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了，“同志”
以前，在电影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身居敌后的两人终于对上暗号辨明身份，或者在敌占区坚持斗争的老百姓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队伍，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声“同志”，热泪满眶，让观众也会感觉一股暖流遍及全身。
战争年代里，“同志”之声如春风贯耳。《马背上的小红军》里，小战士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这个情节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那个时候，小红军称首长“老同志”也是那么亲切，那么贴切。而正是有了“同志”一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红军才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人与人见面打招呼都是以“同志”相称，相互熟识的朋友之间、工作场合、党内民主生活中，大家都可以互称“同志”；问路找警察，去商店买东西叫营业员也都是叫“同志”。那一声亲切的“同志”，直叫得人心里暖烘烘、热乎乎，叫出的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的战友之情；“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雷锋同志的这段话，曾经激励了几代人。1959年8月3日，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建议：一律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曾几何时，“同志”在人们的视野里悄悄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老板”、“兄弟”、“先生”、“小姐”、“帅哥”、“美女”……；社会上，老总经理满天飞；官场上，无论上下级、还是同事、群众之间，几乎清一色的称呼职务，姓王的厅长叫王厅，姓李的院长叫李院，姓安的处长叫安处，姓马的局长叫马局，甚至明明是个副职，也故意要把副字去掉；有些领导还喜欢别人把自己叫大一些，明明的是科室，偏偏要叫某某处，一个地方办公室，硬是要改成办公厅；更是有人称呼领导为“老板”、“老大”，江湖气十足。就是在党的会议上，称“同志”的也不多见，尤其下级称呼上级，不称呼职务就好像有不尊重之嫌，怕领导听了不舒服，甚至会怪罪。
近些年，“同志”的称呼忽然又热乎了起来，但此“同志”非彼“同志”。在一些靠猎奇为噱头吸引眼球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同志”竟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代名词——同性恋。尽管我们不应该歧视同性恋者，但也不能对 “同志”一词如此胡乱冒用，甚至曲解词意。
“同志”一词原指志同道合的人。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互称同志。孙中山在1918年曾发表过《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并在《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
叶落知秋，语出见性。称谓问题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的一种折射；是思想作风的折射，也是人际关系在语言上的表现。称呼官职化，反映的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和等级观念，当下级的升迁荣辱都依托在上级身上，必定对上级唯唯诺诺不分黑白，又谈何监督提醒；况且唯上者必欺下，又谈何为人民服务？对上称“老大”，反映的是人身依附关系和自觉不自觉地宗派意识，同在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岂不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何况不正常称呼的背后，便是不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在这样浓重的宗派色彩和官本位色彩背景下，称谓体现的就是社会不平等性。鲁迅先生就曾用含泪的笔写下了少年时的同伴闰土再见他时，终于恭敬起来，抖抖索索地叫了声“老爷”。这一声“老爷”使鲁迅“似乎打了一个寒噤”，他分明地感觉到：“我们之间已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党内一律称同志”。叫声“同志”不是难事，难就难在人的“心结”。怕得罪领导，怕成为“另类”，或借称兄道弟之机拉近乎、套感情。鉴于此，要让“同志”的称谓回归，关键还是在于领导干部自身的态度，带头互称“同志”，呼唤好作风的回归。
闰土换到今天，再见着鲁迅时，会亲切地叫一声“同志”吗？
战争年代里，“同志”之声如春风贯耳。《马背上的小红军》里，小战士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这个情节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那个时候，小红军称首长“老同志”也是那么亲切，那么贴切。而正是有了“同志”一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红军才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人与人见面打招呼都是以“同志”相称，相互熟识的朋友之间、工作场合、党内民主生活中，大家都可以互称“同志”；问路找警察，去商店买东西叫营业员也都是叫“同志”。那一声亲切的“同志”，直叫得人心里暖烘烘、热乎乎，叫出的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的战友之情；“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雷锋同志的这段话，曾经激励了几代人。1959年8月3日，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建议：一律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曾几何时，“同志”在人们的视野里悄悄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老板”、“兄弟”、“先生”、“小姐”、“帅哥”、“美女”……；社会上，老总经理满天飞；官场上，无论上下级、还是同事、群众之间，几乎清一色的称呼职务，姓王的厅长叫王厅，姓李的院长叫李院，姓安的处长叫安处，姓马的局长叫马局，甚至明明是个副职，也故意要把副字去掉；有些领导还喜欢别人把自己叫大一些，明明的是科室，偏偏要叫某某处，一个地方办公室，硬是要改成办公厅；更是有人称呼领导为“老板”、“老大”，江湖气十足。就是在党的会议上，称“同志”的也不多见，尤其下级称呼上级，不称呼职务就好像有不尊重之嫌，怕领导听了不舒服，甚至会怪罪。
近些年，“同志”的称呼忽然又热乎了起来，但此“同志”非彼“同志”。在一些靠猎奇为噱头吸引眼球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同志”竟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代名词——同性恋。尽管我们不应该歧视同性恋者，但也不能对 “同志”一词如此胡乱冒用，甚至曲解词意。
“同志”一词原指志同道合的人。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互称同志。孙中山在1918年曾发表过《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并在《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
叶落知秋，语出见性。称谓问题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的一种折射；是思想作风的折射，也是人际关系在语言上的表现。称呼官职化，反映的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和等级观念，当下级的升迁荣辱都依托在上级身上，必定对上级唯唯诺诺不分黑白，又谈何监督提醒；况且唯上者必欺下，又谈何为人民服务？对上称“老大”，反映的是人身依附关系和自觉不自觉地宗派意识，同在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岂不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何况不正常称呼的背后，便是不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在这样浓重的宗派色彩和官本位色彩背景下，称谓体现的就是社会不平等性。鲁迅先生就曾用含泪的笔写下了少年时的同伴闰土再见他时，终于恭敬起来，抖抖索索地叫了声“老爷”。这一声“老爷”使鲁迅“似乎打了一个寒噤”，他分明地感觉到：“我们之间已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党内一律称同志”。叫声“同志”不是难事，难就难在人的“心结”。怕得罪领导，怕成为“另类”，或借称兄道弟之机拉近乎、套感情。鉴于此，要让“同志”的称谓回归，关键还是在于领导干部自身的态度，带头互称“同志”，呼唤好作风的回归。
闰土换到今天，再见着鲁迅时，会亲切地叫一声“同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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