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恐惧意识

作者卿文光｜节选自《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中国人意识的一个特点是对一切充满了恐惧，“中国人对一切都处于无休止的恐惧之中，因为一切外在的东西对他们而言都有意义，都是一种能够以其威力来反对他们影响他们的力量”（《宗教哲学讲演》第一卷，第349页）。这种绝对的恐惧意识来源于，“中国人在自身内没有具有确定内容的内在生活，因此一切外在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内在的”（《宗教哲学讲演》第一卷，第348页）。

黑格尔这里实际是说，儒教精神没有丝毫的精神性或超越性，因此无论是外在的自然东西（即自然现象）还是内在的自然东西（即人的感觉、情感），对儒教意识来说都是能够左右、支配他们的「绝对异己的、不可克服的纯然否定性」的东西。

黑格尔在关于东方精神的自然性是说过，外在性和异己性是自然意识和自然宗教的一个本质的基本规定，因此恐惧亦是自然意识和自然宗教的一个本质特点，因为「恐惧就是精神处于外在的异己的状态中」。儒教完全是自然宗教，对自然意识没有丝毫的有实质意义的超越，因此任何东西对它来说都是具有精神意义——当然只是形式上的——异己的不可克服的东西，换句话说，儒教意识必须无时不具有根深蒂固的恐惧意识。这种恐惧意识用儒教文雅的话说就是忧患意识，忧患与恐惧具有同一个根源，恐惧是对异己东西的恐惧，忧患则是对那本性是异己的东西将会不如意或更加不如意的忧虑。

朝乾夕惕，谨小慎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无事不战战兢兢，这种刻骨铭心的恐惧或忧患意识确乎是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和典型的特征，从自然现象到伦理纲常，从日常的私人交往、个人的俸禄饭碗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恐惧、忧虑的对象。儒教经典充满了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孔子的忧患或者说畏惧也是很多的，他对自然现象畏惧，“闻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声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儒教的这种浸润一切的无时无处不在的恐惧，在世界各宗教各民族中确乎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固然无人希望处于恐惧、忧患之中，但忧患意识却一向被国人视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所说它还能给人们以自由，“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的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转引自《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第2页），它甚至被认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朱伯昆：《易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第一期，1997）。

说忧患意识给人们以自由，这是违反事实的，从周公到光绪，中华民族忧患了3000年，却从未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而即便所谓的治，也只不过是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罢了，这哪里是什么发展和自由；处于忧患中的中华民族对近现代人类的科学、文化没有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重大贡献，又哪里说的上什么忧患意识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说儒教的忧患意识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这倒是不假，但它丝毫不具有使精神得到解放的意义。

自然意识和自然宗教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是恐惧，但似乎没有哪个自然宗教的恐惧意识达到了儒教这种透入骨髓的程度。巫术是纯粹的自然意识，精神在这里毫无内在性，处于绝对的异己性外在性中，对自然怀有绝对的恐惧。在这里“人还不知道比他自身（作者注：即人的精神中的自然东西：感性意欲、幻想之类）更高的力量”（《宗教哲学讲演》第一卷，第288页），因此巫术同一地亦是对人的感性意欲、幻想这些东西的迷信和崇拜，幻想其有驾驭自然的力量。

儒教从形式上看，有它的超越直接的自然意识的绝对本质，这就是被直观为天的那个东西。但一种作为意识的绝对本质的东西，却作为天这一毫无精神性的自然的东西被把握，这证明儒教意识的绝对本质对自然意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超越，这一绝对本质所具有的普遍性完全是空无任何内容的形式，它没有来源于它自身的任何内容，如印度宗教的梵和“寂灭”那样，因此“天只是一切自然的和道德的联系的完全无规定的总和”（《宗教哲学讲演》第一卷，第336页），儒教最高的宗教生活：对天的崇拜完全在自然的现世伦理生活中，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中国人“对神的崇拜……最终归结为一种道德的生活”，这种“道德的生活”不过是皇帝和各级官吏的“履行职责”（《宗教哲学讲演》第一卷，第340页），即遵奉三纲五常这些伦理义务。

所以，儒教并没有现世生活之外和之上的真正宗教生活，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无神论的宗教，「儒教没有不死性或不朽灵魂的观念」。在儒教中，苦难得不到任何慰藉，罪恶也得不到任何救赎，现世生活的苦难，对自然和现世的伦理东西（如三纲五常）的绝对异性的恐惧，在儒教中是无可逃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