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祖源及其名号考
《漠北春秋》
第六章 鲜卑祖源及其名号考
探讨从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走出、在蒙古草原成长壮大、最终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古鲜卑族的族源究竟何处,就如同不能贸然说大河之水来自哪一条支流一样,在没有人类学和语言学强力支持的前提下,同样不能得到精确的判断。我们只好凭借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推测。
三国时东吴史学家韦昭在注解《国语》时曾讲,鲜卑来自东夷国。有学者赞同这个说法,并进一步阐述“鲜卑是上古东夷大支系邾娄——重黎——祝融的后代”,更有史学家推测,鲜卑先世可能是古老文献《竹书纪年》所录九夷中的白夷,属于东夷北支系统;联系《史记·鲁周公世家》提到武庚的叛乱正是在东夷地区,鲜卑得以参与诸侯大会,极有可能是出于周成王安抚东夷诸国的怀柔策略。“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韦昭注: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鲜卑,东夷国。燎,庭燎也”(《国语》卷十四,《晋语八》)。
就是说,西周初期,周成王姬诵平息武庚的叛乱后,成王亲自来到歧阳(今陕西歧山县东北),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鲜卑也被邀请出席;然而在当时中原人心目中,鲜卑和楚都是被排除在诸夏之外的蛮夷,所以不能上台参与会盟,只能替大会守护拜祭山川与神灵的火堆。此篇以及其它先秦时期的相关记录,均证实“鲜卑”一词作为族名,在匈奴突击东胡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文献中,《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司马迁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裴駰集解:“号有熊。”司马贞索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黄帝即位据说是公元前2697年,即位时20岁,据此推算,其生卒年份,传说为公元前2717——公元前2599年。
北魏孝文帝像
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纲,以《三代世表》为目,为中华民族编织了条理清晰的文明历史脉络。在这条历史脉络中,将黄帝树立为中国历史第一人而被后世所推崇。黄帝不仅是后世帝王及诸侯的祖先,也是各族庶民百姓的共同祖先,以至于中原以远的边疆各族心甘情愿地争相认祖归宗。最具影响力的史家,就是记述拓跋鲜卑诸朝历史的正统史书《魏书》编撰者北齐史家魏收。
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历代史家作品层出不穷,最终凝聚成为系列中华正统史书二十六史。从时代上看,除了《史记》为通史之外,其余二十五部均为断代史。记述拓跋魏诸朝历史的正统史书《魏书》,其写作方法几与《史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史记》以西汉历史为重点,但是将西汉以前上古至秦的史实从头说起;《魏书》以拓跋魏诸朝历史为重点,记述了北魏以前从嘎仙洞至拓跋代国的史实。因此可以说《魏书》是一部拓跋氏兴亡过程的通史。对于拓跋氏祖源,魏收在《魏书》的《序纪》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后代史家多以司马迁的《史记》写法为圭臬。与《史记》以“黄帝纪”为开篇一样,魏收以《魏书·序纪》为纲,以“姓氏志”为目,遵循司马迁《史记》体例,展示了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发展的历史脉络。魏收在开篇的《序纪》里,将拓跋氏的祖先与华夏始祖五帝紧密联系,说拓跋氏的初祖是黄帝的儿子昌意的少子,即黄帝之孙,而且拓跋氏的祖先始均曾经加入尧的部落联盟,并为驱逐女魃出过力;始均还受过帝舜的嘉奖,被命为田祖。同时他还解释说:“拓跋”二字意为“后土”,与黄帝“以土德王”意义相通(魏收《魏书·序纪》)。意图就是要表明拓跋氏的祖源,是自黄帝部落分化出去的一支。
这种说法虽然明显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此外能够为拓跋氏祖源出处提供佐证的史料几近于无,所以对于拓跋氏的源头,至今仍不能不以魏收的记载为据。追索相关史料我们知道,昌意原本是黄帝与正妃嫘祖所生之少子,按照“黄帝纪”的记载似乎实有其人;至于昌意总共生有多少个儿子,昌意的少子姓甚名谁,并没有明确的记录,因此魏收的说法便只好听便。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将拓跋氏的祖源附会于黄帝,并非外族的强加,而是由拓跋氏统治者主动发起。魏收供职于鲜卑人执政的北齐,敢于将鲜卑祖源向华夏初祖黄帝靠拢,显然还有着更为强势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体现着北魏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孝文帝带头将拓跋鲜卑姓氏改姓为元,公开标榜自己是华夏始祖黄帝的后裔。其实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也并非数典忘祖,他的老祖宗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在登基之初,就曾经赞许群臣“国家继黄帝之后”的奏言。
从另一方面看,北魏王朝将拓跋氏祖先挂到昌意名下,应该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结果。首先,昌意是嫘祖之子,嫘祖是黄帝正妃,因此拓跋氏便是黄帝的嫡系,并非庶出;其次,昌意长子颛顼接替黄帝而成为五帝之中的第二位,作为昌意少子的拓跋初祖,与颛顼辈分相同,因此地位极高;其三,昌意有兄长玄嚣,玄嚣这一支直到孙辈高辛才获得帝位,高辛即五帝之中的第三位帝喾,对于拓跋初祖来说属于族子,在辈分和地位两方面,昌意都占据制高点,不但北朝各部落姓氏望尘莫及,即使华夏各族姓氏也难以超越。
面对北朝民族融合的强大历史潮流,总结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魏收将北朝建国以来陆续修订的史料辑入《魏书》,全面地总结了十六国北朝时代民族融合的巨大成就,通过向黄帝的认祖归宗,进而将黄帝从华夏祖先推为北朝各族的共同祖先,客观上也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总趋势。
鲜卑人生活复原图
公元二世纪前后崛起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鲜卑拓拔部,名号如何得来,史学界同样众说纷纭。主要原因是可资研究的文献不足。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根据《魏书》的“黄帝以土德为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又据《资治通鉴》,北魏孝文帝在改姓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然而这些都只属于北魏的官方解释而旁证并不充分,所以后来的史家或指斥为假托、附会,或看成“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对于拓拔名号的另一种说法,来自《宋书》卷95《索虏传》:“索头虏姓拓拔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又《南齐书》卷57《魏虏传》:“初,匈奴女名拓拔,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致是乃改姓焉。”显然,这种说法乃来自《宋书》。拓拔,或写作托拔、托跋等等,应该是同一个名号的不同音译。
从嘎仙洞石壁祝文“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内容看,鲜卑首领最初都是称为“可汗”的。根据《魏书》记载,鲜卑族在走出大兴安岭迁往漠南这个重要事件前后,献帝临对本部落进行了一次大分割。“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魏书》卷113)。
这说明,在献帝这次部族重新整合之后,八部的结构才稳定下来。在这以前尚没有拓拔部名。《魏书》记载,领导鲜卑部众南迁的两位首领宣帝、献帝都号曰推寅,却不见拓拔名号,可见拓拔部名不从那时始。据《魏书》卷1序记》,拓拔鲜卑从“大泽”(呼伦湖)南迁,始于献帝邻晚年,完成于诘汾时期。在“匈奴故地”阴山中部地区扎根立足,则是力微时期。是力微长达58年的统治,奠定了这个氏族和部落在北中国的历史地位。
力微与中原政权正式交往是在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其后交往日密。但《晋书》等史料中都是以鲜卑力微相称,不见拓拔之号。因此有人猜测,力微时代的拓拔鲜卑,乃是整个部族的他称,只是到了力微去世以后,才逐渐作为自称而成为部族正式名称的。
根据《魏书》和孝文帝改姓诏书,拓拔是一个复合词,是由表示土地的“拓”与表示君主的“跋”两个单词复合而成。“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将自己部族的源头与中华的人文始祖黄帝联系起来,虽然有自我美化姓氏的成分,但一些研究鲜卑史的权威学者,仍然在古代语言的发音中找到某些根据。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就在蒙古语里找到表示泥土的“拓”,在通古斯语中找到表示君长的“跋”的对音,但他仍认为鲜卑拓拔部“谓土为拓,谓后为跋”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攀附(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
当代学者罗新在他新近出版的《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一书中,对古今鲜卑学者的考证进行充分的对比研究,认为古突厥语中有很多与土地有关的作为官方名号的词汇。这也与古代汉语中的“伯”字所具有的“君长”意义有关。
根据罗新的研究,认为“拓拔”是一个由官号和官称相结合的复合词。“拓”,意为土地,可引申为国土、领土。而“跋”这个词是否就是“后(君主)”呢?“跋”在突厥时代和突厥语诸民族中确实相当常见,怀疑很可能是从伊朗语转借而来,其原形是萨珊王朝王号中的一组发音,意为神圣(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公元3世纪后期,萨珊政权的影响力开始影响到阿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带,这恰好是蒙古高原上鲜卑诸部政治发育进入全新时期,即从部落向原始国家形态过度的时期。这说明鲜卑采用“跋”这称号,不一定晚于萨珊波斯,自然也
不能说从萨珊波斯借入的问题。因此罗新的观点较为可信:“拓拔”一词,在初始时只是该部落所担任职务的称号,后来凝固成该部落名称,并进一步成为该部族的家族姓氏。这种以官职为姓的例证在华夏和古代各民族中都很常见。
第六章 鲜卑祖源及其名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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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从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走出、在蒙古草原成长壮大、最终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古鲜卑族的族源究竟何处,就如同不能贸然说大河之水来自哪一条支流一样,在没有人类学和语言学强力支持的前提下,同样不能得到精确的判断。我们只好凭借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推测。
三国时东吴史学家韦昭在注解《国语》时曾讲,鲜卑来自东夷国。有学者赞同这个说法,并进一步阐述“鲜卑是上古东夷大支系邾娄——重黎——祝融的后代”,更有史学家推测,鲜卑先世可能是古老文献《竹书纪年》所录九夷中的白夷,属于东夷北支系统;联系《史记·鲁周公世家》提到武庚的叛乱正是在东夷地区,鲜卑得以参与诸侯大会,极有可能是出于周成王安抚东夷诸国的怀柔策略。“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韦昭注: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鲜卑,东夷国。燎,庭燎也”(《国语》卷十四,《晋语八》)。
就是说,西周初期,周成王姬诵平息武庚的叛乱后,成王亲自来到歧阳(今陕西歧山县东北),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鲜卑也被邀请出席;然而在当时中原人心目中,鲜卑和楚都是被排除在诸夏之外的蛮夷,所以不能上台参与会盟,只能替大会守护拜祭山川与神灵的火堆。此篇以及其它先秦时期的相关记录,均证实“鲜卑”一词作为族名,在匈奴突击东胡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文献中,《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司马迁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裴駰集解:“号有熊。”司马贞索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黄帝即位据说是公元前2697年,即位时20岁,据此推算,其生卒年份,传说为公元前2717——公元前2599年。
北魏孝文帝像
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纲,以《三代世表》为目,为中华民族编织了条理清晰的文明历史脉络。在这条历史脉络中,将黄帝树立为中国历史第一人而被后世所推崇。黄帝不仅是后世帝王及诸侯的祖先,也是各族庶民百姓的共同祖先,以至于中原以远的边疆各族心甘情愿地争相认祖归宗。最具影响力的史家,就是记述拓跋鲜卑诸朝历史的正统史书《魏书》编撰者北齐史家魏收。
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历代史家作品层出不穷,最终凝聚成为系列中华正统史书二十六史。从时代上看,除了《史记》为通史之外,其余二十五部均为断代史。记述拓跋魏诸朝历史的正统史书《魏书》,其写作方法几与《史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史记》以西汉历史为重点,但是将西汉以前上古至秦的史实从头说起;《魏书》以拓跋魏诸朝历史为重点,记述了北魏以前从嘎仙洞至拓跋代国的史实。因此可以说《魏书》是一部拓跋氏兴亡过程的通史。对于拓跋氏祖源,魏收在《魏书》的《序纪》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后代史家多以司马迁的《史记》写法为圭臬。与《史记》以“黄帝纪”为开篇一样,魏收以《魏书·序纪》为纲,以“姓氏志”为目,遵循司马迁《史记》体例,展示了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发展的历史脉络。魏收在开篇的《序纪》里,将拓跋氏的祖先与华夏始祖五帝紧密联系,说拓跋氏的初祖是黄帝的儿子昌意的少子,即黄帝之孙,而且拓跋氏的祖先始均曾经加入尧的部落联盟,并为驱逐女魃出过力;始均还受过帝舜的嘉奖,被命为田祖。同时他还解释说:“拓跋”二字意为“后土”,与黄帝“以土德王”意义相通(魏收《魏书·序纪》)。意图就是要表明拓跋氏的祖源,是自黄帝部落分化出去的一支。
这种说法虽然明显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此外能够为拓跋氏祖源出处提供佐证的史料几近于无,所以对于拓跋氏的源头,至今仍不能不以魏收的记载为据。追索相关史料我们知道,昌意原本是黄帝与正妃嫘祖所生之少子,按照“黄帝纪”的记载似乎实有其人;至于昌意总共生有多少个儿子,昌意的少子姓甚名谁,并没有明确的记录,因此魏收的说法便只好听便。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将拓跋氏的祖源附会于黄帝,并非外族的强加,而是由拓跋氏统治者主动发起。魏收供职于鲜卑人执政的北齐,敢于将鲜卑祖源向华夏初祖黄帝靠拢,显然还有着更为强势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体现着北魏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孝文帝带头将拓跋鲜卑姓氏改姓为元,公开标榜自己是华夏始祖黄帝的后裔。其实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也并非数典忘祖,他的老祖宗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在登基之初,就曾经赞许群臣“国家继黄帝之后”的奏言。
从另一方面看,北魏王朝将拓跋氏祖先挂到昌意名下,应该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结果。首先,昌意是嫘祖之子,嫘祖是黄帝正妃,因此拓跋氏便是黄帝的嫡系,并非庶出;其次,昌意长子颛顼接替黄帝而成为五帝之中的第二位,作为昌意少子的拓跋初祖,与颛顼辈分相同,因此地位极高;其三,昌意有兄长玄嚣,玄嚣这一支直到孙辈高辛才获得帝位,高辛即五帝之中的第三位帝喾,对于拓跋初祖来说属于族子,在辈分和地位两方面,昌意都占据制高点,不但北朝各部落姓氏望尘莫及,即使华夏各族姓氏也难以超越。
面对北朝民族融合的强大历史潮流,总结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魏收将北朝建国以来陆续修订的史料辑入《魏书》,全面地总结了十六国北朝时代民族融合的巨大成就,通过向黄帝的认祖归宗,进而将黄帝从华夏祖先推为北朝各族的共同祖先,客观上也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总趋势。
鲜卑人生活复原图
公元二世纪前后崛起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鲜卑拓拔部,名号如何得来,史学界同样众说纷纭。主要原因是可资研究的文献不足。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根据《魏书》的“黄帝以土德为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又据《资治通鉴》,北魏孝文帝在改姓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然而这些都只属于北魏的官方解释而旁证并不充分,所以后来的史家或指斥为假托、附会,或看成“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对于拓拔名号的另一种说法,来自《宋书》卷95《索虏传》:“索头虏姓拓拔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又《南齐书》卷57《魏虏传》:“初,匈奴女名拓拔,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致是乃改姓焉。”显然,这种说法乃来自《宋书》。拓拔,或写作托拔、托跋等等,应该是同一个名号的不同音译。
从嘎仙洞石壁祝文“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内容看,鲜卑首领最初都是称为“可汗”的。根据《魏书》记载,鲜卑族在走出大兴安岭迁往漠南这个重要事件前后,献帝临对本部落进行了一次大分割。“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魏书》卷113)。
这说明,在献帝这次部族重新整合之后,八部的结构才稳定下来。在这以前尚没有拓拔部名。《魏书》记载,领导鲜卑部众南迁的两位首领宣帝、献帝都号曰推寅,却不见拓拔名号,可见拓拔部名不从那时始。据《魏书》卷1序记》,拓拔鲜卑从“大泽”(呼伦湖)南迁,始于献帝邻晚年,完成于诘汾时期。在“匈奴故地”阴山中部地区扎根立足,则是力微时期。是力微长达58年的统治,奠定了这个氏族和部落在北中国的历史地位。
力微与中原政权正式交往是在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其后交往日密。但《晋书》等史料中都是以鲜卑力微相称,不见拓拔之号。因此有人猜测,力微时代的拓拔鲜卑,乃是整个部族的他称,只是到了力微去世以后,才逐渐作为自称而成为部族正式名称的。
根据《魏书》和孝文帝改姓诏书,拓拔是一个复合词,是由表示土地的“拓”与表示君主的“跋”两个单词复合而成。“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将自己部族的源头与中华的人文始祖黄帝联系起来,虽然有自我美化姓氏的成分,但一些研究鲜卑史的权威学者,仍然在古代语言的发音中找到某些根据。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就在蒙古语里找到表示泥土的“拓”,在通古斯语中找到表示君长的“跋”的对音,但他仍认为鲜卑拓拔部“谓土为拓,谓后为跋”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攀附(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
当代学者罗新在他新近出版的《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一书中,对古今鲜卑学者的考证进行充分的对比研究,认为古突厥语中有很多与土地有关的作为官方名号的词汇。这也与古代汉语中的“伯”字所具有的“君长”意义有关。
根据罗新的研究,认为“拓拔”是一个由官号和官称相结合的复合词。“拓”,意为土地,可引申为国土、领土。而“跋”这个词是否就是“后(君主)”呢?“跋”在突厥时代和突厥语诸民族中确实相当常见,怀疑很可能是从伊朗语转借而来,其原形是萨珊王朝王号中的一组发音,意为神圣(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公元3世纪后期,萨珊政权的影响力开始影响到阿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带,这恰好是蒙古高原上鲜卑诸部政治发育进入全新时期,即从部落向原始国家形态过度的时期。这说明鲜卑采用“跋”这称号,不一定晚于萨珊波斯,自然也
不能说从萨珊波斯借入的问题。因此罗新的观点较为可信:“拓拔”一词,在初始时只是该部落所担任职务的称号,后来凝固成该部落名称,并进一步成为该部族的家族姓氏。这种以官职为姓的例证在华夏和古代各民族中都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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