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手记《致远方的朋友》

（本文为第八届田野营田野手记） 远方的朋友： 自云南归来，也近两月。屋前的桂花树已经开过，而且已经在这两天森然的秋雨里，凋落一地了。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大闸蟹膏腴肉肥的时候。你有否偷得一日半日闲情，一尝这秋的鲜美？倘若尚未，请来函告我，我定寄去给你一些。 想在云南的时候，望着黑潓江淙淙地在自己脚下流淌，驶过坑坑洼洼的田塍，去串各家村子的门，这日子是很自由的。我多少次地想象，也许某天自己可以回乡下去生活，少了这城里的许多死气、戾气与小气，可是终究也少了这该有的勇气，在这里生活，又有什么是我所无法割舍的呢？ 我在云南至少实现了自己的几点愿望，想与你一说。 第一，我想把这点写在第一位的，就是我认识了几名村医，并且跟着他们体验了下村医的生活，这是我去云南前好几个月以来的愿望。我说，我这辈子起码得做一回村医，得跟着村医在村子里走走，体验体验中国基层医疗工作者的生活，见识见识在大城市之外的医患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见识见识医生这个职业在我们这一座座“人肉工厂”之外还可以有的其他样子。当时，我对于村医的想象，多多少少是带了些对于行脚僧的想象在里面的，总觉得他们都是在山沟沟里整日价地要去翻山越岭出诊看病的。于是，“行医”的“行”字，在他们那里，也便多了分“行走”的味道，而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 当时，我还写了篇文章，讲我们医学教育中对于基层医疗问题、农村医疗问题的关注实在是少而又少。我们这儿要在社区实习一个月的时间，至少对我自己来讲，这一个月的社区实习是难能可贵的。我甚至觉得，在那一个月里，我所学到的东西，要比我在医院其他科室里学到的东西都多。在社区里，以及这次在云南农村，我才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并且认识了那些生病的“人”，而不只是看到他们所生的“病”。而在我们的大医院里，由入院、检查到治疗、出院，一切都是流程化的、规范化的，而在那走流程的，哪里是一个个完整的人，分明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业制成品。我不日前还和朋友开玩笑，我们的医学院顶多只是个“生物医学院”而已，我们看待疾病的方式仍旧只是生物医学的方式，我们所谓的科研也从来只是生物医学范式的科研而已。可是心理呢？社会呢？一座完整的医学院想必得有它“社会医学”的半壁江山罢，可是在国内，多少座医学院是有它的社会医学系的呢？我们从第一天起，不就在学“健康”的完整定义么？都忘了么？那可不只是指身体上的健康，同时还包括心理上的、社会适应上的健康。可这些定义，恐怕终究只是写在教室的板书上，给学生们看看的，下课铃一打，也便散作了粉笔擦掸下的粒粒尘埃了。 再者，在我们的医院里，哪里能见到社工的身影。病房里没有社工，在我看来，就像是考试考“健康”的定义，却只写了前半句话，是要扣全分的。如果我们允许医生只是行其生物医学的医，那么我们就应该允许更多的社工进入病房，来答完“健康”定义中关于社会的那些部分。然而，如果现实终究不允许我们如此苛求的话，那至少对于我们医生自己，该懂得医学不等于——至少不完全等于生物医学。正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如果“上医”——我们尚且做不到，那至少该明白“中医”所医的“人”与“下医”所医的“病”究竟区别在哪里。而在我看来，“下医”之不如“中医”，是要远甚于“中医”之不如“上医”的。（更何况，我们不应辱没了自己这作为上医人的身份。） 也许，“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m），对于我这样一位社会科学的半吊子门外汉来说，其最大的价值依旧是在于对于“人”的强调与对于“人”的尊重，而这也是自然科学该多从人文社会科学去学学的罢，也是医学人文的核心内容所在罢。而对于医学人文，我依旧认为，这是陶冶出来的，而非didactic teaching所能言说的。突然想到，自己当年所以学医，也是完全因为医学，——在那时的我的眼里，在现在的我的眼里，及至到了将来的我的眼里，——都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hybrid。也许我是从好多好多年前，就已经悄然在哼着田野小调，写我的医学笔记的了。 前两天读到一名法国作家的书，这名作家的人生很是传奇，学医，去非洲成立“无国界医生”，写殖民题材的小说，拿龚古尔文学奖，做法国驻外大使，评上法兰西学院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院士，退了休，还一个人走完了800公里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只是由“无国家医生”，又由这次去云南的经历，想到何妨在国内也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有偿赞助城市毕业的医学生去往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做“赤脚医生”呢，或者跟着当地的“赤脚医生”走走山路，出出夜诊。支医又何必非得在体制内作为晋升的敲门砖呢？行医又何必死守着大城市这一亩三分田呢？中国的医生市场何时能自由流通呢？我甚至连这个不存在的组织的名字都拟好了，叫“自由之路”或者“行者”（既是“行医”的“行”，也是“行走”的“行”）或者类似的名字。“无国界医生”的背景无非是南北差距，可是同样的南北差距从国际舞台移置于国内舞台，不就是所谓的城乡差距么？那么，既是想做“无国界医生”的各位同志，又何妨做名“无城界”、“无省界、”“无乡界”的医生呢？所谓，无乡，乃吾乡是也。 第二，——似乎第一点讲了太多，也请朋友你宽宥我的喋喋不休，但既然第一点讲了恁多，而第二点我所要讲的又是和第一点的主旨大同小异的，那么第二点也便可以少讲两句了。 好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讲起他老家的一名精神病人，讲到在他村子里，村民们对这名精神病人并没什么特别的歧视。他说，村民们早看惯了，他天天这么在村子里晃悠，也就是这村子里的一员，平凡得很。也就是从他的这句话出发，我说，我该去乡下看看，该去看看究竟在“前现代”的中国农村，精神病人究竟是如何生活的，村民们又是如何去对待他们村子里的这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物的。而实际上，这次在云南，我所看到的也基本正是我所想到的。 也许，污名化或者浪漫化，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终究是我们对于未知性的两种不同的反应。当我在你面前摆了个“魔术盒子”的时候，你对于这盒子会是怎样的心理？恐怕，你既会觉得这盒子非常神秘，想打开它一探究竟；可同时，你又会担心这盒子里是否藏了什么不太安全的东西，于是你诋毁它只是个骗人把戏，好掩盖自己内心中的恐惧。前者也便是浪漫化的类似物，后者也便是污名化的近似物。所以，对于精神病人，我们同样是如此，我们既觉得他们神秘，又担心他们是否危险，可是在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是否又只是在把他们等同于那个“魔术盒子”而在物化他们呢？在村子里，人们朝夕相处，也就不存在什么魔术不魔术的盒子这样的说法。所以，不管是污名化还是浪漫化，终究是因为人们对于精神疾病与精神病人的了解太少太少了，我们甚至不愿去了解他们，而只是浸淫在自己对于精神病人的想象中，就好像是浸淫在电影的世界里，却不愿去生活里走走一样，可电影终究只是对于生活的“再现”（representation）而已。 两个人到底该如何彼此理解，终究得多诉说，多倾听。两个世界到底该如何彼此理解，终究得多接触，多游戏。所以，也许我们终究应该多搞些“Insiders come out！”（柜子里的人走出去）或者“Outsiders come in！”（柜子外面的人走进来）的活动，让有过疾病体验的人与没有疾病体验的人多多沟通，多多交流，才能理解彼此，才能消解不合时宜的偏见与歧视。 当然，除了唠唠叨叨说的这第一、第二点，我第三个实现的愿望，当然是认识了远方的你。两个月不见，你近来可一切都好？你是否依旧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弹起你的吉他，哼起你的小调？你是否依旧会在昏沉的街灯旁点着了你的烟斗，想心里的事儿？你是否依旧会在码字前，泡一壶上好的金骏眉？你是否依旧会在每天早晨，为身边的人读一首诗？你是否依旧在画朋友们的小像？你是否依旧在麦田里守望？而你在这不见的两个月里，又行走到了世界的哪个地方？你在那里生活得可好？你读了什么书？听了什么歌？见了什么人？交到了什么朋友？你的田野笔记，记得怎么样？你的小说，又写到了第几章？你找到同行的人了吗？你学会IPA了吗？好吧，这个太简单了，那你学会斯瓦西里语了吗？你的项目进展得如何？你的舞又跳得怎样？而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勿念，勿念！ 祝福你，我的朋友！ 祝福我们的田野，还有我们的自由！并颂 时绥。 灏 顿首 一七年暮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