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诸子辩》的意义
宋濂《诸子辩》，首及《鬻子》，终于《子程子》，计共辩四十子。我按其顺序录下各子：鬻子、管子、晏子、老子、文子、关尹子、亢仓子、邓析子、鹖冠子、子华子、列子、曾子、言子、子思子、慎子、庄子、墨子、鬼谷子、孙子、吴子、尉缭子、尹文子、商子、公孙龙子、荀子、韩子、燕丹子、孔丛子、淮南鸿烈解、扬子《法言》、抱朴子、刘子、文中子《中说》、天隐子、玄真子、金华子、齐丘子、聱隅子、周子通书、子程子。（其中，《亢仓子》又名《亢桑子》，据说为庚桑楚作；《燕丹子》现在被视为小说，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载其为一卷，今为三卷，此三卷乃纪昀于《永乐大典》辑出，孙星衍用此本参稽《永乐大典》以作校勘，后载于《平津馆丛书》等；《韩子》即《韩非子》；《淮南鸿烈解》即《淮南子解》；《玄真子》又名《玄贞子》；《齐丘子》又名《化书》；《子程子》又名《程子粹言》等。）
宋濂为何要写这部书呢？他在自序中说：“周秦以来，作者不一姓也......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术咸出于一轨（未必。尧舜时有四凶、许由，此岂为一轨乎？若谓许由并不存在，尧舜又真存在吗？），此其人人殊何？各奋私知而或盭（Li，同戾，违背）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书虽亡，世复有依仿而托之者也。然则子将奈何？辞而辩之也。曷为辩之？解惑也。”据此可知，宋濂是本着廓清异见、尊崇大道而作此书的。
那么，什么才是他心中的大道？在辩《庄子》时，他说：“其书本《老子》，其学无所不窥，其文辞汪洋凌厉，若承日月，骑风云，上下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然所见过高，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盖仿佛所谓’古之狂者’。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苟闻之，则其损过就中，岂在轲之下哉？呜呼！周不足语此也。孔子百代之标准，周何人，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自古著书之士，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周纵曰见轲，其能幡然改辙乎？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俭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斁败，卒踣人之家国，不亦悲夫！金李纯甫（即金代文学家李之纯，作文法庄、列、左、策，有雄奇之风。）亦能言之士，著《鸣道集说》，以孔、孟、老、庄同称为圣人，则其沈溺之习，至今犹未息也。异说之惑人也深矣夫！”由此可知，宋濂所谓大道，实为孔门之道。
其跋亦云：“孔子门人之书，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备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终之以周、程者，欲读者有所归宿也。”可知该书无论就内容还是就结构来说，不外是为孔门辩言。又“於戏！九家之徒竞以立异相高，莫甚于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则吾圣贤之所已具。其悖义而伤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戏！邪说之害人，惨于刀剑，虐于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锋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贱，不得信其所欲为之志，既各为之辩，复识其私于卷末。学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其用义皎然。故而顾颉刚先生批评说：“作者宋濂在序跋中所说的话，成见何等的重，态度何等的迂腐，他简直是董仲舒请罢百家的口气。他恨不使庄子受孟子的教诲，恨不强葛洪改学《六艺》，恨不把《公孙龙子》烧毁了。”
那么，这样一个以卫道士面目出现的人呢，其考证成绩如何？顾颉刚先生说：“考证方面.....有许多很浅陋的地方。如他信《鬻子》非伪书，而其理由只是’其文质，其义弘’。他不信《化书》为宋齐丘作，而其理由只是’使齐丘知此，则何为不得其死也？’总之，他是用善恶功过的信条来论定古书的真伪的。”以文章本身断真伪，在梁启超那依然存在，但他认为可辨析的是文体，不是文气，比如梁认为《古文尚书》是东晋晚出的，它的文体和《今文尚书》中的周《诰》、殷《盘》截然不同，故而断定《古文尚书》并非三代以上之文，尽管这个方法也显得偏颇，因为文体不同，并不代表你的文体就是那个时代的，另一种也可能是，况且三代以上，至今尚未发现刻着灿烂文章的实物。所以不论是用“文气”还是“文体”正误辨伪，都并不怎么可靠。可《诸子辩》的作者并不是在辨伪、在考证，他在传道。
综上所述，可知宋濂就是为传孔门之道做得此书。那么孔门之道都有什么？辩《管子》篇，有：“仲之任术立伯，假义济欲，纵其致富强，而汲汲功利，礼物俱丧，其果有闻正心诚意之道乎？”这是在劝人“存天理、灭人欲”，劝人“正心诚意”，但管子比孔子都早，怎么听得到比孔子还晚的“正心诚意”？辨《老子》篇则言：“聃亦豪杰士哉！伤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贻士君子有’虚玄长而晋室乱’之言。”这是在劝人返孔门之正，弃虚求实。辩《邓析子》则言：“其言’天于民无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养，非父弗亲，非兄而友，而谓之无厚，可乎？所谓’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周公诛管蔡’岂诚得已哉？非常也，变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者哉！其被诛戮，宜也，非不幸也。”这是在说邓析非儒家礼义，活该被杀，透出一股重道轻人的阴凉之气。既如此，只要有人具备违反儒家礼义的名义，就可捉来杀了。又，“周公诛管蔡”是权宜，管仲“假义济欲”不也是权宜？必说周公正，何以诛管蔡之速也。在辩《曾子》时，有点失了判断，满满是称赞和幸福的口气：“其书已备见《大戴礼》中，予取而读之，何其明白皎洁，若列星之丽天也！又何其敷腴谆笃，若万卉之含泽也。”又“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讥之，过矣。”给别人盖了个“不察”的帽子，然后简单否定了。辩《墨子》则言：“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墨子其甚俭者哉......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固孔子之所不弃哉！或曰：’如子之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闢之，何也？’曰：’本二。’”这里倒是为墨子辩了一下，但是只取“强本节用之术”，不言及“兼相爱、交相利”。有人问他墨子既然值得肯定，孟子为何不欣赏他的学说呢？他就说原本不在一块。这就有“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意思，等于在绕圈圈。他攀到孔子那找俭约的依据时，也只是找了一句“俭则固”，但这里孔子只是说一下，并没说不弃“俭固”，宋子焉知孔子不是在求“俭固”，而是求“中庸”呢？估计“中庸”不可能，所以孔子后来说“与其不逊也，宁固”，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而非真在肯定。《论语·子罕》篇不有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可知他是赞同“毋固”的。辩《鬼谷子》则言：“大抵其书皆捭阖、钩箝、揣摩之术......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呜呼！曷不观之仪、秦乎？仪、秦用其术而最售者，其后竟何如也？”孤不论仪、秦所学，是否即今之《鬼谷子》所载，但言史上因不会说话而被杀头的士大夫和官僚，那简直一条长江都不够填的，可是，这些士大夫和官僚们的意见，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吗？我这不是在鼓吹历史宿命论，而是说我们应该有方法的去说、去劝谏，《鬼谷子》，去其私心即可，但其论语言艺术那块，还是值得借鉴的。倘若好的建议能被采纳，人们也许就不会活得那么糟——虽然也有好心办坏事的，虽然也有在实践前无法验证好坏的、虽然也有不能断定真假的——但好过没有办法，无为也是种办法。况且，小智使国亡，大智就能使国免于亡吗？孔子不能救鲁，孟子不能止战，此皆不能止国之亡也！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笔抹杀《鬼谷子》，就犯了孔子所谓“意、必、固、我”的毛病。底下还有辩《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兵书的，其旨不外乎高似孙在《子略·鬻子》篇所说的“发政施仁”，因此它赞同《尉缭子》的“诛暴乱、禁不义”，否定《孙子》的“权术变诈”，认为孙武子完全是丧心病狂的杀人机器。殊不知《孙子·谋攻》篇有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就是：若能不打仗就能使对方屈服，那么这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孙子》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在教人慎战，岂和《尉缭子》般有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孙子》也谈道，道在孙子那里，是“民与上同意也”，意思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相同的意愿，都愿意打仗，并且为打仗出力，这才打。要是有人反对，那就再商量，当然，这是很理想的，但也是很现实的。
上面那一段例子，足以说明，宋濂心中的大道便是孔门大道，是孔门的仁义礼智，是禁暴止非，但是大的方面趋于一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与孔门祖师相悖，过于激烈，过于狂狷而不能执中，这反映在辩论里，就成了常感情用事。看他文章里的“呜呼”“於戏”，这样的语气词占了太半，显示出作者词汇的贫乏和感情的泛滥。这一点，我觉得比孟子要差些，虽然他的这个特点，实际上继承于孟子。《孟子》开篇即有：“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别人问你怎么使国家强盛，你答，什么使国家强盛？我有仁义要对你说。尽管孟子原义是想通过仁义达到天下太平，拯救这个混乱的时代，而不是通过战争。孟子非墨子、非杨朱时，更是直接指责墨子无父、杨朱无君，无父无君怎样呢？那就是禽兽，不是人。这样便以道德逻辑替代了学理逻辑，把对方的问题进行了替换，进入到自己的领域，但是结果已经无关乎原来的问题了，这就是答非所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便批判了这种支离于问题的辨析与回答。另一方面，作者过于遵从孔门祖师，一切以他和他的信徒们创立的体系为标准，从而堵塞了其他思想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这是思想的独裁，也是逻辑的失败。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绝对可靠的真理，当然石头是石头，但这是命名与物体的符合，在这一意义上，石头还可以用来做人的名字，所以这是指称与其对象的契合与否，不能解决某一对象是否存在的问题，这样也就无所谓存在的真理。我们确定的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当我们的意识把自身作为对象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自己身体客观的存在，我们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这属于直观，直观也不等于真理，因此客观世界的存在，客观世界对象的存在，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只能说是材料、工具，不能说就是真理。我们知道有一个问题叫一加一，真理不是证实为什么一加一等于几，而是确定的说出一加一等于什么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讲，真理也不是逻辑，不是答案，而是确定的限定，这种限定也可能被更多的发现所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讲，真理，是永远在修改、在解释的，可这些修改、这些解释，又不等于真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说自己的解释就是确定的，就是真理呢？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一个人存在，但这个存在的人也会被遗忘或在这个物质世界、在人的记忆中死亡。因此，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的存在就是真理。儒家可以说自己的仁义观，有利于世界和平，但墨家同样可以说，自己的兼爱观、非攻观，有利于世界和平。但究竟能不能对世界和平有贡献，我们必须进行实践，世界不乏美丽的理想，却没有一种理想是完善的，我们只能根据现实条件，去追求理想的合理化。
宋濂传道既然矛盾，又过于独断，同样，他也不适合做考证。他将考证作了孔门思想的附庸。所以充满了矛盾（详见上文）。所以顾颉刚先生说：“他一方面既以《吴子》的’五胜者祸，一胜者帝’的话为然，一方面又以吴起的’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的事为合理，这是怎样的矛盾自陷？他称许《尉缭子》的’兵不血刃（仞血）而天下亲’的话为慈仁，却忘记了本书中尚有’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威加海内’等鼓吹杀人的话。这种遮遮掩掩，缚手缚脚的态度，真使我们看了难过。”
既如此，《诸子辩》还有没有看得必要？还有没有什么价值？首先，我们要看到，尽管宋濂不适合做考证、辨析，但他到底也有一些地方做得好的，比如辨《列子》的时候，通过文意指出《列子》一些地方与佛家的暗合。我将其考证钩出来：所谓“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弗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圆行说”乎？“鲵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沈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非“修习教观说”乎？“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虽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以学幻”，非“幻化生灭说”乎？“厥昭生乎湿，醯鸡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非“轮回不息说”乎？“人胥知生之乐，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非“寂灭为乐说”乎？“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可存？”非“圆觉四大说”乎？这个属于梁启超所说的“文体”辨伪，前面我说过“文体”“文气”辨伪的不可靠，但不代表“文体”辨伪的一无是处，有时我们会根据一篇文章当中一个词的演进含义或者文章所反映得某些思想确定它具体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文体”辨伪中的一种。梁启超也以《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这一类似佛教说法的句子，断定此书非秦汉所有（也可能是掺杂）。所以，它虽然不可靠，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支持下，也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其可靠性不强罢了。顾颉刚也认为宋濂辨《亢仓子》《子华子》《淮南子》《文中子》等条，是很好的，能得到一位辨伪专家的认可，我觉得这是距我们几百年前的宋濂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以简陋的条件和不可靠的记忆，做出使人赞赏的辨析，是当今我们所不及的。
“宋濂们孤陋的见解比较现代的一班陈腐的学究的头脑尚算得新颖的”吧，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顾颉刚先生说的。现在是计算机横行的年头，各种各样的资料，我们都能很快得到，成就也很可观，但当我们反躬自省的时候，我们试着思考一下，这些成就指向哪里呢？不必说辨析时感情用事的人依然很多，逻辑混乱得怕也不少。而在不感情用事、逻辑清晰的人那里，又在做着独裁的打算。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要经受无情的和无穷的考验的。最终我们要走向离真实和真理更近的地方，当然底下是踏着许多成就和许多失败堆成的道路，我们永远要记住，教皇也有走下神坛的一天。《诸子辩》的意义正在于此。
宋濂为何要写这部书呢？他在自序中说：“周秦以来，作者不一姓也......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术咸出于一轨（未必。尧舜时有四凶、许由，此岂为一轨乎？若谓许由并不存在，尧舜又真存在吗？），此其人人殊何？各奋私知而或盭（Li，同戾，违背）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书虽亡，世复有依仿而托之者也。然则子将奈何？辞而辩之也。曷为辩之？解惑也。”据此可知，宋濂是本着廓清异见、尊崇大道而作此书的。
那么，什么才是他心中的大道？在辩《庄子》时，他说：“其书本《老子》，其学无所不窥，其文辞汪洋凌厉，若承日月，骑风云，上下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然所见过高，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盖仿佛所谓’古之狂者’。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苟闻之，则其损过就中，岂在轲之下哉？呜呼！周不足语此也。孔子百代之标准，周何人，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自古著书之士，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周纵曰见轲，其能幡然改辙乎？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俭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斁败，卒踣人之家国，不亦悲夫！金李纯甫（即金代文学家李之纯，作文法庄、列、左、策，有雄奇之风。）亦能言之士，著《鸣道集说》，以孔、孟、老、庄同称为圣人，则其沈溺之习，至今犹未息也。异说之惑人也深矣夫！”由此可知，宋濂所谓大道，实为孔门之道。
其跋亦云：“孔子门人之书，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备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终之以周、程者，欲读者有所归宿也。”可知该书无论就内容还是就结构来说，不外是为孔门辩言。又“於戏！九家之徒竞以立异相高，莫甚于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则吾圣贤之所已具。其悖义而伤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戏！邪说之害人，惨于刀剑，虐于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锋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贱，不得信其所欲为之志，既各为之辩，复识其私于卷末。学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其用义皎然。故而顾颉刚先生批评说：“作者宋濂在序跋中所说的话，成见何等的重，态度何等的迂腐，他简直是董仲舒请罢百家的口气。他恨不使庄子受孟子的教诲，恨不强葛洪改学《六艺》，恨不把《公孙龙子》烧毁了。”
那么，这样一个以卫道士面目出现的人呢，其考证成绩如何？顾颉刚先生说：“考证方面.....有许多很浅陋的地方。如他信《鬻子》非伪书，而其理由只是’其文质，其义弘’。他不信《化书》为宋齐丘作，而其理由只是’使齐丘知此，则何为不得其死也？’总之，他是用善恶功过的信条来论定古书的真伪的。”以文章本身断真伪，在梁启超那依然存在，但他认为可辨析的是文体，不是文气，比如梁认为《古文尚书》是东晋晚出的，它的文体和《今文尚书》中的周《诰》、殷《盘》截然不同，故而断定《古文尚书》并非三代以上之文，尽管这个方法也显得偏颇，因为文体不同，并不代表你的文体就是那个时代的，另一种也可能是，况且三代以上，至今尚未发现刻着灿烂文章的实物。所以不论是用“文气”还是“文体”正误辨伪，都并不怎么可靠。可《诸子辩》的作者并不是在辨伪、在考证，他在传道。
综上所述，可知宋濂就是为传孔门之道做得此书。那么孔门之道都有什么？辩《管子》篇，有：“仲之任术立伯，假义济欲，纵其致富强，而汲汲功利，礼物俱丧，其果有闻正心诚意之道乎？”这是在劝人“存天理、灭人欲”，劝人“正心诚意”，但管子比孔子都早，怎么听得到比孔子还晚的“正心诚意”？辨《老子》篇则言：“聃亦豪杰士哉！伤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贻士君子有’虚玄长而晋室乱’之言。”这是在劝人返孔门之正，弃虚求实。辩《邓析子》则言：“其言’天于民无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养，非父弗亲，非兄而友，而谓之无厚，可乎？所谓’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周公诛管蔡’岂诚得已哉？非常也，变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者哉！其被诛戮，宜也，非不幸也。”这是在说邓析非儒家礼义，活该被杀，透出一股重道轻人的阴凉之气。既如此，只要有人具备违反儒家礼义的名义，就可捉来杀了。又，“周公诛管蔡”是权宜，管仲“假义济欲”不也是权宜？必说周公正，何以诛管蔡之速也。在辩《曾子》时，有点失了判断，满满是称赞和幸福的口气：“其书已备见《大戴礼》中，予取而读之，何其明白皎洁，若列星之丽天也！又何其敷腴谆笃，若万卉之含泽也。”又“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讥之，过矣。”给别人盖了个“不察”的帽子，然后简单否定了。辩《墨子》则言：“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墨子其甚俭者哉......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固孔子之所不弃哉！或曰：’如子之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闢之，何也？’曰：’本二。’”这里倒是为墨子辩了一下，但是只取“强本节用之术”，不言及“兼相爱、交相利”。有人问他墨子既然值得肯定，孟子为何不欣赏他的学说呢？他就说原本不在一块。这就有“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意思，等于在绕圈圈。他攀到孔子那找俭约的依据时，也只是找了一句“俭则固”，但这里孔子只是说一下，并没说不弃“俭固”，宋子焉知孔子不是在求“俭固”，而是求“中庸”呢？估计“中庸”不可能，所以孔子后来说“与其不逊也，宁固”，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而非真在肯定。《论语·子罕》篇不有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可知他是赞同“毋固”的。辩《鬼谷子》则言：“大抵其书皆捭阖、钩箝、揣摩之术......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呜呼！曷不观之仪、秦乎？仪、秦用其术而最售者，其后竟何如也？”孤不论仪、秦所学，是否即今之《鬼谷子》所载，但言史上因不会说话而被杀头的士大夫和官僚，那简直一条长江都不够填的，可是，这些士大夫和官僚们的意见，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吗？我这不是在鼓吹历史宿命论，而是说我们应该有方法的去说、去劝谏，《鬼谷子》，去其私心即可，但其论语言艺术那块，还是值得借鉴的。倘若好的建议能被采纳，人们也许就不会活得那么糟——虽然也有好心办坏事的，虽然也有在实践前无法验证好坏的、虽然也有不能断定真假的——但好过没有办法，无为也是种办法。况且，小智使国亡，大智就能使国免于亡吗？孔子不能救鲁，孟子不能止战，此皆不能止国之亡也！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笔抹杀《鬼谷子》，就犯了孔子所谓“意、必、固、我”的毛病。底下还有辩《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兵书的，其旨不外乎高似孙在《子略·鬻子》篇所说的“发政施仁”，因此它赞同《尉缭子》的“诛暴乱、禁不义”，否定《孙子》的“权术变诈”，认为孙武子完全是丧心病狂的杀人机器。殊不知《孙子·谋攻》篇有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就是：若能不打仗就能使对方屈服，那么这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孙子》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在教人慎战，岂和《尉缭子》般有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孙子》也谈道，道在孙子那里，是“民与上同意也”，意思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相同的意愿，都愿意打仗，并且为打仗出力，这才打。要是有人反对，那就再商量，当然，这是很理想的，但也是很现实的。
上面那一段例子，足以说明，宋濂心中的大道便是孔门大道，是孔门的仁义礼智，是禁暴止非，但是大的方面趋于一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与孔门祖师相悖，过于激烈，过于狂狷而不能执中，这反映在辩论里，就成了常感情用事。看他文章里的“呜呼”“於戏”，这样的语气词占了太半，显示出作者词汇的贫乏和感情的泛滥。这一点，我觉得比孟子要差些，虽然他的这个特点，实际上继承于孟子。《孟子》开篇即有：“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别人问你怎么使国家强盛，你答，什么使国家强盛？我有仁义要对你说。尽管孟子原义是想通过仁义达到天下太平，拯救这个混乱的时代，而不是通过战争。孟子非墨子、非杨朱时，更是直接指责墨子无父、杨朱无君，无父无君怎样呢？那就是禽兽，不是人。这样便以道德逻辑替代了学理逻辑，把对方的问题进行了替换，进入到自己的领域，但是结果已经无关乎原来的问题了，这就是答非所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便批判了这种支离于问题的辨析与回答。另一方面，作者过于遵从孔门祖师，一切以他和他的信徒们创立的体系为标准，从而堵塞了其他思想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这是思想的独裁，也是逻辑的失败。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绝对可靠的真理，当然石头是石头，但这是命名与物体的符合，在这一意义上，石头还可以用来做人的名字，所以这是指称与其对象的契合与否，不能解决某一对象是否存在的问题，这样也就无所谓存在的真理。我们确定的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当我们的意识把自身作为对象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自己身体客观的存在，我们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这属于直观，直观也不等于真理，因此客观世界的存在，客观世界对象的存在，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只能说是材料、工具，不能说就是真理。我们知道有一个问题叫一加一，真理不是证实为什么一加一等于几，而是确定的说出一加一等于什么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讲，真理也不是逻辑，不是答案，而是确定的限定，这种限定也可能被更多的发现所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讲，真理，是永远在修改、在解释的，可这些修改、这些解释，又不等于真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说自己的解释就是确定的，就是真理呢？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一个人存在，但这个存在的人也会被遗忘或在这个物质世界、在人的记忆中死亡。因此，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的存在就是真理。儒家可以说自己的仁义观，有利于世界和平，但墨家同样可以说，自己的兼爱观、非攻观，有利于世界和平。但究竟能不能对世界和平有贡献，我们必须进行实践，世界不乏美丽的理想，却没有一种理想是完善的，我们只能根据现实条件，去追求理想的合理化。
宋濂传道既然矛盾，又过于独断，同样，他也不适合做考证。他将考证作了孔门思想的附庸。所以充满了矛盾（详见上文）。所以顾颉刚先生说：“他一方面既以《吴子》的’五胜者祸，一胜者帝’的话为然，一方面又以吴起的’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的事为合理，这是怎样的矛盾自陷？他称许《尉缭子》的’兵不血刃（仞血）而天下亲’的话为慈仁，却忘记了本书中尚有’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威加海内’等鼓吹杀人的话。这种遮遮掩掩，缚手缚脚的态度，真使我们看了难过。”
既如此，《诸子辩》还有没有看得必要？还有没有什么价值？首先，我们要看到，尽管宋濂不适合做考证、辨析，但他到底也有一些地方做得好的，比如辨《列子》的时候，通过文意指出《列子》一些地方与佛家的暗合。我将其考证钩出来：所谓“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弗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圆行说”乎？“鲵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沈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非“修习教观说”乎？“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虽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以学幻”，非“幻化生灭说”乎？“厥昭生乎湿，醯鸡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非“轮回不息说”乎？“人胥知生之乐，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非“寂灭为乐说”乎？“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可存？”非“圆觉四大说”乎？这个属于梁启超所说的“文体”辨伪，前面我说过“文体”“文气”辨伪的不可靠，但不代表“文体”辨伪的一无是处，有时我们会根据一篇文章当中一个词的演进含义或者文章所反映得某些思想确定它具体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文体”辨伪中的一种。梁启超也以《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这一类似佛教说法的句子，断定此书非秦汉所有（也可能是掺杂）。所以，它虽然不可靠，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支持下，也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其可靠性不强罢了。顾颉刚也认为宋濂辨《亢仓子》《子华子》《淮南子》《文中子》等条，是很好的，能得到一位辨伪专家的认可，我觉得这是距我们几百年前的宋濂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以简陋的条件和不可靠的记忆，做出使人赞赏的辨析，是当今我们所不及的。
“宋濂们孤陋的见解比较现代的一班陈腐的学究的头脑尚算得新颖的”吧，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顾颉刚先生说的。现在是计算机横行的年头，各种各样的资料，我们都能很快得到，成就也很可观，但当我们反躬自省的时候，我们试着思考一下，这些成就指向哪里呢？不必说辨析时感情用事的人依然很多，逻辑混乱得怕也不少。而在不感情用事、逻辑清晰的人那里，又在做着独裁的打算。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要经受无情的和无穷的考验的。最终我们要走向离真实和真理更近的地方，当然底下是踏着许多成就和许多失败堆成的道路，我们永远要记住，教皇也有走下神坛的一天。《诸子辩》的意义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