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两年

2015年秋，从老家打了两箱衣服，背着一把茉莉花木吉他，穿过地铁站拥挤的人潮，住在一间一天一百块钱的宾馆里，在干燥的空气中等候北漂新生活的开启。

刚刚从待了两年的加州大农场离开，广袤无人、碧空万里的宁静感依然停留在身体里，偶然看见胡同口摇着蒲扇攀谈的老人、挤在地铁里缩着肩膀、玩手机的年轻人、街上推着新生儿一脸疲惫的年轻夫妻，总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漠然，还有，就是无来由的愤慨。

那时让我愤慨的事多到数不清，如果不是翻了翻当时写下的文字，似乎很难想象自己的“愤世嫉俗”——

没等人下地铁就急着涌进来的男人和女人、为了争抢一个座位到处乱踩的黑着脸的青年、早高峰期间动不动就大打出手的上班族、下雨天堵在地铁口高价贩卖雨伞的小贩、边走路边吐着烟圈不管身边是孕妇还是孩子的男人、见缝插针的逆行的外卖电动车、还有无时无刻不在的拥挤，前胸贴着后背，叫人喘不过气。

入职一周以后，我拖着箱子，搬进一间六层的旧板房，临街，没有院子，楼底下是一排排用于占车位的铁皮椅子，还有夏天挥之不去的狗尿味。房间不大，蚊子奇多，一个夏天过去，满墙都是夜晚我与它们奋战后胜利的血迹，是无数个不眠夜晚的见证。

第一个星期，淋浴喷头掉了下来；第二个星期，马桶的冲水按钮坏了，厨房的下水道拥堵，上面洗手，下面洗脚；第三个星期，窗子的把手掉了下来；第四个星期，房门的锁锈住了，怎么拧都锁不上；之后，断过网、停过电、漏过水、漏过电、楼上渗过水、墙壁里的电线着过火……

居委会负责维修的大爷年过六旬，常年穿着白布衫，接到我的电话，来了几次，每次都拿着个锤子敲敲打打，但走后一切如常。但每次报修，依然是他来。为了不让他为自己的年迈自怨自艾，每次都点头道谢，送他出门，然后再找维修工上门，已经成了惯例。

90年代的房子，几乎和我同龄，却已然像一台苟延残喘的旧机器，因为过于拥挤的城市被迫运行着，随时准备崩塌和销毁。这台机器寄托着“老北京们”在此养老的心愿，和年轻人们讨一份生活的所谓理想。

隔壁住着一对老人，女儿在北京上班，每个中午都回家吃口饭，下午再离开。回家的时候喊一声：“妈我回来了。”离开时：“妈我走了。”声音清脆，不似中年。想起从前的自己也是这么心安理得地享有这一切，而如今却在菜点徘徊，为做一顿什么样的饭发愁，在厨房眉头紧皱地摘菜，从来不能享受油烟和漫长的煎炒烹炸。更多时候，还是宁愿点一份外卖，好省去洗碗的麻烦。

在为自己筹备饭菜的慵懒之中，我不禁怀疑起父母曾经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在灶台前操劳。每顿饭都丰盛，每道菜都可口，从我的儿时一直贯穿至成年。上学的时候，他们清晨五点起床做早餐，无一例外都是三四盘菜，还需准备出我的午餐。偶尔有奶甜味的筋道的鸡蛋饼吃，偶尔有用苹果片和莎拉制成的三明治，偶尔会有形状像眼珠一样的蒸蛋，偶尔是切成细条的土豆丝和黄瓜丝。每天中午，当班级里强壮的男孩子从锅炉房提来一筐饭盒，摆在讲台上，我总会一眼认出自己的那个硕大饭盒，打开来，热了一个上午的饭菜依然可口。

曾经以为唾手可得的东西，如今却好像离我很远了。而与父母生育我时的年纪一般大的自己，却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今后也注定不是个懂得如何用可口的饭菜照料孩子的母亲。每每想到这里，都觉得自己因童年时享有过度饱满的幸福，而易变得无节制、无原则。

两年前，每月10号发工资，11号便是交房租的最后截止日期。到手的工资还没捂热乎，就要“拱手让人”，心里的确不是滋味。偶尔发工资的时间延后一天，房租就岌岌可危了，一天要罚上20几块钱的款。

收入有限，所以无论买什么，都要反复在心里打量，也养成了记账的习惯（早已没有了），每个月月底看一看当月的账单，想想哪里还可以省下一些，竟别有一番乐趣。

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计算钱的习惯。一来是父母总是秉承着“穷养儿、富养女”的理念，极少让我在钱上亏着自己，账户里总是有多于花销能力的数目；二来是每个学期都有奖学金入账，让花钱变得理所应当。奇怪等到工作了、赚钱了，才想起怎么规划自己的花销，之前大手大脚的习惯也收敛了很多。

“缺钱花吗？”理想中应该是赚钱后问父母的话，却仍然挂在他们嘴边，而每次回答“不缺”时，他们的眼神里总有一丝失落闪过。

初来北京，自信能够成一番事业，每天像是要奔赴某种目标那样活着，谈作者、写文章、采访、写小说，一刻都不肯停。读那时写的文章，字里行间总有某种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度过25岁，不甘心籍籍无名地为了生存而活，不甘心没有方向地原地打转、毫无建树，不甘心就这样迈入婚姻和家庭。我像极了一个快要溺水的人，在一片汪洋中奋力挣扎，好多活一秒，多留下一点击水的声音，多感受一点这花花世界。

那时我焦虑且狂躁不安，尤其是和同学聚会后的夜晚，时常在黑夜里难以入眠。他们谈起的薪水、户口和房子，原本不在我的考量范畴之内，我说服自己像从前一样，要自由自在地活着，享受二十几岁的大好年纪，继续关心文学和理想，不要被柴米油盐和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牵绊，更不能做在地铁上插着耳机、玩着游戏、看着肥皂剧的庸庸碌碌的人。

更多时候，我一边默默接受家里关于户口、房子和未来计划的问询，一边心虚地继续当下的生活：读书、采访、试图进入一个又一个人的心灵、然后在文字中诉诸情感和观照。每逢有人来劝，说你应该有更高的职位，得到更多的报酬，有更多可以发挥光和热的空间，我都一口回绝：那不是我想要的。然而当再一次返回自己的生活，却依然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清楚究竟为什么，在学校读书时那个无法撼动的标准被悄悄改动了，整个世界于是也跟着一起摇晃起来。

不知道从何时起，书店里的图书突然间成倍增长，腰封越来越鲜艳、越来越耸人听闻、不知所云、叫人难以相信。一个个公众号从无到有，到蓬勃，到泛滥，到每个语句都在用力煽动些什么，每个标题都能引人联想。身边不断有人创业、筹钱、失败、东山再起、再失败、离开。写小说的都去做了IP（这个词至今仍然像一句咒语），不乏有人投钱、买走本子、永远搁置、像一场空手的交易，电影院里的电影却总不能让人满意，像一场糊弄人的把戏，人们看完，笑笑，骂一句，也就原谅了。

有些话原本能说，现在不能说了。有些故事原本有人信，现在没人信了。喜欢骂人的人越来越多，安静聆听的人少之又少。当众说话的范畴、表达的观点变得越来越狭窄，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谈起了明星的出轨、某部剧的情节、娱乐圈的绯闻……

我们就像一个个旁观者那样，甘愿被动地接受着，照样看剧、逛街、消磨时间、加班加点，自以为掌握生活本身，却不晓得周围正在发生什么、即将会发生什么。热点就像烟花一样，散开时万众瞩目，消失在夜色里之后，再也不复出现。而当时惊叹着抬头观望的人群，甚至也记不起当时的感受，堕入琐碎如常的日子，嚼着泡泡糖，说着毫无逻辑的虚空话语。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了。“诗和远方”成了旅游的新型代言人，我们疯了一样奔赴世界各地，留下几张食物和美景的照片，然后狼狈不堪地回来，在地铁站里招手打着黑车，在天亮之后继续工作、赚钱、生活。

不多想、不质问、不反抗，就不会痛苦，只会习惯，或者麻木。也只有这样，当我们独身一人，才不会陷入黑洞一样的自我；当我们相聚在一处，喝起啤酒，唱起歌，才不会因为无聊和失落哭出来；当我们从睡梦中醒过来，面对太阳和人群时，才更舒坦，更自在。

有什么东西失去了，以得到某物为代价。不是我们不下心弄丢了它们，而是我们决心不再执意找回。

从读书的青春时光至今，不过几年而已，我们早已学会掩藏个人情绪，冷静、客观、理智，如众多成年人那样，谈效益、谈筹码、谈交换。唯独不谈生活、不谈理想、不谈所有曾经内心为之一动、拼死守护过的东西。不再傻乎乎地喝醉，不再当众自我嘲讽，不再吐露情感的困惑，不再为某个人心碎。

乐意或不乐意，我们都长大了。

没有什么不好。

两年，茉莉花木吉他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不再有什么心情或空档，促使我非要捧起它，非要放声歌唱。我渐渐发现，在人满为患的地铁里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莫过于玩手机游戏和看剧。我不再为那些不等人下车便一脚踏入地铁的人感到气愤，偶尔也会在有人起立时，凑过去，渴望坐上一小会儿。我终于不必过于细心地计算每一份开销，不必担心资不抵债。我慢慢接受了自己终将变成一个一无所成的中年人的事实，或许也将变成一个孩子的母亲，不那么合格的、手忙脚乱的母亲。也会习惯性地刷一刷朋友圈，看上几行被转发过很多次的文章，然后匆忙地为人点赞。我搬进了一间更大的房子，窗子对面不再是墙，可以俯瞰下面的车流。

生活好像“步入正轨”了，没有什么不甘心，也没有什么不情愿。

只是偶尔在夜深梦醒时，会回想起曾经那个横冲直撞的自己。那一年，我们在西湖边上，用牙齿咬开啤酒瓶盖，远处是保俶塔和宝石流霞，望着灰濛濛的一湖水，互相碰着啤酒瓶，谈起未来的某一时刻，内心不免憧憬和激动，谈起爱过的某个人，还会不由自主地流眼泪。

“死在这里也不错啊。”不知谁说了一句。然后唱起歌，多半是些伴随过我们成长的老歌，大多在今日已不见踪迹。

“怎么会那么矫情呢？”多年后，回忆起那晚，大家都尴尬地笑了。之后，长久沉默。

我们再次举起酒杯，嘴里说着自己也听不懂的话，像欢庆什么的离开，悼念什么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