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欧｜《三欧文选》介绍（二）

                
                
                
                
下面依次说明这5篇文章入选《三欧文选》的理由，顺带论及编次与诠解的情况，识者正之。
01《〈欧阳氏谱图〉序》
此文所有9种文选皆不曾入选，唯堵军《六一风神：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散文集》在开篇《欧阳修简介》中提到：“《欧阳氏图谱》是记载欧阳家族世系和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图籍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采用‘五世则迁’的小宗之法，创制家谱新体例，成为明清新谱谍的规范之作。”《三欧文选》将其置于欧阳修文的首篇，乃因本书不是一般意义的文选，而在作为家族文化的历史地位与精神内涵。
首先，《欧阳氏谱图》创立了族谱编写的体例，开启了谱牒学的新时代。欧阳瑾（1706－1780）在《〈胡氏族谱〉序》中说：“谱之作也，序伦理，敦爱敬，阐扬先徽，昭示来者，其史之外篇乎？吾家文忠公与眉山苏氏倡修谱牒，世经人纬，百世昭穆，朗然揭日月而行。”欧阳修创立的族谱编修理论和方法，在纪传体史书中恢复史表，首创了引谱入史的做法；提出编修族谱的目的在于传承家族历史、弘扬祖德遗训；族谱编修应当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创立了记载世系传承的谱图法，首次提出“九族之亲备”的主张，对谱法冲破宗法制度的束缚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后世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其次，此序考证了欧阳得姓之由，梳理了因唐末社会动乱,失其世次的欧阳氏世系，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第三，所录“吾先君诸父子所行于厥躬，教于其子弟”的“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概括了三欧家族文化的精髓，尤其值得珍视。
《三欧文选》选文，不在文章“漂亮”与否，而在是否体现了欧阳修提出的“四以”精神。
                
                
02《先君墓表》
此文所有9种文选也没有入选，但有8种都选了其定稿《泷冈阡表》。人称《泷冈阡表》叙述先德，情文深婉，令謦欬千载如生，可谓仁孝之言。按修之父欧阳观卒于大中祥符三年，次年归葬永丰县沙溪镇之泷冈；母郑氏卒于皇祐四年，次年七月将母柩送归故里，与父合葬，因作《先君墓表》。熙宁三年，又将《先君墓表》改写为《泷冈阡表》，刻石立于永丰沙溪父母墓道前，人称“千古至文”。
为什么不选公认的名篇《泷冈阡表》，而要选原稿《先君墓表》？
通过两文的比对，发现《泷冈阡表》所作改动，除字句略有推敲，主要是篇首添加“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一段，篇末添加“盖自先君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二十有三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与皇考赐爵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等，意在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其叙述先父廉洁奉公、谨慎吏事、慷慨待人、奉行孝道，先母守节自誓、教子成才、治家俭薄、仁惠刚毅，都是《先君墓表》原文就有的。而从家族文化着眼，原稿中有铭文曰：
而耕而田，岁取百千。而耘而学，久而不获。田何取之？囷仓峨峨。学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学，获不及时。匪于其躬，而利其后。疾迟几何，善无不报。先君之贻，子修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欧阳，世家惟旧。自始氏封，乌程之亭。在北有闻，或冀或青。中显弥长，或吉或衡。势大必分，枝叶婆娑。惟吉旧居，子孙今多。木久而林，有乔其秀。矧我欧阳，扶疏并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修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乡，敢及他人。
被《泷冈阡表》删去的铭文，有对家世的追溯：“矧我欧阳，世家惟旧”，更有对“耕”、“学”的比较，尤有深意。因为从眼前效益看，耕似乎更为实惠，学的收效则很不及时：“而耕而田，岁取百千；而耘而学，久而不获”，但对家族素质的提升，对后代的培养，“学”却是不容忽视的：“先君之学，获不及时；匪于其躬，而利其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故将其置于第二篇，且在疏解中予以强调。
                
                
03《永春县令欧君墓表》：
此文9种文选都没有入选。欧阳修撰有不少墓志铭名篇，由于是《三欧文选》，故选取墓主为三欧家人者。文曰欧君以天圣七年卒，《文忠集》卷二十四定于“天圣□年”，但文中有“修尝为其县令”一句，欧阳修任乾德县令是景祐五年三月至宝元二年）六月，所以墓表所作当在这之后。
欧阳修在乾德任县令时，问知乾德有三贤，为张士逊、戴国忠和欧庆，“三人者学问出处，未尝一日不同，其忠信笃于朋友，孝悌称于宗族，礼义达于乡闾。乾德之人初未识学者，见此三人，皆尊礼而爱亲之”。三人未达时就已是贤人，为道虽无不同，穷达却有大异，“其一人曰太傅、赠太师、中书令邓文懿公，其一人曰尚书屯田郎中戴国忠”，惟欧庆命运最不顺畅，后二十年，始以同三礼出身为潭州湘潭主簿，陈州司法参军，监考城酒税，迁彭州军事推官，知泉州永春县事。其时邓公已贵显于朝，君尚为州县吏，所至上官多邓公故旧，君绝口不复道前事，至终其去，不知君为邓公友也。
三人都是贤人，命运各异，但三人都不以为意，周围的人也没有区别对待，这是一种何其理想的境界。“其幸不幸，岂足为三人者道哉！然而达者昭显于一时，而穷者泯没于无述，则为善者何以劝？而后世之来者何以考德于其先？”刘向《说苑?君道》：“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古代君主依贤人治国，张士逊、戴国忠、欧庆三人都是贤人，却穷达有异，令人感叹。欧阳氏和欧氏，同是越王无彊之后，欧阳修在“庆历党争”后被贬夷陵，又调乾德县，自然生出无限感慨。为了表彰欧庆之贤，欧阳修作了此墓表，以勉励后人。也正因为认识到贤人的穷达有异，欧阳修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更注重推荐人才，如三苏、曾巩、王安石等。
                
                
04《尚书工部郎中欧阳公墓志铭》：
此文9种文选也都没有入选。欧阳载是欧阳修的仲父，是欧阳氏归朝后第一位以进士登科者，其御史材能，廉清俭恭，跃然纸上：
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进士中乙科，其后为御史，有能名。真宗尝自择御史，府君以秘书丞见。见者数人皆进，自称荐，惟恐不用。府君独立墀下，无所说。明日，拜监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独立墀下者，真御史也。”绛州守齐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恶者，讽之，欲使蔓其狱。府君曰：“如诏而已。”嗣宗怒，及狱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铜器十数。府君坐鞫狱不尽，免官。明年，复得御史，监蕲州税。又明年，迁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岁，奏事殿中，真宗识之，劳曰：“御史久矣，亦劳乎！”问何所欲，府君谢不任职而已。后数日，真宗语宰相与转运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对以员无阙，复使与一大郡。宰相召至中书，问御史家何在，欲郡孰为便？对曰：“无不便。”宰相怒，与海州，又移睦州。
欧阳载孤傲、正直，不阿谀奉承，令人肃然起敬。唐韩愈《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欧阳载正是这样的人，他严惩妖僧，不慕浮利。“欧阳有闻，始我仲父。以贡中科，来者继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俭恭，直躬以行。铭以藏之，子孙之承。”
欧阳家族兴旺发达，正需要这样的典范。
                
                
05《论修河第二状》：
此文9种文选都没入选，惟王运熙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江涌豪、江习波选注的《欧阳修散文精选》，分杂记、论说、书信、序跋、奏折、碑铭祭文传记六类，收了《论修河第三状》。
按《宋史·志第四十四·河渠一》：“景佑元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埽。庆历元年，诏权停修决河。自此久不复塞，而议开分水河以杀其暴。未兴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闻，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筑堤于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视河堤。皇佑元年三月，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二年七月辛酉，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
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诣铜城镇海口，约古道高下之势。”至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欧阳修上《论修河第一状》，列举“天灾岁旱，民困国贫”等五“大不可”驳斥了河北安抚使贾昌朝提出“塞商胡，开横陇，回大河于故道”的修河之役。九月二十一日，又上《论治河事第二状》，反对引黄河水归故道，提出具体的治河方略。
至和三年二月，上《论修河第三状》，阐述此役必然无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说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无奇策。”“众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臣谓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兴利除害尔。若果知其为患愈大，则岂有不回者哉？至于顾小人之后患，则非臣之所虑也。”
《三欧文选》选了第二状，这是因为此状从治河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治河的具体方略：“臣闻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大抵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欧阳修是学者型的政治家，主张的是务实，“臣闻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趋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决就下，而水患乃息”。
大禹治水的道理，人人明白，然而就因为贾昌朝、李仲昌以及仁宗等人的好大喜功，“嘉佑元年（1056）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蒿不可胜计”(《宋史·志第四十四·河渠一》)。
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证明欧阳修的论断是正确的。《论治河事第二状》为《宋史·河渠志》全文抄录，足见史料价值之高。《论治河事三状》，虽属应用之奏议，然率意深切，洞悉世情，表现了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与心系百姓的黄河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