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鲁迅的问题，我今天再问一次：现在怎样做父亲？

                
                
据说今天是父亲节，有病君作为一个农民，也洋气一次，要过它一过。因为自去年有了一个女儿，有病君荣升父亲以来，今天可是第一个父亲节呢。
 
洋气过后，焦虑便来了，自从娶了老婆，生了孩子，有病君就无时不刻的在想怎么做一个父亲这个问题，也读了很多这方面一些社会学心理学的书籍。今天不妨系统的整理思路写下来，分享给大家吧。
 
其实在百年前的1919年，鲁迅就在《新青年》撰文问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
当时千年帝制瓦解不久，旧秩序被颠覆，新秩序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鲁迅谈如何做父亲，看似小问题，其实大有深意。
因为，在过去的父权社会中，老子对子女们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新文化运动，把“儿子”从礼教束缚中解脱出来，用鲁迅的话说，父母要“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孩子可以“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那一时期，不惟鲁迅，胡适、叶圣陶诸多先贤都谈论过此问题。中国几千年从没有过“健全人格”的概念，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芽的。
一百多年过去，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病君悲哀的发现，鲁迅所揭露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微博上，微信里，身边，就不时听到父母的困惑：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何等模样？
今日之父母，为何有这般困惑？
回顾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便会发现，凡值社会有确定规则、社会价值观相对统一的时期，父母困惑变少，比如，新文化之后，“人”的观念确立之后，“健全人格”教育便蔚然成风；
比如1949年之后至改革开放，“螺丝钉”教育便无处不在。
社会从一元转向多元，在这一人性觉醒的历史进步过程中，追求个人发展一度成为社会主流风气，虽无大偏差，却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不诚信成功者有之、投机者成功者有之、居高位而不义者有之……如此等等，造成今日父母之困惑。
有病君记得前年冬天的某一日，我在城里路边摊上吃早点，并排而坐的是一对父女。女儿大约5、6岁，正在乖乖地自己吃面条。父亲一边吃一边教育她：这就对了嘛，乖一点，爸爸就不打你啦。
我听见“乖”和“打”两字，便浑身不舒服，不免多看了这位父亲几眼。看上去，这位父亲，应该比我还要小好多岁，怎么会持有这样暴力的教育观念？
我并没有做过具体调查，只是一种直觉与个人经验。因为接触到的为人父母者，虽然不像路边摊那位父亲那么过分，但懂得儿童、懂得教育的，实在也是寥寥无几。
据我观察，我接触到的为人父母者，基本分两类，一种是把孩子当宠物，一种是把孩子当作缩小了的成年人。与此同时，因为不能真正地了解儿童，便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为人父母的身份与职责。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儿童，也不了解教育，是以这位路边摊上教育女儿的父亲，便有了这样的言论。
乖，其实在现代观念之下，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性格；
而暴力，很显然，本就不应该出现在儿童教育中。
可是，这么教育孩子的，竟然比比皆是。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西方自现代科技的突进以来，对人自身的认知的进步，以及现代儿童心理学的突进以来所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在西方已经是常识的东西，基本上还在多数中国父母视野之外，我们仍是沿用着祖辈教育我们父辈，我们父辈继续教育我们的那一种观念与方式，在教育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性质上属于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父母不去思考儿童的特性，也不把自己当作教育者看待，多少中国儿童，就这样度过他暗淡无光的童年生涯，而他们本来可以有更加幸福快乐的童年，只要父母愿意敞开怀抱学习，并有能力学习。
自从荣升了父亲，豆瓣网有一个叫“父母皆祸害”的小组，我便经常潜入其中，看得胆战心惊，时时反思自己，究竟，以爱的名义，我又犯下多少过错？
                
                
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曾说过，童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童年是近几百年才开始有的一个概念。或者说，这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建构。之前，自也有小孩，但文化概念中却没有童年这一说。
西方有现在的儿童本位的观念，并深入人心，正是在几百年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洛克、卢梭等从哲学的层面讨论，弗洛伊德等从精神科学层面讨论，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方面讨论，更不用说现代科技带来的对人的进一步认识了。
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之后，对人的成长的特性，就会有一种新的理解。而这些认知，在多数中国家长那里，是付诸阙如的。
是的，我们仍需要重温近100年前鲁迅提出的那个命题：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
中国父母的普遍问题，就是没有这种儿童本位的观念，多数父母仍处在这种普遍认知的水准之下。
所谓独生子女成为家中的“小皇帝”，受到万般宠爱，看起来与儿童本位有几分相似，而其内核是决然不同的。也即是说，宠溺与尊重，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宠溺无原则，而尊重，则有对儿童本位的理性认识在。
虽说理论界对“儿童本位”的论述早就汗牛充栋，但对于多数中国家长而言，承认儿童与成年人有不同特质，恐怕仍是一种新的观念。
蒙台梭利说，儿童不仅作为一种物体的存在，更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它能给人类的改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刺激。河合隼雄则说，在孩子的心中，有一个宇宙，以无限的深度与广度存在着。成年人应尽力去理解这个世界，或云这个宇宙。
我最喜欢引用的是河合隼雄的这句话：我们都曾经是个孩子，但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孩子。
这句话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成年人的自我批评：我们往往以成年人的既定思维，去简单化地看待儿童，从而取代儿童的不同特质。
当然，儿童本位，在我的理解里，也不是将儿童神化，将之看作绝对的美好，而是根据现代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发展，去认识儿童本身的特性，不诗化，也不简化。如蒙台梭利所做的那样，以科学而非臆断，去了解童年的秘密，从而从教育乃至社会制度，作出有利于孩子们的安排，以期于他们更加健康地成长。
 
在此意义上，中国家长常见的宠溺孩子的做法，显然是有悖于孩子的本位的。
当然，在中国因为严厉的生育政策，导致每家只有一个孩子，而却有6个成人，于是天性的爱被泛滥，孩子在溺爱中，恰恰扭曲了其本性。过于丰富的宠溺，无原则的听任，这恐怕也是中国盛产“熊孩子”原因之一。
因而，就发生了第二点，无论在家庭还是学校社会，成年人均应与儿童建立一种更为正常的关系，其核心可能有如下这一些：爱、平等、契约等等。
比如，关于爱，最为关键的是一点是，爱也需要得法。
爱自不是无原则的宠溺。蒙台梭利重视儿童的独特地位，但她同样强调纪律与服从，事实上，在一定年龄的孩子那里，服从是他们的需要，服从让孩子体会到与成年社会的契合。
关于平等，蒙台梭利在有《有吸收力的心灵》一书说，承认儿童具有不同寻常的能力并不会降低父母的权威。当父母可以说服自己把孩子的成长过程的主角位置还给儿童、心甘情愿地当好配角时，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样，从更广阔的的视角来看，他们对儿童的帮助就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只有适当的帮助，才会使儿童健康地成长——这才是父母的权威和尊严的真正体现。
不过，对于具有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会对这种认识有一定的拒斥。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
有的父母会这么认为：我生了你，你就是属于我的。凡有隶属关系，便不再平等。这一点，也正是鲁迅等五四先贤所着力批评的。父子关系可以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严厉或者轻松，无非都是家庭特色，但显然，父子之间不应存在主次尊卑的等级。
与契约相对的便是中国式的“做规矩”这个词。我分析过“做规矩”这个动宾词组，这个动宾结构里，一方是动作发出者，而另一方是被动的接受者。显然，成年人才是规矩的制定者、监督者以及执行者，而儿童只能被动接受。我认为这里有成人霸权的自我陶醉。
因而，我建议用契约这个词，来替代规矩这个词。契约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形式，契约便是一种无论家庭或学校都应遵循的民主原则，给予孩子以自由，而又能践履自己的承诺，从而使他有自由选择的可能，又有坚定的责任感。
常识的缺少，自然还有多种表现。因为家庭教育是一件各家各异的事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孩子则各有各的特点，不一而足。但我们可以努力尝试去确立一个基本原则：基于儿童本位之上客观的认识，从而保障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因为童年的幸福感受，极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这个人一生的幸福观、价值观、人生观。
为此，我们做父母的，需要以一种基于传统中国之上，而又带有现代性的崭新的价值观，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若以国家民族等大词而言，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观念的现代化的重要性，犹在器物文明的现代化之上。
我们的新童年，便是寄意于一点，我们要用一种理通东西的普遍观念贯穿，而写出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童年。我们做父母可以这么去靠近，贯彻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教育，也要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诚实、正直、善良……是我们民族原本就有的品质，而今天“觉醒的父母”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要把这些教给孩子，还要教育他们如何对待规则、如何对待权力、如何对待契约……
毕竟，有什么样的孩子，便有什么样的未来社会。我们希望未来社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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