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谈论中年危机时，你其实在谈论焦虑

观察一段时间以来的舆论，“中年危机”成为热点词汇，公众号文章但凡与中年危机有关，都更能激发读者点击阅读的欲望。

而与中年危机有关的话题，更是频频引起全民关注，从之前80后、90后感叹自己已进入“前中年危机”，到不久前一个保温杯引起的关于中年危机的大讨论。究竟当我们在谈论中年危机时，我们是想谈论什么？而中年又是如何成为危机的代名词的？

被“发明”的概念：中年并非从来就有

百度百科上关于中年的定义是，介于“青年”和“老年”之间的年龄，没有明确的年龄划分，一般是指45至59岁的年龄。

但事实上，与童年、青年这些年龄段一样，中年并非一个从来就有的概念，它也是在历史行进中被“发明”出来的。比如童年，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就指出，印刷术普及之前，儿童与成人之间靠口语传播，彼此分享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所以人类并没有“童年”；印刷术普及之后，文字成为主导，成人掌握着文字和知识的世界，儿童与成人之间出现了一道文化鸿沟，“童年”诞生了。同样地，中年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直到1895年，英语词典里才首次出现midlife这个词。

那么，中年是怎么被“发明”的？

首先，是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学者栗月静在《被发明的“中年”》一文中提供了一组美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平均寿命数据。在1800年，一个常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了1900年，人的平均寿命增加到47岁；1950年，人平均能活到68岁；现在，人平均能活到78岁。很显然，当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不到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未活到所谓的中年就已经去世，自然很难产生关于年龄段的清晰想法。

另一方面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比中年被发现相关的是，青年的被发现。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吉利斯（John R.Gillis）等人的研究表明，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现代青年概念，大约是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工业化、现代化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力生产模式，使得出身于不同阶层的青年人群产生了明显的流动性分化：大批出身于下层社会的青年摆脱了工作、邻里和家庭的传统结构，纷纷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流浪者或犯罪者；出身中上阶层的青年人则开始接受学制更长、系统化更强的学校教育，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对集中的青少年生活阶段和生活圈子。

工业革命直接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这深刻地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占据主导，年纪越大的劳动力可能更占优势，因为他们更有技巧和经验；但工业革命开启了大机器生产时代，它更讲究的是效率和速度，当大量青年成为产业工人，相较于那些年长的劳动力，他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年长的工人就在一种危机的语境下，自我发现了。

但有意思的是，即便中年人在机器生产时代不占优势，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中年这个词都还不算流行，中年危机更是没有被明确讨论。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工业革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也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化和中产阶层化过程，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强大的工会等对劳动者权益有着合法的保障，年长的工人并不会被青年劳动力击垮。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中产阶级》一书中，C.莱特·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到了1980年，白领已占到美国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

因此，一直到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童年与社会》发表之后，中年的概念才再次得到突破。在书中，他提出了心理社会发展的8个阶段论，其中明确提出了“成年期”，他认为这个时期人们不仅要生育孩子，同时要承担社会工作。中年的年龄属性和特征渐渐稳定下来。

中年危机的面目：稳定与自由的冲突

中年被发现之后，人们又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受到中年危机的侵扰？

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一词源起美国心理学家埃利奥特·贾克斯在1965年的《国际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死亡与中年危机》。他指出，到了中年（40-55）人开始清醒认识到死亡的存在与不可回避性，死亡意识把一切生活与追求变得无意义，并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内在焦虑与恐慌。中年人的自我感、生命的信任、价值信念会产生一系列瓦解，为了逃离这种无意义感，人们会以完全不同的价值方式去生活。

也就是说，中年危机是在死亡的观照下被察觉的，它当然指向一些形而下的、具体的工作生活困境，但更多是一种形而上层面的精神危机。早就已经中产阶层化的中年人，突然发现生活的无意义，并渴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1974年的美国畅销书，Gail Sheehy所写的《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中，她用一个40岁男子的例子描述了中年生活危机：

他已经实现了职业目标，但感觉到沮丧和不领情。他抱怨妻子和身体周围的一切使其陷入牢笼中动弹不得。打破牢笼的幻想开始主宰他的思想。他遇见了有趣的女人，另一工作领域，这个国家的欢乐之乡，所有这些都成为他希望的避难所。但是当这些欲望对象到手之后，常常开始自我颠覆。新的情景显现为危险的陷阱，他渴望逃离，并返回到老家和妻儿身边，失去他们让他感受到真爱的力量。难怪许多妻子感到惊讶。

主人公的这一危机，我们后来在一系列美国知名的文艺作品中找到了大量例证。在电影《美国丽人》和《革命之路》中，主人公都住在乡间别墅，虽然事业平庸，但也都有稳定的工作，有妻子有孩子，每天早上上班前跟妻子吻别，和修草坪的邻居打招呼——非常典型的中产阶层生活，非常的稳定和一成不变。但他们都感到沮丧，一种失望的气息侵袭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感到了稳定带来的压抑，他们都渴望改变，渴望某种新鲜的东西刺激。《美国丽人》莱斯特爱上了女儿的朋友——年轻的肉体、蓬勃的生命力，《革命之路》弗兰克想要去巴黎，过上梦想中充满艺术气息的生活。

《美国丽人》剧照

在乔纳森·弗兰岑的著名小说《自由》中，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中年中产阶层模范夫妇沃尔特•伯格伦德和帕蒂•伯格伦德遭逢家庭危机，夫妻俩在美好生活的静水之下，涌动着一种无法突围的空虚感。乔纳森·弗兰岑的书名“自由”，或许道明了中产阶层中年危机的根源，稳定、保守与自由的冲突。

在美国，保守主义的家庭观一直是社会主流观念。保守主义倡导的是一种回归家庭，稳定的，和谐的家庭观念。比如1990年春天美国出现了一个“承诺运动”，由基督教保守派人士比尔•麦卡尼发起，他号召那些主张回归家庭价值的男人们承诺作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社区成员，同样地，女人则当个好妻子、好母亲。

在这个模板里，丈夫总是提着公文包出门，与妻子吻别，热情地与邻居打招呼；连排别墅里优雅的主妇的头发永远纹丝不乱，永远在耐心地制作着意大利通心粉，等待着丈夫和孩子的归来。这种生活严谨，正确，符合典范，确保着一个家庭的稳定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可实际上，许多中年人早就厌倦了这种一成不变的程序化生活，他们的内心中有着难以挥散的对乏味的家庭、婚姻的失望，以及对自我的失望。稳定的生活和主流价值观，与个体的价值、个体的精神自由之间的冲突，在衰老和死亡的逼近下，不断放大，并煎熬着中年人的内心。这便是欧美发达国家中年危机呈现出来的主要状态。

中国的中年危机：欲求稳定而不得

虽然时下国内舆论中我们常常听到中年危机的说法，但危机的具体所指却是含糊不清的。或者说，我们的中年危机呈现的是一种撕裂的状态。

一方面，我们的不少关于中年危机的影视作品中，借鉴的是欧美影视中的模板，比如《港囧》《情圣》，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感到生活的一地鸡毛，他们渴求改变，一个寻找初恋一个寻找情人；差别仅在于，《美国丽人》《革命之路》都是悲剧结局，以死亡告终，我们是突如其来的大团圆，男子幡然醒悟，重新回归家庭扮演好角色。

而舆论中屡次三番关于中年老男人丑态的批判，比如之前五岳散人的“没有睡不到的漂亮姑娘”，或者是中年老男人的饭局“如果没有女人，再荤的饭局也都是‘素局’”，借鉴的话语也是欧美中年危机那一套。因为事件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五岳散人还是饭局中的中年人，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较少数的成功人士，他们多多少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他们的精神困境就是稳定和自由之间的冲突，虽然他们寻求“自由”的方式看上去很Low。

电视剧《红楼梦》（1987）中的尤三姐。曹雪芹用“挨肩擦脸”“百般轻薄”形容酒桌上的“猥琐”。

但另一方面，成为全民性话题的中年危机，无论是保温杯还是80后、90后“前中年危机”的自嘲，指向的却是形而下的、具体而微的生活困境。比如“前中年危机”那会，网上疯传的一篇《90后，你的中年危机已经杀到》就罗列了危机的种种具体表现：职场上，无所事事，却疲惫不堪；生计：只有谋生，没有生活；情感上，一个人生活，孤独寂寞；身体上，已经有初老的症状……同样地，这次保温杯的引爆也来源于一篇《记住，中年危机最后的倔强，绝不拿泡着枸杞的保温杯》，老调重弹的依旧是人到中年——或者人未到中年，在职场、家庭、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困境。

可以这么说，前一种中年危机，是坐稳中产阶层位置，稳定和个体自由的冲突，由此产生的精神危机。在当下中国，能够体会感受到这一危机的人并不多。在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研究《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中，中国的上层比例为 5.62%，中产层为 19.12%，下层为 75.25%。李强把中产层分为了中产核心层与中产边缘层，所谓中产边缘层，就是随时可能滑落到底层的阶层，他们的比例占到了整个中产阶层的73%。也就是说像五岳散人这样的中产核心层，仅占全国的5.16%。

而后者，则是欲求稳定而不得，他们是中产边缘层的13.9%和下层的75.25%，他们渴望“一个房子，两辆车，两个孩子，一个条狗”的中产生活而不得，由此产生的一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这才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们讨论的是中年危机，毋宁说我们讨论的是一种裹挟全民的不安全感，它不过是高房价、壅塞的阶层流动、不健全的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变种；而之所以强调出“中年”这一年龄段，于年轻人是表达出他们在压力下心态的早衰，于中年人是表达出他们衰老将至却仍疲于奔命一事无成的沮丧和不体面。

因此，多数时候，舆论讨论的中年危机，并不同于欧美主流社会中的中年危机——我们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不同阶段，它其实是一种泛指的焦虑，涵盖的年龄段也不仅仅是中年。毕竟在转型期的中国，哪一个年龄段的人没有危机？谁不是深陷危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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