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事之十一·重生与理性

古典主义 Klassizismus

(注：在德语的Klassizismus和英语的Classicism之间有年代的错位，艺术史上Klassizismus与Neoclassicism相对应，指1750-1850前后的年代阶段。笔者在本文将古典主义与Klassizismus直译对应，以描述不同时段具有一定规模的重访和再现古典的建造行为)

在欧罗巴的历史之中，古典的重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建筑学现象。无论是15和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7世纪的法兰西巴洛克古典，如星火续存于英伦的帕拉迪奥主义，18世纪中叶兴起的法德（新）古典主义，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含括了法西斯和纳粹的新古典，以至于下半叶的的后现代古典回潮。及至今日，古典主义声势微弱，也依然在西方建筑学中牢牢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古典重生呈现出地理空间上的扩展和重生内容的差异和泛化。每一次都与其时代中的考古成果、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历史事件相关联，而难以被一概而论。异地之间不同批次的重生在历史中交织联系影响；一地中后一次的古典重生又不免是对前一次重生的成果再用。在宏观的历程中存在一个体量不断积累却又能量不断稀释的潜在规律。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师们对古典的推崇自不用多说。通过创造性地解读古代的榜样，他们重新构建一整套形式的原则和方法。但并不应当将文艺复兴认作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一千年里唯一且首次古典的重生，发生在八世纪末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亦满足了我们用以对古典重生定义的充要条件 。

1750年前后兴起的古典重生将当时最新的考古学和博物学的成果与对古代文明世界的浪漫构想混为一体。此次重生含有相当分量以精确模仿古迹并将其再现为目的的建造行为。由此，古典主义（Klassizismus）一词被历史学家发明出来对这一时期的拟古现象进行定义描述。与此同时，建筑风格的自然演化因建筑师新获的历史意识而终止。

以Boullee和Ledoux为代表的启蒙与革命建筑中对于乌托邦空想的渴求是古典主义的一个变体。作为帝国风格之根源的拿破仑时代的建筑是古典主义的又一变体。新古典时代的古典主义中内涵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诉求，它在民族和文化、学院和民众中建立起统一性。这一统合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一脉相承地造就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古典。

仅就德意志区域而言，Schinkel一代及其后辈德意志建筑师才系统得完成了首次的古典重生，而这一进程恰好与德意志国家和民族质性的追寻确立过程相一致。以至于，在这片原本位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疆域之外的土地上，古典主义被植根于此地的建造文化之中 。

古典建筑中含有两个基本的要素。纪念碑性的呈现便是其中之一。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将纪念碑性注入到原本初衷并无纪念意图的那些古典遗迹中，他们的理念继承者们又进一步将纪念碑性附生到由古典原作演绎创造出的当下建造之物上。抛开极权者对于作为权力象征之纪念碑性的那一重追求，无论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以古典为范本的古典主义建筑，还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均不乏于智性层面有相当力度的杰出作品。那么古典是否要因纳粹对其纪念碑性的滥用而遭彻底舍弃？

不单是古典，整个历史的情景都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浪潮之后，仅存碎片。Adolf Loos曾经力主在建筑教育中教授古典装饰柱式和线脚，这个观点放在今天的西方建筑学界去看，也更像是这位前现代主义者过时的冥顽不灵。我们正身处于二十一世纪的前半段，这是一个古典已经盖棺定论为过去完成式的时代。坚持说“古典不是一种风格”（Klassizismus ist nicht ein Stil）更像是时代中少数异见者的负隅顽抗。相对于人们依然会在“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不再需要古典音乐”的话题下展开讨论，“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不再需要古典建筑”更像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命题。

从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对峙停歇下来，到全球化进程从经济扩展至文化的当下，古典似乎又有了重获话语自由的可能。这一次它不再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捆绑。古典首先是在建筑审美经验的范畴中，因建筑本体的艺术价值而被建筑师重新认知。这种对于古典的重访在当代艺术中已广泛的发生，也正在逐渐渗透进建筑学的观察和思考之中。与意识形态的脱钩决定了思潮性的大规模古典重生已不现实。将古典的重生取而代之的是某些建筑师（比如Heinz Bienefeld、Peter Märkli、Hans Kollhof、Adam Caruso等）对古典的重访（Wieder-besuchen）。通过重访，古典可以成为当代建筑实践的合法话语和资源选项。

理性主义 Rationalismus

古典建筑两个基本点的另外一点是数比理念。数比（Ratio）构成了理性（英语的Reason和德语Rationalität）的词根。哲学意义上的第一位理性主义者当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他将世界的本源建立在数字比例之上。毕达哥拉斯相对纯粹的数比思想，被柏拉图所接纳发展为“共相先于事物”的理念论。理念论经由中世纪的“共相之争”演化为唯实论（Realism）和唯名论者（Nominalism）的分歧，这一分歧虽为概念论者（Conceptualism）所折衷，但其三者共通根源上对“运用理性认知共相”这一命题的关注，影响远至启蒙时代的笛卡尔，洛克，牛顿，以至更晚的康德。可以说，哲学上广义的理性主义在欧洲的思想脉络中始终是进行思辨的基底。在哲学的理性主义定义之上，方能言建筑的理性主义。

建筑学中明确采用理性主义命名的对象通常特指在二十世纪中源发自意大利的两次建筑思潮运动。此为理性主义的狭义定义。如果我们并不将建筑的理性主义定义局限于此，而是借用科洪对理性主义建筑所下的定义：“理性主义是一种建筑学中的哲学观念”。科洪将这一术语界定为“对建立在理性运作之上的普遍性准则进行实践生成的结果”，并且指明“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之中，建筑是最低可能将理性的概念排除在自身之外的一种。”那么建筑中的理性主义者的名单的先行者可以前追到Laugier、Palladio，Vitruvius，以至于古代希腊。也可以说，理性观念与数比理念共体同存于古典建筑之中。在古希腊城邦的语境中，数比理念同时也包含了一种政治上的诉求。Ratio一词是指各种关系，那些在设计中运用了数比关系的建筑才可以被称为文明之建筑（Zivilarchitektur），于是数比理念在逾越两千年的作为中流砥柱支撑了欧罗巴建筑学的理念传承。在建筑的理性主义者名单中，既包含了Boullee、Ledoux、Durand、Schinkel、Klenze、Troost 、Speer一干古典主义者，也包含了Tessenow、Mies、Le Corbusier、Hilberseimer、Terragni等一众正统现代主义者。可以说，在建筑的理性观念脉络上，西方建筑学的基底观念并未发生过如建筑的形式典码那般发生过“现代与古典”的对抗和断裂。

以上对建筑中理性主义的这一界定，虽然与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理性化进程（Rationalisierung）有所相关，却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为做区分，姑且将前者指名为“智性理性”之本，后者则为“机械理性”之果。

解题与征稿：重生与理性 Renascence der Klassik und Rationalität

此次Der Zug的选题“重生与理性”处于广义上的“古典主义”和广义上的“理性主义”的交集地带。此重生为古典或古典主义之重生，理性是理性主义和不止于理性主义的形而上观念之理性。

这一选题横亘在建筑形式的具象和抽象之间。古典的重生无可避免得围绕着过往建筑的喻像（爹Figur），而理性的形式往往最终被归结于抽象而多义的类型（die Type）或是彻底地消减至更为基本的数与几何（die Zahle und die Geometrie）。

定“重生与理性”为题，不是意在对生成欧洲这种独有的建筑现象形态的文化基因进行完整的解码，也并非要对内涵于古典秩序中的理性主义的成份进行复验。我们更为关注当古典形式逐渐消丧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形式的能指和所指断裂失语的同时，理性在断裂空隙中所起的注入和补足作用；还关注因理性主义的过度使用令其形式感知趋于枯燥无味的时刻，如何以重访古典的方式，汲取诗意生机的可能。它们分别体现为古典主义建筑中的理性构成和理性主义建筑中的古典因子两种形态。这两者在诸如August Perret、Peter Behrens、Erik Gunnar Asplund、Adalberto Libera、Giorgio Grassi、Aldo Rossi、Hans van der Laan、Oswald Mathias Ungers、Max Dudler、Alberto Campo Baeza、David Chipperfield、Valerio Olgiati、Diener & Diener、Uwe Schröder等建筑师的作品中均有不同侧重的体现。

在当代建筑的实践中，“古典主义”已然沦落为一种在建造上不可信的样式风格，重提“理性主义”也似乎易被视为复古或怀旧。于是重提此两“主义”便难免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如何以非风格标签的方式理解切入，正是以“重生与理性”为专题的这一期Der Zug开题难度之所在。经此番努力，尝试为非欧建筑文化中的DerZug读者寻觅到一个敲开壳体的命门缺口，来更清晰得理解和把握欧洲建筑的历史进程和当代现象。

此专题征稿的对象不限于上述问中提及的史论、思潮、事件、现象、建筑师和他们的作品。如果你有任何与此主题相关的思考或推荐，欢迎通过编辑部的邮箱（derzug.editorial@hotmail.com）或DerZug公众号后台留言与编辑组建立联系，选题编辑非常期待与大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