。与此同时，画家加强了线条的勾勒皴擦，力求突显山石树木的万千姿态。画家将两者适度地融合，便形成了隽秀灵动的笔墨特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程大利的笔墨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完全摒弃了江南山水的温婉柔静，既而转向北方山水的豪迈雄阔。这其中的起因是源自1995年后的西部写生。或许过于柔和的南方山水，无法释放奔涌澎湃的激情，亦不能尽抒“胸中之逸气”，所以，他怀着满腔热血向西部的大山奔去。那些年里，他一次次走进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在穿越大漠荒原的路上，饱览了西部苍莽奇伟的山水风光，从而令自己的笔墨风格实现了彻底的转型。他开始打破先前的一切束缚，以更洒脱自由的形式描绘着北方壮丽的山川。浓重的墨色，粗犷的线条不断穿梭在山峦树林之间，形的具象性逐渐减弱，写意的趣味性日益增强，有的甚至偏离形的根本，在意的空间里尽兴挥洒。这时期的作品，既满蕴着吞吐八荒的浩大气势，又洋溢着雄强恣肆的阳刚之气。连绵的群山在他的笔下铺展开来，流动着豪纵苍凉的气韵。泼墨而成的山脉，更像苍龙腾飞于苍莽天地间，生成具有震撼力的视觉效果。这种笔墨上的转化，其实也是心境的真实写照，体现了画家开拓创造的艺术主张。
在西行之后的若干年里，程大利的艺术造诣日趋成熟老练，在笔墨技法上的表现更加游刃有余。这时，他对传统的研究更深入透彻，技法上亦淬炼得炉火纯青。无论董源、范宽、黄公望、龚贤、四王，还是黄宾虹、吴昌硕，尤其是董其昌他们非凡的艺术成就和笔墨经验，给予画家不同层面的启迪，致使在笔墨的传承上达到全面而又丰富的境界。很多作品依旧保持了雄浑大气的审美之风，用笔用墨潇洒自如，总体上呈现出苍茫壮阔之感。他笔下的山峦、树木、云海，不取工细，只求意似，试图在墨的变幻和点线的飞舞中，营造酣畅淋漓的磅礴气势。画家在神驰万象之余，更讲究墨法和水法的并用，浓淡枯润相得益彰。此外，他在笔法和构成方面亦是融古今之精华为一体，将多元化的技法形式发挥到极致。当然，他的作品在高超的技巧之外，更突显了一种生机流荡的山水精神，传递着画家内心的自然清音。他所描绘的不仅是山水的表象，而是富含活泼的生命感，充满生生不息的山水气韵和对自由的向往。
近几年来，程大利在笔墨上追求简淡平和的意境，将大开大合的山水之象转化为平缓明净的面貌。其用墨由浓向淡，笔触由繁至简，画面间融入了深刻的哲思，使作品的精神性得到升华。在他看来，自然山水不是宇宙中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意识密切相关，蕴藏了道禅等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文化内涵。他的作品不单纯是自然山水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体验，反映着画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在貌似简疏的笔法、墨法中，却蕴含着微妙的变化，充满“似嫩而苍，似枯而腴，有意无意，若淡若疏”的神妙之趣。唐代《二十四诗品》认为：“素处以默，妙机其微。”程大利正是怀着素淡清静之心，体察万千山水之妙，摆脱了技巧的束缚，与天合一，顺其自然，随性而为，达到了无法而有法的畅神之境。那些虚静的画面，分明浮动着澄明的心境，超然的情怀，暗含了大道至简，返朴归真的道家思想。对老庄哲学的参悟，使他的作品意境趋向淡远、幽静和空灵，呈现出山水的纯真之美。
在山水画的创作中，程大利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寻求着新的创造，终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构建了富有个性风格的审美体系，为当代山水画注入蕴含丰富的技法元素和文化内涵，从而也决定了作品的格调和精神。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画家，程大利总能在博观约取的过程中提炼精华部分，转化为自身的艺术滋养。因此，他笔墨上的每一次变化，都代表了审美层次的飞跃和提升，从学术意义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上，足以能够影响启迪后人。
刘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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