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丘比丘——关于一个城市的记忆

       我已离开成都。
       离开前我住在玉林。下楼，左转，再左转，直走，一直走，再右转。15分钟的步行，我便投入一个温暖的所在——它叫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白天是个咖啡馆，夜里是个酒吧。民谣歌手在这里出没，艺术青年在这里聚会。从沙发到墙上的画，全出自于它的朋友们之手。
       它的名字源于一座八竿子打不着的南美古城，显得有点神秘。因为它坐落在玉林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也有点难找。
       大约是5年前，一个深夜，我闯进了这里，因为一张好意递过来的面巾纸，认识了周菲。那时的店面更小些，有着半封闭的露台，我总坐在竹椅里，把脚放在栏杆上面，看芳华横街车来车往，享受成都难得一见的阳光。楼上时不时滴下老人浇花时从花盆溢出的水。隔壁有小小的booth，还有热闹的风吧。人们点头微笑，黄昏后觥筹交错，夜晚是这里最迷人的时刻，店里坐满了好看的人，或者即使不那么好看也十分有趣。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我们在大理的素食店包饺子的时候，周菲走进来。接下来，我们骑车环洱海，在冰冷的湖水里游泳，在双廊吃鸡蛋面，去喜州看望手指被颜料染红的老奶奶，在月牙塘的小房子里聊天，在五十碗的二楼偷喝从隔壁小卖部买来的红酒，在旅行结束后，我收获了一个似乎没有性别的朋友。从此我叫他菲妈，他叫我爸爸。
       或许你会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种爱——对朋友，对亲人，对爱人。对于我来说，一切到了最极致时，你便不需要再去区分它的类别、深浅，或者时间的长短。它无法被语言描述，无法被行动证明。
       于是，我更难以区别我更爱菲菲还是更爱马丘比丘。前者是我的朋友、亲人。后者是我的家、避难所、狂欢地、一个坚不可摧的壳。他们在天平的两端，任何一端重量的增减都难以让我的内心平衡。
       那些年，很多时候我是闷闷不乐的。琐碎的事情一直在反复折磨着并不坚强的内心。我对酒精有些过敏，但我不会拒绝Baileys、煮红酒、Tequila和青岛黑啤。而它们都与马丘比丘有关。
       常客中有三个人常在店门口摆上一张方桌喝白酒——一个高个子的爱尔兰男孩，一个老戴一顶黑帽子的德国人，一个极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店里的音乐总是民谣，大多数时候是野孩子的音乐。菲妈常常在下午客人很少的时候练鼓，夜里喝酒，并和我进行着马丘比丘的老传统——不厌其烦地八卦自己。
       菲菲和我去各个地方转悠，最终都是安静地回到此地。我们分享着彼此最隐私和思想中最不愿示人的弱点，接受着彼此一次又一次接踵而至的不告而别和突然闯入，然后笑靥依旧地讲述和聆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马丘比丘成了生活在地下的民谣歌手们来到成都的必到之处。不知不觉中，我的家也被菲妈征用成了一个地下民谣接待站，一个青年旅馆，我也荣升为世界没谱青年接待委员会成都接待站站长。对此，我们乐此不疲。
       很多时候，我和菲菲都是极不靠谱的。包括这一次他在一个多月前对我说，为马丘比丘写篇东西吧，我满口答应了。直到今天才开始动笔，开始写一篇不知是为他还是为这个店而写的胡言乱语。菲菲则是一个极其慢的人，并且常忘事。他喜欢受手鼓，也玩乐队，更多时候是被我们打击，因此成为了成都著名被打击乐手。
       当然还有Gijs、小明、久久、静静、曦曦、王峰和表哥。他们是我的家人，住在这里，陪着我走过那些时光。当我想起成都，便想起这些人。那个门上挂满满天星，有着黑色的店招、明亮的窗户、带着一股潮气的小店给了我一个契机。苍白的生活被这一切添上了色彩，是一件很飞的事情。
       喝白酒的爱尔兰男孩后来进入了我的生活，美丽的俄罗斯女孩也成了朋友，带黑帽子的DJ Joe时不时还出现在这里。这里上演着许多相聚，也有许多别离。时光一成不变地行走，一些人远行，一些人或将远行。
       离开之前，我在成都生活了25年，最后的5年是和马丘比丘一起度过的。5年的时光让我习惯了在每个无处可去的时刻奔向马丘比丘，也习惯了在每一个或狂喜或狂悲的一瞬间将所有的情绪带到此地。因此，离开后，生活变得异常孤独。
       我不得不时刻牵挂，然后偶尔回来，如同一只候鸟。当这座城市里关于过去的所有色彩开始减淡，并逐渐显现出从未存在过的迹象时，这里还提醒我那些记忆经过的地方，其实还在原地。
       我应该轻说声谢谢。马丘比丘、菲妈、以及在那里曾经出没的所有人。
       它静静偏安于这城市的一隅，当你走进去，你的每一声叹息和每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微笑，就留在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