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学家——周法高
汉语言学家——周法高
李 雯
周法高（1915年11月6日—1994年6月25日），字子范，号汉堂。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
1929年毕业于东台市安丰镇小学，就读于南京中学附设实验小学，一学期后考取了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春季班。1939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41年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学位，任中研院史语所二组助理研究员，1945年任南京史语所副研究员，1948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4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56年—1985年30年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77年退休回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被聘为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讲座教授。1989年被中国声韵学会聘为荣誉会员，1990年被中国文字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1994年6月25日因病逝世。
周法高毕生事汉语文字、语言学研究，在语言、语法、训诂文字方面成绩卓著，先后出版专著9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金文沽林》16册，共计数十万字，台湾当局在悼词中尊其为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
1915年11月6日（农历9月29日），东台县安丰镇望族周家诞生了一个壮硕的男婴，字子范，名法高，取“法高祖礼门公”之意。周家世代聚族而居，家势鼎盛，法高为长男，幼由姑妈周育卿明慧善辞令，外表亲和而胆识过人，博闻广见，对周法高在为人世处、追究真知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姑父王伯沆为近代江苏近代文化名人，中国古典文学家，最早研究“红学”的学者，与周育卿同为泰州学派黄伯年的门下弟子。1915年起在南高师、中央大学、东南大学执教数十年，是中国近代文科最早的教授之一，博学洽闻，有“王四书”之称。作为一代方正理学大儒，治学严谨，实为周法高一生接触到的第一位治学楷模。
周法高1929年13岁时远赴南京继续学业。1930年因父亲病故，母亲杨氏令他中断学业，为此，法高苦闷不已，遂赋诗一首，唏嘘叹息。虽母命不敢违，然不忘发奋，写下尽人皆知的“七番”诗誓言，吐“身不成名誓不归”之心声。于是得到了表伯钱少白的支持和姑母的接应。钱少白曾致信伯沆先生：“入善人之室，如入芝兰之室”。盼其对周法高加以教养。伯沆先生每适周先生假日来府小住时都给以殷殷教诲。从此，周法高走上了漫漫异乡游学之路。
年轻的周法高受社会新思潮的影响，充满了正义感与平等心，他坚信人穷志不短，尊重劳苦大众，1934年作《苦力》一首：
前年天幸得丰收，忽然美麦运扬州，油盐布帛俱涨价，千仓万箱江水流，倾家勉给施肥债，来春逼卖耕田牛，市人乐道年成好，听否农家器正悠。
借江北灾民之口控诉了洋货入侵给农民带来的困苦境地。
在安丰老家曾流传这样一则笑话：周家的孙少爷从省城回到安丰，走到一半让车夫上车，自己来拉，如痴如傻。因此，少年周法高还得了一个“周呆子”的“雅号”。
1933年，中学时代的周法高曾以一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获全校作文一等奖。这一年，他作七绝古诗，开始学习填词。1934年，周先生学习作歌行，大多为伤时忧国之作。1938年，念大学三年级的他出版了《早岁歌诗》自选集，收录了他1934至1938年间的作品，包括诗词曲、白话诗以及英诗中译。诗风慷慨激昂。周法高认为：一个人的作品，即使没有什么价值，往往也是有一番用心的，是生命过程中的一点痕迹，将来看后也可以知道年少时候是幼稚到什么程度，而且送给朋友不仅可以留做纪念，还可以请大家指正，得益而有进步。他在自序中写到：诗词的创作和翻译在内容上应发扬发族意识，激励人民志气；题材上，要兼具传统色彩和独特风格；种类上，体裁须多种多样；构造上，韵、声、句三方面都理当认真推敲。
1939年从中央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周法高放弃了做中学教员的差事，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两年中，周先生与名师益友切磋砥砺，广读群书、精研学问、增广见闻，为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40年，他征得导师罗常培先生同意，写成了奠定其声韵研究主轴的《玄应音研究》中所包含的几篇论文，在发表的时候虽然都经过了两三年的修订并加以扩充和改正，但是最初的开端是在这两年中形成的。
1941，周法高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之后，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一方面是待遇优厚的大学教员聘书，另一方面是他志于拓展学术生命的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权衡之后，周先生选择了研究学问之路，“这是我一生研究最重要的关键，如果我去作了教员，可能没有今日的成就来的大，也可能向另一个方面去发展，路线要能要偏向旧日国学的路子”。
时在史语所三位中国语言学界大师：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的熏陶和教诲下，天赋高才的周法高养成了敏锐的眼光和钻研的恒心，成为他日后在学问上取得大成就的重要基础。
1941年至1945年（25—29岁），周法高任中研院史语所二组助理研究员，与同组张琨、马学良、刘念如、丁语梓等一起，搜集《经典释文》诸家注，方音调查，学习多种语言。
1945年至1949年（29—33岁），周法高任南京史语所副研究员并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兼任副教授。这一时期先生的研究重点在声韵学上，1948年因《广韵重组的研究》，获“杨铨奖金”。为了更好地进行声韵方面的研究，周先生开始学习日、德、法、梵等多种语言。对古代语法研究的筹备工作也在这一阶段着手运行。
1949年至1962年（33—46岁），这个时期是周法高著作最多，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1953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9至1954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兼任主任。1955至1957年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中国古代语法》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共三卷，分别为称代篇、造句篇、构词篇。此外还出版了《周秦名字解诂汇释》、《颜氏家训汇注》、《中国语文研究》、《中国语文论丛》等书籍。
1962年至1977年（46—61岁），这一阶段的前期周法高分别在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1964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并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先后聘为讲座教研中心主任。1971年由李方桂先生推荐获选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先后主编了《汉字古今音汇》和《金文诂林》16册。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了《周法高上古音韵表》、《说文通训定声目录周法高音》两本专著。
1977年，61岁的周法高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回到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撰了《金文诂林》共8册，将自己及学生的意见以案语的方式补充了《金文诂林》及《附录》的不足。1985年，年近七旬的周法高先生受聘到东海大学工作，出版了专著《钱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
周法高学术生涯的各个时期虽各具特色，但并不能简单的截然划分，后一时期的专著或卓越成就即是前期成果的积累，而前期的研究主轴亦可延续到后期，如乐章中的主调与辅调一样交错进行。前两个阶段重点在中古声韵，一方面延续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期的《广韵重组的研究》研究方向；另一方向已开始古代法研究的筹备工作。第三阶段是其自认著作最多，生命力最旺盛的巅峰期。除了代表作《中国古代语法》，文字训诂文学及普及读物各方面均出了专著，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非但集前期之大成而且为后期拓展了全方位发展的新局面。如果说“汇南高北大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是周先生的治学理想，那么周先生1967年在《幼狮学志》第十三卷第一期发表的《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则提出了实现此一理想所应具备的条件：教研相长、中外兼通、古今并重、新旧汇参。
周法高一生的治学风格可概括为以下几点：锲而不舍的好学精神、主动创意的治学态度、平易实用的治学方向、纵观全局的宏观思考，这些都是其成就卓著的主因。与其治学风格相辅相成的是他的个性特征：率真疏狂的处世风格与愈挫愈勇的顽强生命力。周先生曾在诗集《早岁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平生事，落落疏狂谁比，任人讪笑而已。
一身断断无他枝，唯有率真自喜。
季子疏狂似往年。
疏狂已教世人轻。
人言漫笑失真易，鲁莽原知忏世多。
周法高受先人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致深，一生对荷花情有独钟，他的书斋即取名为“百荷斋”。为此，还作诗一首叙此渊源：
生涯潦落百荷斋，爱莲堂在有余良。
故乡景物图中见，一日应须看百回。
半生漂泊中周法高先后收集了古今中外名人大师的荷花图100多幅，现今都收藏在台湾。南京的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则设有专门的图片陈列。
周法高从四十多岁开始，身体状况一直欠佳。视网膜曾脱落达三回，视力很弱，常常跌跤，到了晚年，最严重时曾全身七处骨折。1982年11月，他不慎从住所的台阶上摔倒，后脑缝了数针，腰椎骨折，如此虚弱的时候仍坚持一贯的原则，参加了文学博士论文口试。1986年，72岁的周老还不辞艰辛，赶赴美国参加了“汉藏语言学会年会”，并发表了论文。1989年，75岁的周法高被中国声韵学会聘为荣誉会员。1990年，被中国文字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李 雯
周法高（1915年11月6日—1994年6月25日），字子范，号汉堂。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
1929年毕业于东台市安丰镇小学，就读于南京中学附设实验小学，一学期后考取了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春季班。1939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41年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学位，任中研院史语所二组助理研究员，1945年任南京史语所副研究员，1948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4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56年—1985年30年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77年退休回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被聘为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讲座教授。1989年被中国声韵学会聘为荣誉会员，1990年被中国文字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1994年6月25日因病逝世。
周法高毕生事汉语文字、语言学研究，在语言、语法、训诂文字方面成绩卓著，先后出版专著9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金文沽林》16册，共计数十万字，台湾当局在悼词中尊其为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
1915年11月6日（农历9月29日），东台县安丰镇望族周家诞生了一个壮硕的男婴，字子范，名法高，取“法高祖礼门公”之意。周家世代聚族而居，家势鼎盛，法高为长男，幼由姑妈周育卿明慧善辞令，外表亲和而胆识过人，博闻广见，对周法高在为人世处、追究真知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姑父王伯沆为近代江苏近代文化名人，中国古典文学家，最早研究“红学”的学者，与周育卿同为泰州学派黄伯年的门下弟子。1915年起在南高师、中央大学、东南大学执教数十年，是中国近代文科最早的教授之一，博学洽闻，有“王四书”之称。作为一代方正理学大儒，治学严谨，实为周法高一生接触到的第一位治学楷模。
周法高1929年13岁时远赴南京继续学业。1930年因父亲病故，母亲杨氏令他中断学业，为此，法高苦闷不已，遂赋诗一首，唏嘘叹息。虽母命不敢违，然不忘发奋，写下尽人皆知的“七番”诗誓言，吐“身不成名誓不归”之心声。于是得到了表伯钱少白的支持和姑母的接应。钱少白曾致信伯沆先生：“入善人之室，如入芝兰之室”。盼其对周法高加以教养。伯沆先生每适周先生假日来府小住时都给以殷殷教诲。从此，周法高走上了漫漫异乡游学之路。
年轻的周法高受社会新思潮的影响，充满了正义感与平等心，他坚信人穷志不短，尊重劳苦大众，1934年作《苦力》一首：
前年天幸得丰收，忽然美麦运扬州，油盐布帛俱涨价，千仓万箱江水流，倾家勉给施肥债，来春逼卖耕田牛，市人乐道年成好，听否农家器正悠。
借江北灾民之口控诉了洋货入侵给农民带来的困苦境地。
在安丰老家曾流传这样一则笑话：周家的孙少爷从省城回到安丰，走到一半让车夫上车，自己来拉，如痴如傻。因此，少年周法高还得了一个“周呆子”的“雅号”。
1933年，中学时代的周法高曾以一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获全校作文一等奖。这一年，他作七绝古诗，开始学习填词。1934年，周先生学习作歌行，大多为伤时忧国之作。1938年，念大学三年级的他出版了《早岁歌诗》自选集，收录了他1934至1938年间的作品，包括诗词曲、白话诗以及英诗中译。诗风慷慨激昂。周法高认为：一个人的作品，即使没有什么价值，往往也是有一番用心的，是生命过程中的一点痕迹，将来看后也可以知道年少时候是幼稚到什么程度，而且送给朋友不仅可以留做纪念，还可以请大家指正，得益而有进步。他在自序中写到：诗词的创作和翻译在内容上应发扬发族意识，激励人民志气；题材上，要兼具传统色彩和独特风格；种类上，体裁须多种多样；构造上，韵、声、句三方面都理当认真推敲。
1939年从中央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周法高放弃了做中学教员的差事，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两年中，周先生与名师益友切磋砥砺，广读群书、精研学问、增广见闻，为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40年，他征得导师罗常培先生同意，写成了奠定其声韵研究主轴的《玄应音研究》中所包含的几篇论文，在发表的时候虽然都经过了两三年的修订并加以扩充和改正，但是最初的开端是在这两年中形成的。
1941，周法高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之后，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一方面是待遇优厚的大学教员聘书，另一方面是他志于拓展学术生命的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权衡之后，周先生选择了研究学问之路，“这是我一生研究最重要的关键，如果我去作了教员，可能没有今日的成就来的大，也可能向另一个方面去发展，路线要能要偏向旧日国学的路子”。
时在史语所三位中国语言学界大师：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的熏陶和教诲下，天赋高才的周法高养成了敏锐的眼光和钻研的恒心，成为他日后在学问上取得大成就的重要基础。
1941年至1945年（25—29岁），周法高任中研院史语所二组助理研究员，与同组张琨、马学良、刘念如、丁语梓等一起，搜集《经典释文》诸家注，方音调查，学习多种语言。
1945年至1949年（29—33岁），周法高任南京史语所副研究员并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兼任副教授。这一时期先生的研究重点在声韵学上，1948年因《广韵重组的研究》，获“杨铨奖金”。为了更好地进行声韵方面的研究，周先生开始学习日、德、法、梵等多种语言。对古代语法研究的筹备工作也在这一阶段着手运行。
1949年至1962年（33—46岁），这个时期是周法高著作最多，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1953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9至1954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兼任主任。1955至1957年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中国古代语法》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共三卷，分别为称代篇、造句篇、构词篇。此外还出版了《周秦名字解诂汇释》、《颜氏家训汇注》、《中国语文研究》、《中国语文论丛》等书籍。
1962年至1977年（46—61岁），这一阶段的前期周法高分别在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1964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并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先后聘为讲座教研中心主任。1971年由李方桂先生推荐获选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先后主编了《汉字古今音汇》和《金文诂林》16册。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了《周法高上古音韵表》、《说文通训定声目录周法高音》两本专著。
1977年，61岁的周法高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回到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撰了《金文诂林》共8册，将自己及学生的意见以案语的方式补充了《金文诂林》及《附录》的不足。1985年，年近七旬的周法高先生受聘到东海大学工作，出版了专著《钱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
周法高学术生涯的各个时期虽各具特色，但并不能简单的截然划分，后一时期的专著或卓越成就即是前期成果的积累，而前期的研究主轴亦可延续到后期，如乐章中的主调与辅调一样交错进行。前两个阶段重点在中古声韵，一方面延续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期的《广韵重组的研究》研究方向；另一方向已开始古代法研究的筹备工作。第三阶段是其自认著作最多，生命力最旺盛的巅峰期。除了代表作《中国古代语法》，文字训诂文学及普及读物各方面均出了专著，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非但集前期之大成而且为后期拓展了全方位发展的新局面。如果说“汇南高北大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是周先生的治学理想，那么周先生1967年在《幼狮学志》第十三卷第一期发表的《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则提出了实现此一理想所应具备的条件：教研相长、中外兼通、古今并重、新旧汇参。
周法高一生的治学风格可概括为以下几点：锲而不舍的好学精神、主动创意的治学态度、平易实用的治学方向、纵观全局的宏观思考，这些都是其成就卓著的主因。与其治学风格相辅相成的是他的个性特征：率真疏狂的处世风格与愈挫愈勇的顽强生命力。周先生曾在诗集《早岁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平生事，落落疏狂谁比，任人讪笑而已。
一身断断无他枝，唯有率真自喜。
季子疏狂似往年。
疏狂已教世人轻。
人言漫笑失真易，鲁莽原知忏世多。
周法高受先人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致深，一生对荷花情有独钟，他的书斋即取名为“百荷斋”。为此，还作诗一首叙此渊源：
生涯潦落百荷斋，爱莲堂在有余良。
故乡景物图中见，一日应须看百回。
半生漂泊中周法高先后收集了古今中外名人大师的荷花图100多幅，现今都收藏在台湾。南京的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则设有专门的图片陈列。
周法高从四十多岁开始，身体状况一直欠佳。视网膜曾脱落达三回，视力很弱，常常跌跤，到了晚年，最严重时曾全身七处骨折。1982年11月，他不慎从住所的台阶上摔倒，后脑缝了数针，腰椎骨折，如此虚弱的时候仍坚持一贯的原则，参加了文学博士论文口试。1986年，72岁的周老还不辞艰辛，赶赴美国参加了“汉藏语言学会年会”，并发表了论文。1989年，75岁的周法高被中国声韵学会聘为荣誉会员。1990年，被中国文字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