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革命：数位化文化及建筑实践和理想的转变
本文为“全球知识围猎计划”第一期—— 12名校3年内最有影响力讲座解读系列第4篇： 普林斯顿大学史纪对话皮康
文章全长6200字，阅读完需12分钟。
前言：
It is not enough, however, to repeat the empty affirmation that the author hasdisappeared. ……Instead, we must locate the space left empty by the author'sdisappearance, follow the distribution of gaps and breaches, and watch for the openings this disappearance uncovers.
Michel Foucault ,1969
导读：
安托万·皮康（Antoine Picon）的本场讲座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2016年秋季学期“著作权（authorship）”系列讲座之一。本场讲座中皮康从技术史的视角探讨数位化文化（digital culture）影响下著作权的变革对建筑行业产生的影响，讲座的核心论点是数位化文化背景下著作权的概念会变得更加复杂。皮康认为不能简单论述著作权的增减，因为行业（profession）与学科（discipline）的诸多变化使得讨论本身变得更加复杂，本场讲座中皮康从行业的实践讲起，之后又回溯到对历史泛型的重新思考。讲座的内容粗略看去有些模糊，同时提出的疑问也多于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也正符合皮康对待著作权的讨论态度。皮康没有从著作权本身直接入手，而是从所有权（ownership）作为线索，从行业的变化作为索引，一步一步接近著作权讨论的内核。本文主线上基于皮康的讲座，同时穿插了讲座结束后的lucia的总结与讨论内容。
- 建筑实践围绕所有权的变革
只有巨人和侏儒可以幸存——建筑实践的组织架构转变
绝大部分关于数位化文化的讨论都是关于协同（collaboration）的——比如我们谈论数位化工作流（digital workflow）如何轻松地串联起设计的各个环节、比如大公司如何通过软件平台高效地协同领域间的合作等等。但是事实上，我们渐渐遗忘了数位化文化本质上是有关控制（control）的。以建筑信息模型（BIM）为例，谁去控制BIM的问题与BIM如何协同设计的问题一样重要。数位化文化中出现的协同与平均的趋势，其实背后隐藏的是更加复杂的联合与控制的问题。这种思维上的反差在历史上存在先例，电气时代到来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将变得分散化，但实际结果恰恰相反——电气时代的降临并未将世界细分为更小的单元，相反却带来了更加庞大的公司，更加严苛的控制。皮康认为，建筑实践（architecture practice）组织架构的转变正是协同与控制博弈的一个佐证。
首先，明星事务所的规模和层级在两极分化。柯布西耶1924年创立了事务所，照片的时刻（1956年）正是柯布西耶认为事务所的理想状态【图1】。相比之下，扎哈哈迪德事务所1979年成立，现今的规模超过400人，同时拥有更加复杂的层级和管理模式。这种增长的趋势概括了大多数建筑实践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明星建筑师还存在与之正相反的生存方式。同样成立于1979年，卒姆托的事务所在09年获得普利兹克奖时仍保持着15人的规模[1]。我们不难做出逻辑假设，最终的平衡态必定是一部分个体变得足够大——这样他们相互之间才能抗衡；而另外一部分个体变得足够小——这样他们才能在缝隙中变得不可替代。所以最终的平衡态必然是只有巨人和侏儒的共生世界。但问题是，这个趋向平衡的中间过程将是怎样的？
皮康认为巨人结构的实践组织模式直接带来了三点有关著作权的问题。
第一，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中的成员，特别是没在网站上列出的270位“非核心”成员，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历史上，柯布西耶工作室成员中，很多年轻建筑师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柯布西耶开始自己的独立实践，其中比较知名的有Albert Frey。另一方面，诸如SOM的大型明星实践，也诞生了Gordon Bunshaft这种具有强烈个人识别度的建筑师【图2】。然而，这两种情况在今天都很难重现，大型建筑实践中的成员其实与整个实践的著作权是分离的，或者说大型实践中的个体表达著作权的途径是困难的。而数位化文化的兴起，除了使得实践组织架构巩固庞大，其中出现的新工艺技术和新生产方式，也将个体建筑师屏蔽于精细的分类中，从而造成了建筑师对于著作权思考的集体性缺失。
第二，人们之所以迷恋卒姆托这样的建筑师是由于卒姆托的建筑实践直接将建筑的著作权与设计师个体连接，这是当下大型建筑实践无法做到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建筑教育应该训练“一般建筑师”还是“明星建筑师”？这两者的概念又是如何制定的呢？学校应该培养BIG这种明星实践吗？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局限在建筑学的知识框架之下，因为明星建筑实践的内容存在很多建筑学之外其他层面的内容，比如怎样应对媒体、如何宣传自己等等。而我们看到的具有作者特质的小型明星建筑实践，其著作权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后者的。
第三，作者（author）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产出作品（work）。而目前大部分实践都在产出“行动”而非“作品”。这里的行动，对于大型的建筑实践来说就是管理、协同与运营；对于小的建筑实践来说，则是对于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与应用。当下，很多明星实践都将“拯救世界”作为自己的建筑行动。拯救世界的行动不但为作品提供了安全正确的阵营，还大幅度增加了展览和获奖的机会。当今，拯救世界的行动逐渐成为了一个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产业和建筑行业本质上是冲突的：拯救世界本质上不是一个生产行为，如何能一边拯救世界一边给员工发薪水？
相互嵌套的著作权——数字模型、软件包和开源库产生的影响
电脑软件的编写往往涉及到诸多复杂环节，其中每个环节的代码在某种程度上都嵌入了程序编写者的著作权。这种内嵌著作权的工具和早前人们使用的诸如罗盘仪这类工具不同，因为后者无论精细复杂到何种程度，都不会与一个明确的作者捆绑。而现在建筑师使用绘图软件绘图，其实是将自己的著作权叠加到嵌套在软件中的既有著作权之上，而多数情况下建筑师没有察觉到这种复杂的叠加嵌套关系。历史上，建筑师往往会有意识地强调对于著作权的控制。17世纪时，克洛德·佩罗（Claude Perrault）对于古典柱式（classical orders）研究背后存在的野心在于将之后所有基于他研究的应用都嵌入自己的著作权。相似的野心也存在于柯布西耶总结的模数人（modulor）之中。而现在，相似的行为随着数位化的发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种缺失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其一，建筑师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数位化文化以及计算文化（Computation Literacy）中模型的应用。Axel Kilian在探讨数位模型（digital model）时质疑建筑师如何对模型中既有的签名（比如开源库编写者构建的算法）进行充分重塑，从而即严谨又具有创意地应用模型以保证设计的独特性[2]。特别是当所谓“参数化”模型被打包成简单易用的“工具包”之后，建筑师使用模型时往往将其作为一个“隐喻的（metaphorical）模型”，而不是“生成的（generative）模型”，从表面上讲是忽略了计算文化的内核，深挖则是建筑师始终没有形成对于计算文化的信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工具包”的概念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数位化文化和计算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说把创作建筑的工具从一把小刀变成了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瑞士军刀。由于我们使用工具的方法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机器人不仅仅是个精密而复杂的锤子，关于建筑师从Craftsman变身为Digital Craftsman的观点也只是浪漫而不切实际的臆断。
第二点，除了建筑师的无意识外，数位化文化本身的特性也使得关于著作权的讨论更加复杂。毫无疑问，数位文化本质上具有共享的特征。虽说建筑实践长久以来也存在建筑师相互借鉴、复制的传统，但是两者的速度不可同日而语。以Thingiverse[3]为代表的通过数位化技术分享物理物体（制作）的网站在飞快发展。Thingiverse上拥有接近80万的数字模型，而这些数字模型是由用户自发上传并且完全开源的。建筑方面类似的网站例如Paperhouse[4]，也为建筑师建立起了类似的开源的平台【图3】。这种基于网络的快速复制完全打破了之前存在的种种界限。对于建筑来说，开元可以指代对创意的分享，这种分享使得原本存在的著作权被快速平均分配到物理世界的各个角落，使得能被人们贴上标签的著作权迅速减少。
- 著作权的历史沿革
设计的新状态——作者身份的确立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人们对于著作权的关注确实是近代的现象。法国历史学家Roger Chartier对于图书和出版业的研究为这个话题提供了诸多线索。虽然作者的概念出现时间很早，但是早期基本没有哪个作者被人们看作是与众不同的声音。相反，人们习惯于将相关的作者、以及他们的著作绑定在一起。这种捆绑以实体书作为介质，而这些被置于书架上的书目，也成了相关领域知识的指代物。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基本不会直接将知识链接到具体某个个体身上，甚至有些时候人们会混淆同一领域的作者。这个事情在当时的建筑领域也有例证。比较明显的就是人们对于版权的诚实性（integrity）没有概念。十七世纪末，法国建筑师Augustin-Charlesd'Aviler出版了名为Cours d'architecture[5]的书籍。而将近一个世纪后，这本书被另一个作者更换掉原有内容，却署以相同的题目和原作者再版[6]。人们对这件事习以为常，认为用同样题目再版是对之前作者的一个评论，这说明著作权在当时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与这个问题相呼应的是人们对于阅读的态度。现今我们理解的阅读概念倾向于一种个体行为——一种将读者和作者两个个体直接链接的行为。然而这种概念的确立是十八世纪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阅读是一个集体的行为。无论书目是何种内容，阅读行为通常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由一个人大声朗读出来给其他人听【图4】。
直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批评家和作家Denis Diderot才建立起了现代的作者概念。同时期在建筑学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在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之间的时间段，建筑学科的研究内核集中在两件事上：一般的原则（general principle）和具体的房子（building）。而十八世纪出现的以布雷（Étienne-Louis Boullée）的牛顿纪念堂为代表的“不可建造”建筑方案，是建筑设计的一个全新状态。相似的事情同样体现在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的作品之中【图5】。这种全新设计状态的出现是设计者对于著作权表达方式的一种新尝试，同时这些作品的流行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著作权概念逐渐强化而明晰的过程。
个体非作者——建筑师的多重身份
建筑的实践，从来都是充满很多个体人物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是作者。这个群体中存在作者，也存在企业家（entrepreneur）和营造商（builder）。自十八世纪以来，身兼企业家和建筑师两种身份是不被看好的。但是关于这一点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中也出现了佩雷（Auguste Perret）这样既是营造商又是建筑师的出色人物。直到现在，这个讨论也没有结束，建筑师身兼数职的情形会继续出现。所以透过这种复杂的限定看来，人们之所以崇拜扎哈哈迪德，是因为扎哈是一个抽离了其他身份，而被清晰定义的一个作者。在这个建筑师的产出逐渐被一系列行动或是服务行为代替的时候，扎哈的个体形象还是清晰地与一些列作品联系。建筑从业者对著作权的信仰还是存在的，而此时此刻我们对于著作权的崇拜达到了顶峰。我们之所以如此相信一个个体，因为这个个体的存在是对著作权幸存的认证。
皮康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种复杂的身份情境下，特别是现在数位化文化出现后建筑师的身份可能被进一步拓广的情境下，著作权不会再是一个浪漫的定义。我们需要别无选择地走出对于著作权的浪漫认识，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筑理解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建筑生产相兼容。在数位化文化的影响下，建筑师会从一个作者向一个决策者过度，建筑实践的产出会从作品向一系列事件过渡。本质上，数位化文化并不是关于某个物体的，而是基于0或1数字的一系列选择事件。这些事件会形成不同的可能性组合，这些组合的情况（situation）本身便是数位化文化下的建筑。从操作角度来说，结合本文之前讨论的数字模型问题，数位化文化使得“如何做（how）”的问题变得简单，而“为什么做（why）”的问题变得复杂，这也就是使得建筑师更加倾向于成为一个决策者。
- 结语
Coding is a pervasive operation that seems have transformed architecture into a kind of ghostly apparatus without a master puppeteer.
Lucia Allais
讲座的后半段，Lucia Allais对于皮康的论述内容进行了一个极为精炼而准确的概括，以下为笔者的翻译整理，与大家分享：
法国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罗兰巴特1967年对author的论述宣判了这一概念的死刑[7]，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结束了自二十世纪早期便开始的围绕这一话题的争论。与之不同的是，福柯认为作者的诸多功能在学院（institution）中得以幸存，学者应该对其加以持续的关注[8]。皮康本场讲座的内容可以理解为福柯观点的建筑化解读，而诸如版权以及所有权等概念正是著作权幸存功能的体现。皮康的论述基于将建筑学知识专业化以及工业化的视角，重新思考历史范型（paradigm）。与其他理论家不同的是，皮康并未直接提出一个新的存在论（Ontology）——即企图论证数位化（digital）的语境将彻底改变建筑学的认识论（epistemology）。皮康认为建筑学数位化的讨论重点不应简单归结为基于数字和编码的大换血，而更应通过技术历史的角度阐述编码血液注入到建筑学知识体系时所产生的排异和阻力。这种观点直接带来了两个结果，其一，皮康反对建筑学在数位化文化下会发生平顺（smooth）变革的意识形态，更复杂的数字编码并不会直接带来更多层次的作者，更加“非线性”的建筑并不能直接促进更民主的社会。其二，皮康并未推测建筑学面对重大科技变革时会发生的戏剧转变，而是主张从历史泛型入手，思考新的数位化文化语境中事情的可能性与复杂性。
基于这种立场，Lucia大致总结了一下几点皮康所讲的核心内容：
第一，现在的建筑实践尽管规模变大，但是还是对于工作室模式（atelier）的延续。与熟练精通相反，著作权正在民主化。与之相对的是，建筑学领域正在巩固着“明星”的地位。建筑师代际间的断层正好提供了这些明星活动所需的空间。占据了建筑学很大比例的策展模式（curatorial model）也是类似的，总存在一个突出的策展人和一群年轻的参与者。这种代际之间的活动关系其实在柯布西耶（甚至更早）的时候便已经出现。
第二，机器人的流行是对著作权的怀旧式重现。皮康明确指出，人们最初认为电脑介入设计的身份是作为“设计伙伴”，而现今电脑真实降临时却以“机器人”的身份出现，这与人们当初的设想差异巨大。皮康认为所有的学校都渴望拥有机器人，一方面机器人成为了衡量学校是否出众的标准，进而机器人成为了为学校博得名望的装饰物。此外，机器人是怀旧的选择。第一波数位化运动产出的画图机器，以及第二批产出的一系列具有表现性的机器人，都是在强调建筑创作这一特殊的行为，都在强调一个“明星”的作者，本质上都是人们寻求新的媒介以表达被淡化已久的著作权。特别是机器人作为第二波数位化运动的代表，就非常擅长表现丢失著作权的焦虑。
第三，对于书的回归可以解释代码（code）的许多问题。通常来讲，数位化文化中关于回归书本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书本是代码最原始的诞生地”这一论点上。法典的存在好比是将线性的文字组织成复杂结构的数位化过程。皮康的书中也引用了Mario Carpo的观点，指出代码是一个暗室，建筑师可以对其进行私自的操作。此外， Kittler认为文字从来就不是线性的，书页本身是一个二维的图像。在文字被“放上去”之前，书页上就存在了一个网格。所以文字在书页上出现其实与像素在图片上出现的道理是相似的。皮康的论述本质上是这个的建筑版本，即代码并不是抽离了建筑的内在灵魂，而蕴含着远比我们想象的多的可能性以及空间属性。皮康举的阅读的例子就是阐释集体阅读行为产生了很多小的信息流通的空间散布在城市之中，即一种对著作权行为的变更引起的物理空间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讲座的最后皮康与Lucia Allais，Sylvia Lavin， Axel Kilian等人的开放讨论内容设计到历史理论、艺术史以及计算文化等多个方面，笔者认为精彩至极，但受篇幅所限，不能原文呈现，故将其内容在行文中穿插，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原版讲座。
参考文献：
[1]http://www.pritzkerprize.com/2009/bio
[2] Kilian, Axel. “The Question of the Underlying Model and its Impacton Design.” 306090 Books Volume 11(2007): 208-213
[3] https://www.thingiverse.com/
[5]d'Aviler, AugustinCharles, and Giacomo Barozzi da Vignola.Coursd'architecture... Vol. 2. chez George Gallet, 1700.
[6]Blondel,Jacques-François.Coursd'architecture. Vol. 5. Monum, Éditions du patrimoine, 1777.
[7]Barthes, Roland."11 The Death of the Author."MediaTexts, Authors and Readers: A Reader(1994):166.
[8]Foucault, Michel.The foucault reader. Pantheon,1984.
作者：
史纪 | Ji Shi
史纪，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硕士。史纪设计建筑及机器，他目前的研究涉及建筑机器人与机器人建造。
Ji Shi recieved M.Arch.II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Ji designs buildings and machines.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rchitectural robotics and digital fabr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