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例涉及考官人事安排的招摇撞骗案件下
作者：史遇春
下
这一案件初审时，先提审的是饶士腾。提审前，饶士腾还在外省，所以，他是从外省提解回来的。
饶士腾被提，到堂讯问。他的回答是，对于当堂所审问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
当时，也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可以出示，来让饶士腾招供。所以说，一开始，对饶士腾的审问有些不得要领。最后，无果而散。
因为证据不足，也不能马上就羁押饶士腾。初审饶士腾，无果而散。不想，饶士腾回到寓所之后，他马上就自尽而亡了。
猜想，饶士腾的死，也是激于一时的气愤和羞愧。他也是害怕到最后，没办法自白其身，于是，就寻了短见，算是给自己、给朝廷一个交代了。想一想，饶士腾的死，还真是让人觉得可怜啊！
嗣后，即提解丁维褆到案。丁维褆到案之后，无论如何讯问，他是一切全都不承认。
接下来，又提解古玩店店员到案，这人一味狡赖，不做招供。
其实，风传的那位太监究竟是真是假；是否果有其人；若有其人，其人姓甚名谁，全都无法验证核实。
经过对古玩店店员的再三审讯，他最后才供出，参与这一案件的，还有一位秀才、一位剃头匠。这三人的关系是，古玩店店员受秀才指使，秀才又受剃头匠左右。
既然古玩店店员招供有新的人员参与了这一案件，那么，就马上开始对新供出的人员进行审讯。
秀才比较狡猾，提解到堂之后，他便承认说，的确有关说乡试考官人事安排的事情，并且，为了达到目的，过程中的确也行贿了，但是，最后事情没有办成而已。至于太监是谁，过程中如何进行索贿，秀才说，这些事情都是剃头匠经手处理的，他自己一概不清楚。
秀才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原因是，他对于这一类案件非常熟悉，并知道其中的关节轻重。所以，秀才只挑拣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进行招供，其余的，一概推给剃头匠。这样一来，秀才就算是承认了罪行，按照他选择性招供的行为，即使真给他定罪，处罚也不会重。秀才明白，只要自己招供、认罪，就不会吃眼前亏了。这里所谓的眼前亏，就是刑讯，就是皮肉之苦。
最后，才将剃头匠提解到堂。这剃头匠倒是非常硬气，他矢口否认与这一案件有关，完全不承认古玩店店员与秀才招供的那些事情。于是，就对剃头匠进行了连日的熬审。
所谓熬审，是中国古代对被告人连续刑讯逼供的一种审问方式。清朝把熬审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并规定了官吏可以刑讯逼供的方式和界限。据《清史稿·刑法志》记载：
“凡讯囚用杖（杖刑），每日不得过三十。熬审得用掌嘴、跪链等刑”。
对剃头匠的熬审，就使用了跪链的方式。
所谓跪链，就是强制受审讯者将腿跪在铁链上；有的，甚至强制受审讯者跪在烧红的铁链上，以至于受审讯者的腿部受伤致残。
当时的情景，据笔记作者何刚德记述，剃头匠跪链，跪了三句钟（时长不详，现在粤语中也有三句钟一说，大概是三个小时。），以至于铁链嵌入了他的肉中的深度有一寸左右。尽管这样严刑审问，剃头匠还是不肯招认，只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暂时对剃头匠还是没有办法，只能再次审问丁维褆。
丁维褆回答说：
“他自己说他卖的是四川乡试考官的差缺，我外放的是陕西乡试主考官。这不是很明白吗，一个四川、一个陕西，两边根本就没有关联啊。即使像他所说，外放四川乡试考官的差缺出来之后，我有答应他什么。那么，请问他，我既然答应他了，他可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
然后，再去诘问古玩店店员，他也是词语游移，没有定向。
后来，经过多方印证，才知道，当初古玩店店员确实有说合的事实，即自己可以通过关节、获取外放乡试考官的差使；也才知道，当初古玩店店员提出可以说合买差时，丁维褆并没有言辞拒绝。
然后，继续严厉审问丁维褆，丁维褆又说：
“古玩店店员当日说自己有能力可以通过有力人士、获取外放乡试考官一事时，他也没有直说，而是含含糊糊、隐约其辞。当时，他说完这话后，我就严词斥责他了。事后，他又来向我索要报酬。这本来就是京师中闲人惯用的讹诈伎俩。这种拙劣的欺诈行为，怎么能用它来定我的罪呢？”
听丁维褆这么一说，承审官当即就对他说道：
“有道是‘伐国不问仁人（要不要征伐别国，是不会去问仁爱之人的。）’，难道你不知道？。古玩店店员敢于在你面前唐突，提出卖差买差的话头，他当时不会是无缘无故就这样做的吧？况且，你知道他可以买差，你明知这是违法行为，你当时就应该举发他，你为什么明知不报呢？等到他后来与你吵闹，如果你真是问心无愧，你就应该立即将他送官究办，你为什么不做啊？”
这些对丁维褆责备的话语，虽然是呆板的官腔官调，但是，既然这一事件已经被参奏成案，朝廷并已降旨查办，这些官话还是不得不说的。
承审官说完这些话之后，丁维褆才无言以对了。
最后处理的结果，就是：
丁维褆不知检束，议以革职处置。
其余人犯，以招摇撞骗未成，拟分别处以流放的刑罚。
附本文相关资料：
【林绍年】（公元1845年～公元1916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清德宗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任御史，以极谏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名噪四海。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迁云南布政使，就擢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上奏朝廷，呼吁实行立宪改革。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移广西。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内召，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支持改革。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因御史赵启霖劾段芝贵案，替言官报不平，跟庆亲王奕劻闹翻，称病退出军机，外出任河南巡抚。清逊帝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调回中央任学部侍郎，后改任弼德院顾问大臣，随即告病回乡。1916年病逝于福州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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