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如今的我更“自私”一些
这篇文章记录2016年对杨照老师的一次访谈。
杨照，1963年生，台湾作家、学者、媒体人。曾任《明日报》总主笔、《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等职。现为新汇流基金会董事长，主持多个电台节目，并固定在诚品讲堂等长期开设课程。出版多部小说、随笔集。
多年来，杨照像一台全频段的收音机一样，开放全身的感官，敏锐地捕捉着外界的各种信息，并快速及时地作出回应。年过四十之后，他有意识地关闭一些频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他越来越疏远新闻媒体，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新闻，觉得耳根清净多了，人也变得更轻松、自在和随性。
不过他依然是那个杨照，人群中最勤勉的那一位。文章没有少写，书接二连三地出版，节目没有少做，在各地来回奔波，讲座一个接着一个。台湾作家张大春与他交厚，评价他“年过四十以后的杨照，几乎在每一个他所接触的领域上都能发表深入浅出而博览覃思的意见”，“所知不太妙，每事问杨照”。只需看一下他近年在大陆出版的作品，就涉及政治、历史、思想、文学、音乐，甚至“亲子育儿”多个领域。驳杂的杨照，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一派谦和的语气与温柔的腔调，但往事的跌宕里，也透着知识分子独特的风骨与骄傲。
少年英雄主义的情怀
杨照与女儿李其叡在某视频网站上做了一档音乐节目《呼吸》，女儿其叡是一位才华初显的少女钢琴家，她在节目里弹钢琴、讲钢琴，杨照也在一旁聆听、讲解，从古典音乐谈到绘画、文学，浓厚的艺术气息和温情溢满屏幕。很多观众艳羡杨照与女儿知交好友一般的关系，也有观众纳闷，“这父女两怎么回事，一个姓杨，一个姓李？”
杨照不是他的本名，他原本叫李明骏，出生于台湾花莲县一个外省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家境还算不错。幼时他混迹于台北的集贸市场——“晴光市场”，这里有着非常浓厚的日本街区风格，又靠近圆山美军顾问团所在地，他家所在的“双城街”是服务于美军的酒吧街，所以杨照自小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环境里长大。
他所在的街区并不清净，有着一个本省帮派“牛埔帮”，校园里小流氓经常打架斗殴，杨照也不是个乖乖念书的好学生，每天踢球逃课，差点被发配到“放牛班”。但在初三那年，他实现了从“学渣”到“学霸”的跨越，某次模拟考中，得了全年级第一名，令所有人都傻了眼，接着考上了知名的台北建国高中。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杨照说，这归功于父母对他宽松的教育，以及他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广泛阅读的习惯。
阅读是惠及终身的爱好。杨照把自己归结于台湾战后“最后的贫穷一代”，“匮乏”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进电影院看电影，总觉得是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机会，所以什么细节都不想错过。对于阅读，非常认真、饥渴、专注。大量的阅读养成一种个性上的习惯：没有什么事值得太惊小怪。”
为了领略川端康成文字的魅力，他可以去努力钻研日文；为了触及英文经典，他死啃英文。杨照坦言，台湾那一代文化人受美国影响很大，“我们学习英文，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那代表着我们接触世界的机会。”他记忆深刻的是在建国中学街对面“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图书馆里度过的时光。在那里，他读了霍桑、海明威等美国作家的经典小说，《美国宪法》《联邦论》等关于美国立国精神的相关文献。“知道了世界之大，就不会觉得在学校里读的那几本破课本有什么意义，考试考了几分也没那么在意。”
除了对知识的饥渴与崇拜，杨照那一代学人还有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改变社会的勇气。生活在一个禁闭和压抑的年代，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等曾深深地冲击他的心灵。“国民党那一套威权的东西太可怕了，它轻易不可能垮台，我们准备好了一辈子与之周旋，一代一代地接力。”
他记得在台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他与几位同窗好友一起喝酒，聊到了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几个人突发奇想，每人也要为自己设计一句墓志铭。一位朋友说，“我只希望我死的时候，我墓碑上面写着：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他死前成功地看到国民党倒台。”所有人心悦诚服，话题立刻被终结——因为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答案。
后来杨照去美国留学，也怀着少年英雄主义式的情怀：“我一定会回台湾。回到台湾一定会惹祸，一定会被抓捕。”
两股力量一直在拉扯
杨照的写作从中学开始，起先他写诗，换着不同的笔名发表。到了20岁，明确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写诗，而诗歌也并不适合被当作一种抵抗现实的武器，于是他开始写小说。
大学毕业后服兵役，在军队中看到了许多荒谬事，他写了一系列的“军旅杂记”，因为触犯了禁忌，被台湾情报系统逮到，当时他用的笔名正好是“杨照”。相关部门找他约谈，用各种方式对他进行恐吓，他不为所动：“你们既然找到我，我就没有必要再换名字。”之后他都沿用这个笔名，“本来它只是我众多笔名中的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但我想我有理由特别地偏好它。”
杨照有他的个性和棱角，即使做不成一名革命者，也很难做一名静坐书斋的知识分子。有一段时间，两股力量在他身上拉扯，但象牙塔里经营专业的热情，终究敌不过社会的召唤。最终是与学院派的“教授”愈行愈远，走上了“知识分子”道路，“所谓知识分子不一定要触碰政治，但一定要关心社会议题，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批评、解释甚至挑战社会。”
1987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之前一个多月，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出生的地方正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这种不在场的焦虑深深的吞噬着他。“当时我的朋友搞革命的搞革命，编报纸的编报纸，经常寄大堆东西到美国来，于是身在美国的我开始撰写台湾时评，卷入越来越深。”
1993年，杨照得到了一个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当研究助理的机会。当他一回到台湾社会，现实的质感又立马打败了他专注于学术的热情。导师杜维明觉得他放弃博士学位很可惜，对他做了一些“通融”，博士论文的题目由对“两汉经学”的研究变成了“台湾战后政治经济”，但最终还是未果。“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手的研究。到现在我还是很庆幸当年做了这个决定。在台湾最关键的时刻，我见到了很多莫名其妙，又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史语所待了一年，1994年杨照进了民进党许信良的团队。之前准备好为之奋斗终身的“民主”似乎来得太快，1996年台湾将进行第一次“总统”民选。杨照充当了许信良竞选“总统”的专案主任，后来又担任了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负责政党外交。
与此同时，杨照一直都在激扬文字，一路撰写时评、文化评论、小说、散文，成为台湾最活跃、最受关注的写作者之一。早在199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之后又接连出版了《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考》等评论文集，明确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的旗帜，为当时众多思想彷徨的叛逆青年引导方向。在“党国体系”灌输的旧的世界观逐渐崩塌、形式的“民主”取代威权压迫、新旧价值观剧烈冲突的年代，杨照用他国际化的视野，重新解读台湾与世界的关系。他将掌握的学院知识公众化，参与并打造了台湾90年代丰盛的公共舆论场域。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透着温厚的社会关怀与使命。
干杂事的小说创作者
梁文道称杨照为当今台湾评论界“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的确，他一路走来，繁杂的社会事务总是与写作并行不悖。他曾做过许多电视节目、电台节目，世纪之交网络初兴时，就开始了大胆的“互联网思维”。1999年，他进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一是负责把远流现有的内容数码化，二是负责筹划线上百科全书。那时候没有维基百科，也没有搜索引擎，但杨照设想了平台向公众开放、让所有人来提供内容的思维方式，并且辅之以关键词链接等延伸的构想。项目原本高歌猛进，但2000年4月，纳斯达克崩盘，网络泡沫化严重，原本的投资者一个接一个撤资。“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们当时的想法，但问题是当时太超前了。”
他还曾为朋友詹宏志救急，担任《新新闻》总编辑，《明日报》总主笔。撰写新闻评论多了，他不胜倦怠，“台湾的政治新闻看起来很热闹，但这些热闹的事情都是重复的，同样的错误，同样讨人厌的事情，反复地出现，写这种文章最痛苦。”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祥林嫂”，他开始用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包装理念。梁文道称之为“华文世界里最擅长以故事去讲教训的故事大王，懂得用故事去观看社会，以故事分析政治”。他在大陆出版了“故事集”《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用故事讲述了爱国、强国、公民意识、怀疑精神、绝对真理等观念，杨照想要表达的是“如何理解政治，对权力和利益有所堤防，并做一个独立和正直的人”。
但这些对于杨照来说都是生命中旁逸斜出的杂事。当媒体记者等外界人士困惑于对他的定位时，杨照自己一直心里有数。他一直清晰地认为：自己是一路干了很多杂事的小说创作者。
杨照刚出道时就以小说创作广受瞩目，出版过《莲花落》《大爱》《红顏》《暗夜迷巷》等小说，并频频获奖。这些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一定坚持写下一些小说文字；其他文体都是用电脑直接写，只有小说写在稿纸上。他把这作为一个日常习惯、一种铁律。
在广州方所书店进行一个关于经典阅读的演讲之前，《环球人物》记者在书店咖啡馆见到杨照。他正埋头写着一些什么，记者和他打招呼：“您是在准备讲稿吗？”杨照摇了摇头，腼腆一笑：“随便写点东西。”
像这样随时随地地见缝插针，依靠多年来的坚持，杨照这十多年来竟也积累了200多万的小说文字——那是他从2002年开始启动的“百年荒芜”写作计划，最初的想法是以100个短篇故事，一篇一个年份，书写20世纪台湾100年的变迁。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到2013年才收官，很多故事写成了长篇。近几年他一直在修整出版这些作品，“这些年还一直在教文学创作的课程，教经典文学的细读。等于说，我一边写作，一边还是自己作品的批评者，过程非常痛苦。”
其他事情可干可不干，只有小说是非干不可的事情；他也说，其他事情都留不住，兴许只有小说能留住。“从年少时我就认定写小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牵涉到一个漫长的、像学徒一样的过程，牵涉到你对整个生命、世界的看法，需要不断去琢磨你的技艺。”
不教“有用”的课程
采访杨照时，正值台湾作家陈映真去世不久。说起这位老派作家，杨照感触良多。陈映真小说《山路》，曾在杨照生命里打下深刻烙印。它讲的是一个拥有左派理想的少女蔡千惠，在同伴被枪毙、男朋友被关进监狱后，出现在死去同伴的家门口，假装是他在外面的媳妇，从此投身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吃所有的苦，受所有的罪，让这个家庭能够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抚养同伴的弟弟长大。后来弟弟到了台北，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逐渐好转。将近30年过去了，有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原来的男友要出狱了，她忽然就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活活把自己饿死了。
对于这个故事，龙应台后来曾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质疑蔡千惠已经奉献了一生，何必再背负这种心灵的债务，完全没必要自杀。她也借此批评陈映真小说缺乏说服力。当杨照第一次读到龙应台的文章时，他气得拍案而起，直接将杂志扔到了地上。“她完全不知道陈映真在讲什么！对于蔡千惠而言，她把弟弟抚养大之后，就已完全遗忘掉别人的苦难，安逸于中产阶级的生活。当年的陈映真真的教会我做人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活着，那是一件多么丢脸，羞耻的事情！”
当年在那一截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的少女，一直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环，烛照着他的人生，说服他：社会理想和责任高于一切。但近些年，杨照有了转变，“年多四十，女儿也一点点长大，回过头一想，我干嘛当兵服役那么多年，这个社会，我已经服务够了。我想慢慢变得更自私一点。”
杨照口中的“自私”，其实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回馈社会，更多转向文化普及。多年来，他见惯了政治的乱象，权与欲之争，也厌烦了新闻的嘈杂。“相对这些，音乐是我喜欢的，文学是我喜欢的，艺术创作是我喜欢的。那些我必须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去面对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少。”
告别嘈杂喧嚣，但依然活跃在公共领域的杨照，越来越展现出蕴藉深厚的一面。他在“诚品讲堂”开设“西方现代思想名著选读”，一路讲了十多年，成为连续开课时间最长的讲师、报名人数最易额满的课程；他的“敏隆讲堂”讲述“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今年已进入到第11年；“趋势讲堂”也进入第四个年头。“我的原则是坚持不教‘有用’的课程、不教爸妈帮忙付钱的学生、不在大学教授课程。”
他写小说，和内地胡洪侠、香港人马家辉一起写专栏、出书，写关于音乐的随笔集，关于经典的普及读本，甚至一改写评论时犀利的文笔，以温柔、细致的父亲形象，以独白的形式写给女儿一封封“情书”。
他还远远没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如今的杨照正慢慢努力，靠近这种新的理想之境。
杨照，1963年生，台湾作家、学者、媒体人。曾任《明日报》总主笔、《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等职。现为新汇流基金会董事长，主持多个电台节目，并固定在诚品讲堂等长期开设课程。出版多部小说、随笔集。
多年来，杨照像一台全频段的收音机一样，开放全身的感官，敏锐地捕捉着外界的各种信息，并快速及时地作出回应。年过四十之后，他有意识地关闭一些频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他越来越疏远新闻媒体，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新闻，觉得耳根清净多了，人也变得更轻松、自在和随性。
不过他依然是那个杨照，人群中最勤勉的那一位。文章没有少写，书接二连三地出版，节目没有少做，在各地来回奔波，讲座一个接着一个。台湾作家张大春与他交厚，评价他“年过四十以后的杨照，几乎在每一个他所接触的领域上都能发表深入浅出而博览覃思的意见”，“所知不太妙，每事问杨照”。只需看一下他近年在大陆出版的作品，就涉及政治、历史、思想、文学、音乐，甚至“亲子育儿”多个领域。驳杂的杨照，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一派谦和的语气与温柔的腔调，但往事的跌宕里，也透着知识分子独特的风骨与骄傲。
少年英雄主义的情怀
杨照与女儿李其叡在某视频网站上做了一档音乐节目《呼吸》，女儿其叡是一位才华初显的少女钢琴家，她在节目里弹钢琴、讲钢琴，杨照也在一旁聆听、讲解，从古典音乐谈到绘画、文学，浓厚的艺术气息和温情溢满屏幕。很多观众艳羡杨照与女儿知交好友一般的关系，也有观众纳闷，“这父女两怎么回事，一个姓杨，一个姓李？”
杨照不是他的本名，他原本叫李明骏，出生于台湾花莲县一个外省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家境还算不错。幼时他混迹于台北的集贸市场——“晴光市场”，这里有着非常浓厚的日本街区风格，又靠近圆山美军顾问团所在地，他家所在的“双城街”是服务于美军的酒吧街，所以杨照自小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环境里长大。
他所在的街区并不清净，有着一个本省帮派“牛埔帮”，校园里小流氓经常打架斗殴，杨照也不是个乖乖念书的好学生，每天踢球逃课，差点被发配到“放牛班”。但在初三那年，他实现了从“学渣”到“学霸”的跨越，某次模拟考中，得了全年级第一名，令所有人都傻了眼，接着考上了知名的台北建国高中。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杨照说，这归功于父母对他宽松的教育，以及他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广泛阅读的习惯。
阅读是惠及终身的爱好。杨照把自己归结于台湾战后“最后的贫穷一代”，“匮乏”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进电影院看电影，总觉得是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机会，所以什么细节都不想错过。对于阅读，非常认真、饥渴、专注。大量的阅读养成一种个性上的习惯：没有什么事值得太惊小怪。”
为了领略川端康成文字的魅力，他可以去努力钻研日文；为了触及英文经典，他死啃英文。杨照坦言，台湾那一代文化人受美国影响很大，“我们学习英文，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那代表着我们接触世界的机会。”他记忆深刻的是在建国中学街对面“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图书馆里度过的时光。在那里，他读了霍桑、海明威等美国作家的经典小说，《美国宪法》《联邦论》等关于美国立国精神的相关文献。“知道了世界之大，就不会觉得在学校里读的那几本破课本有什么意义，考试考了几分也没那么在意。”
除了对知识的饥渴与崇拜，杨照那一代学人还有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改变社会的勇气。生活在一个禁闭和压抑的年代，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等曾深深地冲击他的心灵。“国民党那一套威权的东西太可怕了，它轻易不可能垮台，我们准备好了一辈子与之周旋，一代一代地接力。”
他记得在台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他与几位同窗好友一起喝酒，聊到了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几个人突发奇想，每人也要为自己设计一句墓志铭。一位朋友说，“我只希望我死的时候，我墓碑上面写着：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他死前成功地看到国民党倒台。”所有人心悦诚服，话题立刻被终结——因为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答案。
后来杨照去美国留学，也怀着少年英雄主义式的情怀：“我一定会回台湾。回到台湾一定会惹祸，一定会被抓捕。”
两股力量一直在拉扯
杨照的写作从中学开始，起先他写诗，换着不同的笔名发表。到了20岁，明确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写诗，而诗歌也并不适合被当作一种抵抗现实的武器，于是他开始写小说。
大学毕业后服兵役，在军队中看到了许多荒谬事，他写了一系列的“军旅杂记”，因为触犯了禁忌，被台湾情报系统逮到，当时他用的笔名正好是“杨照”。相关部门找他约谈，用各种方式对他进行恐吓，他不为所动：“你们既然找到我，我就没有必要再换名字。”之后他都沿用这个笔名，“本来它只是我众多笔名中的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但我想我有理由特别地偏好它。”
杨照有他的个性和棱角，即使做不成一名革命者，也很难做一名静坐书斋的知识分子。有一段时间，两股力量在他身上拉扯，但象牙塔里经营专业的热情，终究敌不过社会的召唤。最终是与学院派的“教授”愈行愈远，走上了“知识分子”道路，“所谓知识分子不一定要触碰政治，但一定要关心社会议题，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批评、解释甚至挑战社会。”
1987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之前一个多月，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出生的地方正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这种不在场的焦虑深深的吞噬着他。“当时我的朋友搞革命的搞革命，编报纸的编报纸，经常寄大堆东西到美国来，于是身在美国的我开始撰写台湾时评，卷入越来越深。”
1993年，杨照得到了一个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当研究助理的机会。当他一回到台湾社会，现实的质感又立马打败了他专注于学术的热情。导师杜维明觉得他放弃博士学位很可惜，对他做了一些“通融”，博士论文的题目由对“两汉经学”的研究变成了“台湾战后政治经济”，但最终还是未果。“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手的研究。到现在我还是很庆幸当年做了这个决定。在台湾最关键的时刻，我见到了很多莫名其妙，又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史语所待了一年，1994年杨照进了民进党许信良的团队。之前准备好为之奋斗终身的“民主”似乎来得太快，1996年台湾将进行第一次“总统”民选。杨照充当了许信良竞选“总统”的专案主任，后来又担任了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负责政党外交。
与此同时，杨照一直都在激扬文字，一路撰写时评、文化评论、小说、散文，成为台湾最活跃、最受关注的写作者之一。早在199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之后又接连出版了《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考》等评论文集，明确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的旗帜，为当时众多思想彷徨的叛逆青年引导方向。在“党国体系”灌输的旧的世界观逐渐崩塌、形式的“民主”取代威权压迫、新旧价值观剧烈冲突的年代，杨照用他国际化的视野，重新解读台湾与世界的关系。他将掌握的学院知识公众化，参与并打造了台湾90年代丰盛的公共舆论场域。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透着温厚的社会关怀与使命。
干杂事的小说创作者
梁文道称杨照为当今台湾评论界“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的确，他一路走来，繁杂的社会事务总是与写作并行不悖。他曾做过许多电视节目、电台节目，世纪之交网络初兴时，就开始了大胆的“互联网思维”。1999年，他进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一是负责把远流现有的内容数码化，二是负责筹划线上百科全书。那时候没有维基百科，也没有搜索引擎，但杨照设想了平台向公众开放、让所有人来提供内容的思维方式，并且辅之以关键词链接等延伸的构想。项目原本高歌猛进，但2000年4月，纳斯达克崩盘，网络泡沫化严重，原本的投资者一个接一个撤资。“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们当时的想法，但问题是当时太超前了。”
他还曾为朋友詹宏志救急，担任《新新闻》总编辑，《明日报》总主笔。撰写新闻评论多了，他不胜倦怠，“台湾的政治新闻看起来很热闹，但这些热闹的事情都是重复的，同样的错误，同样讨人厌的事情，反复地出现，写这种文章最痛苦。”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祥林嫂”，他开始用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包装理念。梁文道称之为“华文世界里最擅长以故事去讲教训的故事大王，懂得用故事去观看社会，以故事分析政治”。他在大陆出版了“故事集”《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用故事讲述了爱国、强国、公民意识、怀疑精神、绝对真理等观念，杨照想要表达的是“如何理解政治，对权力和利益有所堤防，并做一个独立和正直的人”。
但这些对于杨照来说都是生命中旁逸斜出的杂事。当媒体记者等外界人士困惑于对他的定位时，杨照自己一直心里有数。他一直清晰地认为：自己是一路干了很多杂事的小说创作者。
杨照刚出道时就以小说创作广受瞩目，出版过《莲花落》《大爱》《红顏》《暗夜迷巷》等小说，并频频获奖。这些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一定坚持写下一些小说文字；其他文体都是用电脑直接写，只有小说写在稿纸上。他把这作为一个日常习惯、一种铁律。
在广州方所书店进行一个关于经典阅读的演讲之前，《环球人物》记者在书店咖啡馆见到杨照。他正埋头写着一些什么，记者和他打招呼：“您是在准备讲稿吗？”杨照摇了摇头，腼腆一笑：“随便写点东西。”
像这样随时随地地见缝插针，依靠多年来的坚持，杨照这十多年来竟也积累了200多万的小说文字——那是他从2002年开始启动的“百年荒芜”写作计划，最初的想法是以100个短篇故事，一篇一个年份，书写20世纪台湾100年的变迁。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到2013年才收官，很多故事写成了长篇。近几年他一直在修整出版这些作品，“这些年还一直在教文学创作的课程，教经典文学的细读。等于说，我一边写作，一边还是自己作品的批评者，过程非常痛苦。”
其他事情可干可不干，只有小说是非干不可的事情；他也说，其他事情都留不住，兴许只有小说能留住。“从年少时我就认定写小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牵涉到一个漫长的、像学徒一样的过程，牵涉到你对整个生命、世界的看法，需要不断去琢磨你的技艺。”
不教“有用”的课程
采访杨照时，正值台湾作家陈映真去世不久。说起这位老派作家，杨照感触良多。陈映真小说《山路》，曾在杨照生命里打下深刻烙印。它讲的是一个拥有左派理想的少女蔡千惠，在同伴被枪毙、男朋友被关进监狱后，出现在死去同伴的家门口，假装是他在外面的媳妇，从此投身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吃所有的苦，受所有的罪，让这个家庭能够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抚养同伴的弟弟长大。后来弟弟到了台北，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逐渐好转。将近30年过去了，有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原来的男友要出狱了，她忽然就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活活把自己饿死了。
对于这个故事，龙应台后来曾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质疑蔡千惠已经奉献了一生，何必再背负这种心灵的债务，完全没必要自杀。她也借此批评陈映真小说缺乏说服力。当杨照第一次读到龙应台的文章时，他气得拍案而起，直接将杂志扔到了地上。“她完全不知道陈映真在讲什么！对于蔡千惠而言，她把弟弟抚养大之后，就已完全遗忘掉别人的苦难，安逸于中产阶级的生活。当年的陈映真真的教会我做人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活着，那是一件多么丢脸，羞耻的事情！”
当年在那一截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的少女，一直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环，烛照着他的人生，说服他：社会理想和责任高于一切。但近些年，杨照有了转变，“年多四十，女儿也一点点长大，回过头一想，我干嘛当兵服役那么多年，这个社会，我已经服务够了。我想慢慢变得更自私一点。”
杨照口中的“自私”，其实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回馈社会，更多转向文化普及。多年来，他见惯了政治的乱象，权与欲之争，也厌烦了新闻的嘈杂。“相对这些，音乐是我喜欢的，文学是我喜欢的，艺术创作是我喜欢的。那些我必须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去面对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少。”
告别嘈杂喧嚣，但依然活跃在公共领域的杨照，越来越展现出蕴藉深厚的一面。他在“诚品讲堂”开设“西方现代思想名著选读”，一路讲了十多年，成为连续开课时间最长的讲师、报名人数最易额满的课程；他的“敏隆讲堂”讲述“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今年已进入到第11年；“趋势讲堂”也进入第四个年头。“我的原则是坚持不教‘有用’的课程、不教爸妈帮忙付钱的学生、不在大学教授课程。”
他写小说，和内地胡洪侠、香港人马家辉一起写专栏、出书，写关于音乐的随笔集，关于经典的普及读本，甚至一改写评论时犀利的文笔，以温柔、细致的父亲形象，以独白的形式写给女儿一封封“情书”。
他还远远没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如今的杨照正慢慢努力，靠近这种新的理想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