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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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鸣宝正在楼下看蚂蚁搬家，突然看见几个孩子围着一个大概是爸爸的人在长凳上分什么东西，她一个箭步飞过去，从那人手里接过一只空塑料袋飞奔着送进垃圾桶。我正疑惑着她的殷勤，见她即刻又飞奔回原地，从那人手里接过一只冰棍舔着就回来了。从离开蚂蚁窝到冰棍舔在嘴里，前后不过数秒，最重要的是中间还行云流水般丝毫不惧谄媚之色地帮人扔了垃圾。吃货的行动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想起自己少年时吃冰的旧事，也不过二十来年，竟生出隔世之感。我们小时候，大概也总是很馋的，一切能入口的东西都能构成诱惑，更不用说盛夏的冰糕了。大概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和现在各色冷饮可供消夏的情况不同，乡村沿街叫卖的，也只有冰棍儿一种。那时候，至少在乡下，冰柜还没有出现。买冰糕的人都是用一只长方体的小木箱，外面敷一层玻璃纸做保温层，里面裹一层雪白的小棉被。外面一扇板儿是活的，用锁钉扣住，要取冰糕，扣开锁鼻儿掀开木板从棉褥子里取出一块，在流火暑热里丝丝冒着白气，是诱人的。

木箱卡在大大的自行车后座上，卖冰糕的都是十多岁辍学的男孩，瘦小的身子跨在老旧的大车上，冰糕冰糕吆喝着，摇摇摆摆的从乡道上骑过。更夸张我见过张松国的二弟，赤裸着黝黑的瘦膀子，人比车还矮出半头，够不到脚蹬，斜掏腿骑车叫卖。人太瘦小，以至于大大的木箱遮住了他整个身子，每次见他歪歪扭扭跨着车过去，只看见一半脑袋在木箱边上一磕一磕浮动着远去，都担心他会摔下来。我甚至幻想过他摔后那些苦命的冰糕该何去何从。但我最终也没能亲见他是怎么摔下来的。只是一天傍晚，在土场上见他手臂上打着石膏，在人群里为围观的把戏叫好，我才知道，他大概是摔了。之后再见他骑着车摇摇晃晃卖雪糕时，手腕上留着一个紫青疤，好像没消去过。一直到我在一高复读时碰见张松国，他搬着桌子离开学校。我才知道，他二弟在工地上干活，落下了残疾，不能再供他复读了。那之后我关于他兄弟二人的印象就模糊了，好像一颗星隐没在疯长的岁月里，彻底没有了。

小学的门口经常停着一辆卖雪糕的自行车，是一个黝黑的男孩，他总是把车放在学校茂密的黑槐林荫道旁，乌云般黑漆漆的黑槐丛碎碎开出一层小白花，一股涩涩的苦味。经常见他的白木箱敷着薄薄一层碎碎的小白花，大概他在树下站了很久了，等着下课铃响了。其实小学校的购买力并没有那么强的。大家口袋多是空空的，经常很难掏出一毛钱来买冰糕的。五分钱买来一小包碎碎的白色小方块糖精，沾一粒泡在装了井水的玻璃瓶里，用塑料彩管从瓶盖穿进去，悠悠地吸上一天，已经是很奢侈的消夏饮品了。大概很少有人能慷慨地一下子拿出一毛钱换一块冰糕，只痛快一小会儿。精打细算的小日子，好多人小时候就已经精通了。

不过大概没人能耐得住冰糕的诱惑。水汽淋淋的方块冰糕，从箱子里取出来，丝丝冒着白气。颤巍巍剥开雪白的封纸，水玉一般剔透的冰糕赫然在目，任谁都会想舔上一口。所以，许多人也会从作业本或铅笔费用里扣出一点零钱，偷偷攒上许久，只为在炎炎暑热中嗦上一口凉凉的冰糕。

那时候卖一种冰袋，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有粉绿粉红粉黄三色，味道却是一样的，或许是拿香精色素兑出来的水状饮料，在零下十几度的冰库里冻成一块冰砣，再由叫卖的小贩装在木箱里卖到小学来。买一袋捧在手里，角上咬一个小洞，慢慢嗦一个角。有点类似苹果或橘子的果味。冰坨子实在太硬了，所以化的也慢。哆哆嗦嗦可以嗦上好久。到最后颜色都不见了，只剩一块小小透明的冰，咬在嘴里依然是咯吱有声的。直到外面塑料包装袋的字迹都模糊了，嘴角也麻麻的有了冻感，手掌也是湿漉漉的，舔一舔手指，甜味寡淡了许多。那时候我和妹妹俩人合买一袋，站在黑槐树下，你一口我一口，慢慢嗦上半天。槐树枝上一种叫“吊死鬼”的小青虫悠悠地荡着，偶尔落在我们身上，也是不知道。大概是紧张盯着对方吃冰，唯恐多吃出一口来。直到最后俩人举着生疼的手臂，嗦干最后一滴冰水，才悻悻地撒手回家。

后来小学门口搭起一间土屋来。燕玲的爷爷支起一个杂货铺，卖文具和各种零食。山楂红长条泡泡糖，酸梅粉，虾酥糖，彩球西瓜糖，蚕豆，瓜子，唐僧肉……都是些一毛钱能买来消化许久的小零食。后来竟然支起一只冰柜卖起冰糕了。这时候，冰柜里的冷食种类也多起来。有一种橘红色冰杯，形状类似酸梅杯，个头小一点。一毛钱一只，液状，也是一种道不明的甜味。插只吸管，凉丝丝味道也是好的。后来还有了两毛钱一只的雪糕，相较于冰糕和冰袋邦邦的硬，它有一种糯糯沙沙的柔和感，只是味道依然是甜甜的，后味带点用糖精过度的苦。

我自己从来没有买过这种雪糕的，对于我浅薄的人生来说，简直是太奢侈了。小学里能自己买雪糕来吃的人，简直数的出来。瑞琴的妹妹瑞光就是一个，瑞光的爸爸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她爸爸细高身材，十指纤纤，或裁书纸包药，或拨着漆黑的算盘珠算账，和村里常年在地里劳作晒的黝黑的的人们不一样。她妈妈也长的漂亮，生下瑞琴姊妹两个小美人。尤其是瑞光，那时候电视剧里一个漂亮女孩叫做玻璃美人的，她和她简直一模一样。她妈妈总是给她编出一圈漂亮的小花辫，松松绕额头盘一圈。和我们一般黄毛丫头随便抓俩揪，不久就散蓬蓬地乱掉的凄怆模样全然不同，她的头发总是漂亮又别致的。我们坐在槐树下抓子儿玩儿，看她拿着雪糕小口小口舔着悠悠地走过去，像看着一副移动的画。

后来我还是吃到过几次雪糕的。我的小舅舅，那时候从广州打工回来，买了一辆轻便小自行车，后来送给我们姐妹俩上学用了，也被人艳羡了许久。那时候他手里阔绰一点，带我和彩吃雪糕。现在还记得，我们坐在姥爷葡萄园的小草棚里，三舅把雪糕装在半只葫芦瓢里，看我俩只馋猫躬身啃着雪糕。葡萄须卷曲着身子攀住木桩往上翻，绿色葡萄粒蒙一层白霜像硬硬的磨砂玻璃，一串一串挂起来，在盛夏的凉风里碰撞有声。吃了几只我已经不清楚了，只记得最后手是冰凉的，嘴巴也是麻木的。

我在一高复读的那年夏天，三舅带姥爷在县医院看病。他来学校看我，带我去吃炒粉丝，买一只脆皮给我。那是我长大后吃到的最好的雪糕。柔软的奶白色糕体，外面裹一层巧克力脆皮。咬上一口，巧克力脆皮很容易碎碎地洒落。我小心地用一只手托住，把碎屑一点点舔到嘴里。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买雪糕了。后来清明节，我和林林跟着妈妈去扫墓，妈妈指着长满荒草的坟给我们认，这边是姥爷，这边是老姥爷。林林指着三舅的坟头问，姥姥，这个草下是谁呀？妈妈和我俯身跪在草丛里，再也说不出一句来。

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校园里流行一种绿色软糕，拿在手里忽闪忽闪像只绿色的翠鸟，我们都叫它跳跳糕。蝉声涌起的盛夏，经常见女生三五成群扬着裙角一晃一晃吃着这种跳跳糕。好可爱的模样。我在文科楼110门口的瀑布阶梯前，得到过一只绿色跳跳糕。我坐在水边平台上复习备考，他走过来递上一只雪糕“诺，给你吃吧”。“哪来的？”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打比赛他们分的”我缩了缩手，他还是塞给了我。那一整天，我一个字都没能复习进去，出神盯着水边紫色鸢尾花丛，在晚风里起起伏伏。

后来我许多次地绕道经过篮球场，只求偶遇。却始终没有勇气直面自己。他说他经常在阅览室看书，有一段我日夜泡在阅览室，却从来不曾见到过一次。一直到他要离校的时，他来找我道别，聊到读书，他说他喜欢的舒马赫和雅克贝汉，我才明白，他一直去的是一楼报刊室，而我一直守着的是三楼过刊室。我们从在半山合围的南操场走过，看见两个女生一扬一合地啃着一只雪糕，他问我要不要吃，我说不用了，他以为我一向客气，仍然买来一只给我吃。绿莹莹的包装纸上一只小鬼脸印在底端，一只眉高高挑起，像嘲笑我卑微的样子。我揣起雪糕道了别，像揣起怯懦的心事，一路飞奔回去。一直到宿舍楼下的湖水边上，看着翠鸟在湖边石板上一点点化成一团绿水，我才抹抹自己的泪回宿舍去。我的青春终究是多么怯懦呀！

对于冰糕的热情，不知从何时起慢慢消失了。从前的我是多么怯懦又多么贫穷。直到后来不必再为生活精打细算了，却已慢慢失去了对许多琐趣的兴致。倒是记得最后一次过瘾地吃雪糕，应该是2011年前后。亲爱的彩丽姐、鹤太哥带着我们改期末试卷，还有我们亲爱的秦老师。我们玩笑着，畅想着假期要去哪里。那时候我真是年轻的，在那个我和冠宇一样也配做“小狗腿”的年龄。我俩拎一只纸箱骑着老信叔的破三轮去校外买雪糕，竟然有逆天的红薯味雪糕在卖。三轮摩托嗡嗡嗡一路颠簸，我们一路兴奋地挥着手，主席阅兵一样，莫名地兴奋。那大概是冠宇年轻的人生中用过最不合时宜的交通工具了。嘻嘻，她不知道，骑三轮，我可是老手的呀！

昨天傍晚去散步，鸣宝突然追着一个小女孩一路跑去，任我在后面喊破喉咙，她仍是头也不回。直到那女孩出了东门顺着翠柳往南跑，她方才停住脚。索性一扭身拐进左手边超市，趴在冰柜上不肯离开，原来她一路苦追的，是那女孩拿在手里的雪糕。

我买一只东北大板给她吃，想伸手也要一只自己吃，一想到自己野草一样疯长的体重，还是讪讪地缩回了手，乏味的人生啊！回头来看看鸣宝，小肥肉飞天了，依然埋头苦啃，兴尽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