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 | 领域何在 - What Has Happened to Territory?
What Has Happened to Territory?
Antoine Picon
编译注释： 本文编译自Architecture Design杂志（Special Issue: Territory: Architecture Beyond Environment, Volume 80, Issue 3, May/June 2010）的收篇之作。安托万·皮孔（Antoine Picon，Harvard GSD G. Ware Travelstead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and Director of Research）在其中追溯了“领域（Territory）”这一概念，对于早期行政管理者，建筑师及工程师的含义：即作为与国家及现代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以及它如何从18、19世纪期间强调行政管辖权属分割的属性，转化为对于地景（landscape）的距离感和敏感性的认知，正如同时期在绘画和文学领域发生的浪漫主义运动，并且一直持续地影响着20世纪的建筑学发展——表现为对于理性主义的强调。面对当下不断模糊的领域边界，皮孔在文章的结尾，对其所带来的潜在设计风险提出了警醒。
在本期中集结出版文章体现了一系列我们对于“领域”这一概念，以及它与人类社会制度（human institutions）以及自然，地景和环境的关系的认知转变。为了全面理解这一演进过程所涉及的范畴，特别是其对建筑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我们需要首先通过行政管理者，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视角，简要回顾“领域”这一概念在不久之前的过去中具有怎样的含义。
直到最近才被改变，领域这个概念曾经是作为一个项目或一种主要被大型机构和部门所关注的资源对空间进行定义。在大多数早期的现代欧洲国家中，作为手工业生产和本地商品交换的日常生活空间，通过私有商业及政府行为，从长途贸易通路的开发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造，逐渐地被纳入管辖领域。商贸活动往往促成了“领土企业（territorial enterprises）”的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及中世纪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cities）中，如系统性的使用货币交换等商贸活动，有助于推动和发展经济融合的观点。到了17世纪，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等机构，通过真正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套贸易口岸系统，将这一逻辑进一步推广。起初，国营企业的规模仍相对适度。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口岸，运河和道路的建造循序渐进地展开。然而，早期由政府资助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已然预示着一个，自18世纪其被彻底挖掘的发展潜力。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对于早期现代世界的全景式巨著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中囊括了对于尼德兰，西班牙，英格兰和法国等国家中引导领域建立的进程的研究。
作为一个项目，领域的含义等同于对于劳动力和商品能够便捷地流通和交换的理想。这一理想同样可以从文艺复兴的视角，通过将这一简单的物理流通，与对于过往偏见的摒弃，以及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宣扬联系在一起，从智识和社会的层面进行解读。事实上， 18世纪中的工程师作为领域规划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掌控者，正代表着阶级上升的可能性。而作为一种资源，领域在各个层面都具有可被开发的属性，从矿藏资源，农牧场地，到人力资源及其技能。在许多欧洲国家，例如英格兰和法国，领域的建立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出现，以及一个统一的商品和人力市场的建立相吻合。这一过程在十九世纪下半页基本完成。
对此概念的另一种解读，是把领域定义为被机构和企业控制并管辖的空间。通过这一进程，类比于十七世纪中导致“自然的死亡（death of nature）”的力量，被领域化的空间即等同于一套完整的被动资源。正如自然一样，空间为了变得可被全然度量，计算以及开发利用，逐渐丧失了其部分早期的核心维度，以及其多少有些女性化的，富有原始生殖能力的含义。领域从此便与为了提供一个对于可用资源的种类，数量以及地理分布的，全景纵览式的勘探测量及地图绘制等实践密不可分。这一联系解释了在殖民语境下，为了标示被占领国家，如英属印度的开发潜能，而对地图绘制的系统性应用。
对于领域的感知，是由分隔开控制着其行政管理和社会改革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以及被其掌控的丰富多样的地理空间的距离感所促成。地景的出现同样是这一距离感的产物，但领域的觉察却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某种兴趣，甚或是贪婪。地景敏感性，至少根据康德美学的观点，是跟审美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密不可分的。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雾海上的漫游者（Wanderer above a Sea of Fog, c 1817)”，完美地表达了这种无利害性，在对待自然景色的浪漫主义态度中的核心地位。与史料中的惯常假设所相反的是，传统上对于领域和地景的定义，均立足于从直接经验的抽离和疏远，并且表达了明确区别并相互补足的观点。两者所潜藏于感知深处的精神状态也毫无差异。通常隔着同样遥远的距离，企业主们进行资源测绘的领域，也正是地景爱好者们感知无利害性情绪的对象。
在19世纪末，一种与周围环境相关的思考路径的出现，本可以激发对于这一由此而成为预设条件的距离感的强烈批评。雅各布·冯·于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所提出的“Umwelt”这一概念，便恰恰是基于对考量生物体和其所处环境之间的距离感的断然拒绝。于克斯库尔的“Umwelt”所关注的全部，便是生物体如何感知其周遭，而这种感知包含了它们和其所处环境之间，深入且永恒的交换。但这一类替代性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局限于从事环境事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小圈子内。
与此同时，主流建筑学和工程学领域，仍然将其生产实践立足于对被领域考量所假定的疏离的接受上。根据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研究，我们事实上可以认为，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建筑师们热切地希望成为领域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塔夫里所述，这一渴望导致了现代主义建筑及其直接先驱者们对于理性化（rationalisation），这一代表性趋势的推动。对于工程学而言，其领域维度的固守则更不必提。即使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先锋建筑学中，确切的环境学思潮也未能从整体上动摇这一基于疏离感的领域概念，反之基于此让高效化的规划和设计成为可能。
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这一认知受到了强烈的挑战。这说明其中某些根本性的要素正危如累卵。首先，空间已无法再被认为是对于实践先决项目的空间场域，或者一种被动的资源。我们也已无法再将其置于新笛卡尔（neo-Cartesian）语境下，视之为与中立的几何学范畴等同的广延之物（res extensa）。恰恰相反，空间充满了自组织（auto-organising）的进程，并因此，诸如“涌现（emergence）”等受到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启发的概念，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涌现，对于有能力观测复杂系统的运行，并且通过数字模拟获得启发的设计师而言，已逐渐成为了一个可被触摸的现实。
早前由对领域的考量所引发的距离感知，同样业已失效。这部分归咎于环境学上的利害关系。我们正身处于一个万物互联、作用及影响的科技自然（techno-nature）中。传统的疆界，例如人类和非人的区别，或是自然和人造的对立都已然变得模糊。正如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言，此时已不再存在一个可以抽离超脱，对尘世及其各个侧面进行沉思冥想的所谓外部（exterior）。同样地，也不再存在一个可被清晰辨认的边界，来切割人类和其所处的环境。控制论专家和人类学家乔治·巴特森（George Bateson）早在1973年便在他的著作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中展望了这一合流。当代对于所谓“后人类（posthuman）”状态的讨论，在许多方面上都可以被视为，对于这一智慧态度的追随。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对于景观敏感性至关重要的距离感知，同样受到了严重威胁。出于同样的原因，领域和地景之间的区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况且，如果本质上并不存在一个对事物进行沉思冥想的外部，也就没有理由要通过诸如“领域化的”，或“地景化的”等类型，去分辨空间感知和解读。尼古拉斯·蒙肖（Nicholas de Monchaux）在本期AD中对于地图学发展的追溯，反映了这一领域和地景之间的模糊化过程。当代的数字地图，既是领域化的标记，也是与地景作用密不可分的“数景（datascape）”。对于设计师而言，领域和地景之间的区隔的崩塌，或许是当前语境下最令人着迷的主题。它促使设计师们将合理性与敏感性，理性规划与美学考量紧密联合。本期刊物中呈现了各类相关案例，其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便是米切尔·施瓦泽（Mitchell Schwarzer）探索的树蓬主题。这一主题及其所引发的设计项目，同时归属于领域和地景这两个范畴。
这一情况或许导致了建筑学中对于领域间的平滑的过度，甚或贯穿全局的连续性的渴求。即使前文所展示的成果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它们恰巧代表了当代那些旨在模糊建筑和其所处环境，建筑和领域或者建筑和地景之间边界的项目。伦索·皮亚诺（Renzo Piano）的保罗·克利博物馆（Paul Klee Museum in Berne，2005），蒂勒·戴克（Odile Decq）的 Liaunig 美术馆（Liaunig Collection Museum in Neuhaus，Austria，2008)，以及文森·瓜亚（Vicente Guallart）的德尼亚城堡文化公园（Denia Castle Cultural Park in Spain，2003）均很好地例证了这一趋势。
对于平滑过渡的渴望同样导致了当下对于“影响（affect）”这一概念的重视。依据阿里·拉希姆（Ali Rahim）所定义的“作为在虚拟世界中，刺激用户产生新增效果和行为能力的关键环节”，建筑的影响是一种可能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生发的，新的连续性。转译自贝特森（Bateson）的理论，另一种可能的解读是，建筑的影响是构建建筑和其使用者之间的生态学共性的基本要素。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表达了一种从旁观沉思到积极参与的美学迁移，而这一转变正是当代建筑学中性能主义（performalist）转变的核心。虽然影响这一概念并没有在本期中被直接提及，但这一性能主义的转变确实蕴含其中。
正如大卫·吉森（David Gissen）在对本合集的简介中所提到的，关键所在，是对于传统建筑学科领域内，关于建筑自治性和环境统筹性的二元对立的突破。因此，即使以上的部分案例，仍然以一种高度的形式孤立性，呈现出客体物件（object）的特征，但基于其与环境的深入对话，我们并不会将其视为一系列孤立的个体。
领域，这个曾经与距离感，统筹规划，甚至是精明计算等同的概念，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当下，它呈现出一种与内在性紧密衔接的即时性。与之相一致的是，建筑学也不再为了与规划学科进行区分，通过强调对物体的构建能力来守护自身的独立性。当其被视作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建筑学被期待呈现出一种曾被生物体或机器所掌控的效率和效力。从对环境行为的调控，到弥合主客体之间往昔缝隙的影响，当代建筑学中的性能主义与这一新的领域范畴紧密相连。
这一演变并不仅仅带来优越性，而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新生的模糊性。其中一些重要的含混不清，或许便呈现在政治层面上。领域曾经与行政管理行为紧密联系，并尤其与主权国家的建立息息相关。然而在设计师们所探索的这一新的概念范畴内，究竟有哪些政治力量参与其中？
其中一种危险便是试图无视任何可能参与其中的政治力量，而将其归因于某种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对于行为者定义方法的，一系列涌现的过程。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就退回到了一个被某种无法被归类的超人力量所统治的世界，一个神话故事取代事实论证的魔幻世界。神话的危险其实已然潜伏，正如全球化的表现正将其自身置于某种与自然现象等同的光辉下。即使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自然和人工的边界正不断被模糊的世界，姑且不论Bruno Latour（布鲁诺·拉图尔）的研究已然成功论述人类与非人的全然分离本没有可能，我们仍然执迷于去重新创造某种纯粹自然。在新的领域设计中，一个待被挑战的核心命题便是，如何通过对其复合属性的全然接纳，避免再次陷入这一困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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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res Midi 赞了这篇日记 2021-09-28 21: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