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祖源及其名号考

《漠北春秋》
第六章 鲜卑祖源及其名号考
                
                
探讨从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走出、在蒙古草原成长壮大、最终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古鲜卑族的族源究竟何处，就如同不能贸然说大河之水来自哪一条支流一样，在没有人类学和语言学强力支持的前提下，同样不能得到精确的判断。我们只好凭借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推测。
三国时东吴史学家韦昭在注解《国语》时曾讲，鲜卑来自东夷国。有学者赞同这个说法，并进一步阐述“鲜卑是上古东夷大支系邾娄——重黎——祝融的后代”，更有史学家推测，鲜卑先世可能是古老文献《竹书纪年》所录九夷中的白夷，属于东夷北支系统；联系《史记·鲁周公世家》提到武庚的叛乱正是在东夷地区，鲜卑得以参与诸侯大会，极有可能是出于周成王安抚东夷诸国的怀柔策略。“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韦昭注：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鲜卑，东夷国。燎，庭燎也”（《国语》卷十四，《晋语八》）。
就是说，西周初期，周成王姬诵平息武庚的叛乱后，成王亲自来到歧阳（今陕西歧山县东北），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鲜卑也被邀请出席；然而在当时中原人心目中，鲜卑和楚都是被排除在诸夏之外的蛮夷，所以不能上台参与会盟，只能替大会守护拜祭山川与神灵的火堆。此篇以及其它先秦时期的相关记录，均证实“鲜卑”一词作为族名，在匈奴突击东胡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文献中，《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司马迁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裴駰集解：“号有熊。”司马贞索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黄帝即位据说是公元前2697年，即位时20岁，据此推算，其生卒年份，传说为公元前2717——公元前2599年。
 北魏孝文帝像
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纲，以《三代世表》为目，为中华民族编织了条理清晰的文明历史脉络。在这条历史脉络中，将黄帝树立为中国历史第一人而被后世所推崇。黄帝不仅是后世帝王及诸侯的祖先，也是各族庶民百姓的共同祖先，以至于中原以远的边疆各族心甘情愿地争相认祖归宗。最具影响力的史家，就是记述拓跋鲜卑诸朝历史的正统史书《魏书》编撰者北齐史家魏收。
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历代史家作品层出不穷，最终凝聚成为系列中华正统史书二十六史。从时代上看，除了《史记》为通史之外，其余二十五部均为断代史。记述拓跋魏诸朝历史的正统史书《魏书》，其写作方法几与《史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史记》以西汉历史为重点，但是将西汉以前上古至秦的史实从头说起；《魏书》以拓跋魏诸朝历史为重点，记述了北魏以前从嘎仙洞至拓跋代国的史实。因此可以说《魏书》是一部拓跋氏兴亡过程的通史。对于拓跋氏祖源，魏收在《魏书》的《序纪》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后代史家多以司马迁的《史记》写法为圭臬。与《史记》以“黄帝纪”为开篇一样，魏收以《魏书·序纪》为纲，以“姓氏志”为目，遵循司马迁《史记》体例，展示了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发展的历史脉络。魏收在开篇的《序纪》里，将拓跋氏的祖先与华夏始祖五帝紧密联系，说拓跋氏的初祖是黄帝的儿子昌意的少子，即黄帝之孙，而且拓跋氏的祖先始均曾经加入尧的部落联盟，并为驱逐女魃出过力；始均还受过帝舜的嘉奖，被命为田祖。同时他还解释说：“拓跋”二字意为“后土”，与黄帝“以土德王”意义相通（魏收《魏书·序纪》）。意图就是要表明拓跋氏的祖源，是自黄帝部落分化出去的一支。
这种说法虽然明显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此外能够为拓跋氏祖源出处提供佐证的史料几近于无，所以对于拓跋氏的源头，至今仍不能不以魏收的记载为据。追索相关史料我们知道，昌意原本是黄帝与正妃嫘祖所生之少子，按照“黄帝纪”的记载似乎实有其人；至于昌意总共生有多少个儿子，昌意的少子姓甚名谁，并没有明确的记录，因此魏收的说法便只好听便。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将拓跋氏的祖源附会于黄帝，并非外族的强加，而是由拓跋氏统治者主动发起。魏收供职于鲜卑人执政的北齐，敢于将鲜卑祖源向华夏初祖黄帝靠拢，显然还有着更为强势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体现着北魏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孝文帝带头将拓跋鲜卑姓氏改姓为元，公开标榜自己是华夏始祖黄帝的后裔。其实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也并非数典忘祖，他的老祖宗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在登基之初，就曾经赞许群臣“国家继黄帝之后”的奏言。
从另一方面看，北魏王朝将拓跋氏祖先挂到昌意名下，应该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结果。首先，昌意是嫘祖之子，嫘祖是黄帝正妃，因此拓跋氏便是黄帝的嫡系，并非庶出；其次，昌意长子颛顼接替黄帝而成为五帝之中的第二位，作为昌意少子的拓跋初祖，与颛顼辈分相同，因此地位极高；其三，昌意有兄长玄嚣，玄嚣这一支直到孙辈高辛才获得帝位，高辛即五帝之中的第三位帝喾，对于拓跋初祖来说属于族子，在辈分和地位两方面，昌意都占据制高点，不但北朝各部落姓氏望尘莫及，即使华夏各族姓氏也难以超越。
面对北朝民族融合的强大历史潮流，总结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魏收将北朝建国以来陆续修订的史料辑入《魏书》，全面地总结了十六国北朝时代民族融合的巨大成就，通过向黄帝的认祖归宗，进而将黄帝从华夏祖先推为北朝各族的共同祖先，客观上也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总趋势。
鲜卑人生活复原图
公元二世纪前后崛起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鲜卑拓拔部，名号如何得来，史学界同样众说纷纭。主要原因是可资研究的文献不足。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根据《魏书》的“黄帝以土德为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又据《资治通鉴》，北魏孝文帝在改姓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然而这些都只属于北魏的官方解释而旁证并不充分，所以后来的史家或指斥为假托、附会，或看成“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对于拓拔名号的另一种说法，来自《宋书》卷95《索虏传》：“索头虏姓拓拔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又《南齐书》卷57《魏虏传》：“初，匈奴女名拓拔，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致是乃改姓焉。”显然，这种说法乃来自《宋书》。拓拔，或写作托拔、托跋等等，应该是同一个名号的不同音译。
从嘎仙洞石壁祝文“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内容看，鲜卑首领最初都是称为“可汗”的。根据《魏书》记载，鲜卑族在走出大兴安岭迁往漠南这个重要事件前后，献帝临对本部落进行了一次大分割。“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魏书》卷113）。
这说明，在献帝这次部族重新整合之后，八部的结构才稳定下来。在这以前尚没有拓拔部名。《魏书》记载，领导鲜卑部众南迁的两位首领宣帝、献帝都号曰推寅，却不见拓拔名号，可见拓拔部名不从那时始。据《魏书》卷1序记》，拓拔鲜卑从“大泽”（呼伦湖）南迁，始于献帝邻晚年，完成于诘汾时期。在“匈奴故地”阴山中部地区扎根立足，则是力微时期。是力微长达58年的统治，奠定了这个氏族和部落在北中国的历史地位。
力微与中原政权正式交往是在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其后交往日密。但《晋书》等史料中都是以鲜卑力微相称，不见拓拔之号。因此有人猜测，力微时代的拓拔鲜卑，乃是整个部族的他称，只是到了力微去世以后，才逐渐作为自称而成为部族正式名称的。
根据《魏书》和孝文帝改姓诏书，拓拔是一个复合词，是由表示土地的“拓”与表示君主的“跋”两个单词复合而成。“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将自己部族的源头与中华的人文始祖黄帝联系起来，虽然有自我美化姓氏的成分，但一些研究鲜卑史的权威学者，仍然在古代语言的发音中找到某些根据。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就在蒙古语里找到表示泥土的“拓”，在通古斯语中找到表示君长的“跋”的对音，但他仍认为鲜卑拓拔部“谓土为拓，谓后为跋”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攀附（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
当代学者罗新在他新近出版的《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一书中，对古今鲜卑学者的考证进行充分的对比研究，认为古突厥语中有很多与土地有关的作为官方名号的词汇。这也与古代汉语中的“伯”字所具有的“君长”意义有关。
根据罗新的研究，认为“拓拔”是一个由官号和官称相结合的复合词。“拓”，意为土地，可引申为国土、领土。而“跋”这个词是否就是“后（君主）”呢？“跋”在突厥时代和突厥语诸民族中确实相当常见，怀疑很可能是从伊朗语转借而来，其原形是萨珊王朝王号中的一组发音，意为神圣（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公元3世纪后期，萨珊政权的影响力开始影响到阿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带，这恰好是蒙古高原上鲜卑诸部政治发育进入全新时期，即从部落向原始国家形态过度的时期。这说明鲜卑采用“跋”这称号，不一定晚于萨珊波斯，自然也
不能说从萨珊波斯借入的问题。因此罗新的观点较为可信：“拓拔”一词，在初始时只是该部落所担任职务的称号，后来凝固成该部落名称，并进一步成为该部族的家族姓氏。这种以官职为姓的例证在华夏和古代各民族中都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