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天、3万人、9万吨货物，被遗忘的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电影《敦刻尔克》里，我们看到的导演镜头下极简色彩浓重的画面：干净的沙滩，成列的军队，以及涨潮时海浪堆起的一层层泡沫......

而在现实中，敦刻尔克战役开始的两年前，发生中国宜昌的一次撤离，却是下面这番景象：

汉宜公路（武汉到宜昌）上挤满了扶老携幼的难民，一群群溃军不时在队伍中出现，扛着包裹、拖着枪支的人群艰难地向西行进。

而在宜昌沿江两岸的码头，九万吨从长江中下游撤退的物资杂乱地摆放着，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装箱，敞露在地上。

可正是这批从下游工行拆下的机械，承载了中国整个兵工业，航空工业和重工业的希望。

与“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同，在这场以抢救物资为主要目的的撤离行动中，军方的身份暧昧不明，反倒是由一家叫作“民生”的航运公司主持。

抗日战争开始后，民生公司一直以低廉的价格承担着民国政府的航运任务。从上海、镇江再到南京，工厂设备和人员不分昼夜地装船，一次次运往长江的更上游...

南京沦陷前，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等到最后一批物资装船后，从燕子矶登船前往武汉。等船靠了岸，蒋介石一纸特令，他才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的交通部次长。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

卢作孚在武汉的一年里，长江中下游相继沦陷，原先的民国首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往后方的船票千金难求。

而随着广州的失陷，1938年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卢作孚则是在23日当天才退到宜昌。

半个月前，他刚刚拒绝了军政府的命令——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凿沉，用来封锁江面。

宜昌是座小城，一时间涌进了近10万人，街上堆满了行李和露宿街头的人们。而在轮船公司，从大门到每个办公室，中间塞满了交涉的人们，相互责骂。

从下游工厂拆下设备已经经过几次转运，运送器材的人员也早已疲惫不堪。

但所有人都明白，宜昌失守时，他们将退无可退。

当时民生公司只有二十二艘船，从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流而上要走4天，返回需2天。按正常的运量计算，将宜昌所有货物运送完毕需要一年。

且不说战况紧急，过了10月下旬，长江枯水期就要到来，吃水较深的轮船完全无法下水，真正留给宜昌撤退的时间只有四十天左右。

为了增快运输速度，卢作孚决定先将最不容易运输的货物运至重庆，次一等的运到缩短一半里程万县，再其次的运到更近的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

与此同时，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征用民间木船。

10月24日当天，第一艘载满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从宜昌起航，同时前往重庆的还有几百名免费上船的战争孤儿。在船离岸的那一刻，所有的孩童趴在船栏边高歌。

扬子江上游滩险太多，由于装运炮弹、汽油而爆炸，或空船装兵翻覆的轮船先后有五艘以上。因此轮船只能小心航行，尽量利用白天赶路，夜晚进行装卸。

而更为危险的，位于江岸的码头设施面临着日军飞机随时的骚扰。等到敌机开始轰炸交通工具以后，活动于万县以下的轮船损失更重。

根据卢作孚自己的记述，在轰炸最密集的时期：

第一次炸沉最大轮船一只，第二次沉没四只，损坏一只，第三次沉没一只，损坏两只，第四次沉没一只，损坏一只。这一本小册子正在草写的时候，第五次的轰炸又来了，又沉没一只，损坏一只。除中间一只系中、下游轮船，一只系拖船而外，其余皆是扬子江上游主要轮船。

但即使暴露在敌机的火力下，每天早上宜昌总开出六七只轮船，下午又有几只回来。每当有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做好准备。

当枯水期逐渐临近，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时，卢作浮又组织民生公司职员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着最后三分之一的物资日夜运输。

遇到浅滩水枯处，又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步步艰难前行。

有外国记者拍下了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为了抢救物资在长江岸边匍匐前行的照片。由此，西方才知道中国这个被讥讽“拿着筷子与日本军队交战”的民族，也会用肉体与炸弹搏斗。

凭借20余艘货船和800余艘木船，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用40天的时间抢救出3万名相关人员和10万余吨货物。

由这批物资重建的工厂，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民生公司的16艘船只被炸沉，69艘船舶被炸毁，117名员工牺牲，76名人伤残......

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壮举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则评价说：“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早年在川南工作时，卢作孚曾邀一个川外人来演讲，那人说：“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

卢作孚却和缓地对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尽管只是一个民间企业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前后运送了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

战争结束后，从香港回来的卢作孚原本准备大展拳脚。

但由于一系列变故，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债务举步维艰。

1952年2月，“三反五反”运动在重庆进入高潮，民生公司在2月8日召开了“三反”批判大会。

是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在医院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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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参考资料：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

《滨海时报》：《卢作孚与“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