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小记(补充)
2017.4.4 天津 阴
我坐在出租车上,听着的哥天津味的唠叨。当说出,去天津站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在天津坐火车。不是出去,是回去。
车快开到解放南路时,解放南路标牌上的南北指向让我记忆犹新。在我曾经的记忆里,天津是没有南北的。每一条街道,都因为与彼此的街道相连接而贯通了整个城市。无所谓东西南北,哪怕行人问路,我也能清晰说出,第几个路口左拐,期间要经历几个巷子,几个转角。那个转角的井盖如何,有一条路,20来米,却修了7、8个井盖。
路边的很多却都不复当年,现在的我竟连出了六纬路,向左还是向右走才能回到旅馆而求助于导航。在地图上显示的,似乎是一个别的城市,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天津了。
我示意司机能否打开收音机,听听交通广播,主播的声音是否还是我当年天天上学时听见的。可如今我也分辨不清,聊以慰藉的,是广播里不断重复的广告。
“天津阳光男科医院,治疗男科疾病......”
2000年,大抵是我最初产生记忆的时候。在位于东丽区的新华航空公司家属楼里,依稀印象是住在泰安里,四楼,门派大约是402。楼前面有一大片空地,种了十几棵树,什么品种也都模糊了。只是记得每个夏天的雨后,地上会落满一头扁一头尖的绿色叶片。小时候,常常用几片叶子拼凑成一艘艘小帆船,然后扔在雨水积成的小池里。有风的时候,就顺着风漂在池子上,没风的时候,几个小孩便趴在地上,用嘴吹,推着走。
刚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大概还不如一张椅子高。那便是更模糊的印象了。好像是家里正在装抽油烟机,记得父亲站在厨房里,油烟机排风口的馆子通到楼道里。专门有安装的人,在玻璃上划出一个刚好够管子通过的圆。我似乎是意图去捡那个多余的圆,但是视线却突然升高。似乎是被抱起来了。
“咱就走解放南路,然后左拐去天津站。”
的哥这么和我说,把我的思绪打断。现在好像是一个立交桥,叫什么名字来着?车行到桥洞底下,这座我每日上学必经的桥,叫什么名字?过去之后,应该是二宫,然后再往前走,有一个五岔路口,再往前,是中山门,回来是富民路。然后顺着富民路,是我的第二个家,搬家后的家。
“我原来住那边,滨河小区。”我这样对的哥说。
“诶?你是本地的啊?我以为回来过清明了都是。”
“现在在北京了。家也搬过去了。”
“活!高升啊!”
我撇撇嘴,其实所有的选择都不在我。过去的二十年,我似乎没有选择过。
“已经卖了房子了,这才回来住的旅馆。”
“因为清明上坟来了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没有一个亲人在这里,朋友们也大都没了联系。他们这时也或许都在外地。我和这个城市,在这个节日,竟找不到一点关联。
我尝试用天津话去搭腔,佯装老练地说几句天津话,似乎想要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天津人的合法性。
可的哥接连几次的“嘛?”让我彻底放弃了,结果还是改回了普通话。
我心里暗自叫苦,如今连这点凭证也失去了。当初随便说的方言,竟然因为许久不用,生疏到本地人听不懂的地步。我又想起曾经和别的同学讲起天津话的时候。果真只能到糊弄局外人的地步。
天津,我记忆里的天津,已经逝去了。它像无数记忆一样,只具有一段时间的塑造能力。只能在我的过去不断延伸。当遭遇巨大变故的时候,它就像一座断桥,此路不通的标牌早在二百米前就醒目地横在路中。于是回头,转向,如这个的哥说的,我高升了,成了北京人。
我有时会痛恨,为何要有户籍制度这个冷冰冰的标签。似乎每个人的人生都被它所圈定。我们似乎生于某处,就要带着这个标签,终于某处。而更多的情况是,在我们无数旅程中,那段对我们影响与感念最深的,却没有过记录。自来到这里,我便是一个外乡人。我在这里只有停留、驻足,像小时第一个家,那里用叶子作的小舟。有风,便漂着,可比那不幸的是人生的长度比那小小的水池,大太多。
行至津湾广场,这是我离开时兴建的。或许也算是一个节点与标志。仿佛是这个城市对我的逐客令。陌生的街道与街景和这个环境融入得恰到好处,但我却倍感陌生。似乎在说,你不属于这里,你该离开了。我问,那我属于哪里?回答或许是,你可以属于你父亲的故乡,你母亲的故乡,你血脉承袭的地方,或者你现在的地方,可能将是你将爱的人的地方,但总归确定的一点是,你不属于这里。
这里让我很不舒服,我不再有与这个的哥相同的谈资。但其实从最开始或许就没有这种资格。而广播里,放着一首《宁夏》。那是mp3刚刚兴起的时候,母亲给我买的第一台mp3里自带的歌曲。而那台mp3是我在滨江道的一家小电子产品店选的。
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小学后门卖冰糖葫芦和驴打滚的摊子、三年级寄宿过的一家小饭桌、初中校门口街角的报刊亭、常常淘换模型玩具的大胡同......我不知它们现在都怎样了。也无关痛痒,因为我这个记忆的主体已然不再视其为重要,它们都是过往,是消逝的一段岁月里,无足轻重的片段罢了。
“再前头右拐就是火车站了,估计今天去北京的人多。”
我蓦然点头,却无意看到了眼前的世纪钟。2000年建成的,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而建的。我想起小时候,和父亲对它的戏称。
“日月钟。”我小声嘀咕一句。
“好多小孩都这么叫,我家闺女也这么说。”
我顿时觉得我乘的不是一辆出租车。在柏油马路还没怎么兴修的时候,我面前是一面宽阔的背。红色,或许酒红色,我父亲常常穿着的颜色。骑的是一辆天津本地产的飞鸽自行车。我们一路,或许不该是我,我的父亲骑着车,捎着后座的我,从东丽区的平房和小路里慢慢向前骑。那里有一段铁道,骑行起来总是颠簸。我常常笑着埋怨父亲“屁股都要颠两半了!”我爸也回应我说“你屁股本来就是两半。”接着的父子斗嘴,2、4、8、16......指数幂,或许这是第一次接触。
“你看,那个太阳月亮钟。”我爸这么和我说着,单手扶着车把,指着这座钟。
我那时压根不认识这钟底下的三个字,便以日月钟代称。而这一用,便是十年。
我爸那时常常骑车带我来这里,从东丽到这里,骑车至少要一个小时,可那时却过得很快。火车道的颠簸、父子二人的斗嘴、见到标志性建筑物的测距......路上的时间就这么打发掉了。
“一共19,算上燃油附加费。”
我用手机滴滴给司机勾选了,为师傅买瓶水的选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下车后,司机摇下车窗,对我说了一声“谢您嘞!”
我不想回头,因为车后边便是日月钟,还有左边的一座不知在父亲的后座上走过多少遍的解放桥。
下次回来,或许就真的是游客了,极力不想像个游客拍这拍那,也妥协了。拍了两张日月钟和解放桥。不愿再多看一眼,却又更像极了躲警察的小偷,不时回首。每望一眼,都有种酸涩。直到行至天津站标志的钟楼底下,才真正体会了,这里已然不再是我的城市。
上了火车,跟着人群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身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脸被晒得通红。指甲也因为常年吸烟,染上成了黄色。指甲纹路像极了棱皮龟的龟甲。手掌下放着一个包袱皮包裹着的罐子。
“开往北京南的列车即将发车...”广播里这样说着。
我望向窗外,想再看看天津站火车大楼另一侧的世纪钟、解放桥,还有桥下的静谧的海河水。身体在这时抽搐,不能自已。我尽力不出声响,却发觉身底传来一阵震动。我抹了眼睛,瞟了一眼身边的那个中年男子,他双眼通红,间或喘着粗气。
车厢里很静,缓缓转动的车轮,传来一阵持续的噪声。
两个热泪盈眶的人,离开了一片早已失去了的故土,一段早已难能追忆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