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论中国法律
瞿同祖这本书很单薄，不过70多页，坐下了静心阅读，两个小时即可完成。这本小书应该算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一书的后续，如果说《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史，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么《瞿同祖论中国法律》一书中，则用了精炼的语言重点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前者侧重社会史实，后者注重法律；前者旨在分析，后者重在总结。如果想要重点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法律，这本简洁的小书即可，但想要就探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追本溯源，那么需要重点研读《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一书。
中国（社会中）的法律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法律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但总的来说，法律的性质——即作为统治社会的手段——这一属性并没有改变。法律一方面来源于社会，是社会塑造了法律，另一方面，法律改变着社会，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因为本书比较简单，笔者就本书的四篇文章进行梳理。
（一）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特点
阶级的属性不同，就必然意味着法律会呈现多种特性，这是由群体的不同视角决定的。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统治阶级心目中的法律、法律与人民生活和法律职业。在统治者心中，法治和德治都是统治的手段，法律思想的变化也总是与儒家德治的思想紧密相连。儒家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主张的社会秩序是存在于社会上的贵贱和存在于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强调差异性。［[]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法家主张法治，认为治国在于赏罚，一以劝善，一以止奸。［[]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页。］根据历史、社会的不同，法律思想的变化从儒者反对法治（先秦）——德刑并用、德主刑辅的论调。 6.从整个法律史来看，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页。］其实，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主要表现在儒家注释法律和经义决狱两个方面。古人有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从理论上来讲，失礼才入刑。受传统教化的影响，人民不愿涉诉，尽量采取调解的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不打官司，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为了泄愤，或调解无效，往往不得已而打官司。［[]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页。］虽然人民的思想、生活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法律学和法律职业还是有所发展，诸子百家争鸣，法家著书立说。习法律的人地位相当高，做大官者不乏其人。但后代法学渐衰，这与科举制度有关。学习法律的人只能从事书吏、刑名幕友（师爷）、讼师职业，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传统法律的特点，法律的消极作用和法学的不发达。
（二）礼与服制
礼既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5页。］儒家核心思想——礼——不但贯穿整个封建社会，而且对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本质上来讲，儒家鼓吹的理想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6页。］礼强调的是差异性，旨在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疏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对生活影响广泛，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活动。但这种强调礼的教化很难到达管理的目的，社会统治需要强制，这就需要法治。法治的平等性与礼治的差异性原是对立的，但在封建社会这两者却实现了结合，即以礼入法，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谓了“明刑弼教”，实质上即以法律制裁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礼认为是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所制裁的。［[]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0页。］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封建社会的礼的秩序的维持也反映在服制方面。服制是调整亲属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依据，例如对于应继次序的规定。在刑法方面，原则上也按服制定罪，治罪轻重既以亲疏尊卑长幼为准，服制就成为裁定罪行的标准之一。服制在中国古代法律上的重要性不仅说明了古代法律极端重视家族，重视伦常，也可以看出礼、法二者关系密切，即以法律制裁来维持礼教。
中国（社会中）的法律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法律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但总的来说，法律的性质——即作为统治社会的手段——这一属性并没有改变。法律一方面来源于社会，是社会塑造了法律，另一方面，法律改变着社会，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因为本书比较简单，笔者就本书的四篇文章进行梳理。
（一）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特点
阶级的属性不同，就必然意味着法律会呈现多种特性，这是由群体的不同视角决定的。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统治阶级心目中的法律、法律与人民生活和法律职业。在统治者心中，法治和德治都是统治的手段，法律思想的变化也总是与儒家德治的思想紧密相连。儒家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主张的社会秩序是存在于社会上的贵贱和存在于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强调差异性。［[]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法家主张法治，认为治国在于赏罚，一以劝善，一以止奸。［[]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页。］根据历史、社会的不同，法律思想的变化从儒者反对法治（先秦）——德刑并用、德主刑辅的论调。 6.从整个法律史来看，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页。］其实，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主要表现在儒家注释法律和经义决狱两个方面。古人有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从理论上来讲，失礼才入刑。受传统教化的影响，人民不愿涉诉，尽量采取调解的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不打官司，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为了泄愤，或调解无效，往往不得已而打官司。［[]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页。］虽然人民的思想、生活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法律学和法律职业还是有所发展，诸子百家争鸣，法家著书立说。习法律的人地位相当高，做大官者不乏其人。但后代法学渐衰，这与科举制度有关。学习法律的人只能从事书吏、刑名幕友（师爷）、讼师职业，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传统法律的特点，法律的消极作用和法学的不发达。
（二）礼与服制
礼既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5页。］儒家核心思想——礼——不但贯穿整个封建社会，而且对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本质上来讲，儒家鼓吹的理想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6页。］礼强调的是差异性，旨在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疏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对生活影响广泛，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活动。但这种强调礼的教化很难到达管理的目的，社会统治需要强制，这就需要法治。法治的平等性与礼治的差异性原是对立的，但在封建社会这两者却实现了结合，即以礼入法，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谓了“明刑弼教”，实质上即以法律制裁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礼认为是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所制裁的。［[] 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0页。］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封建社会的礼的秩序的维持也反映在服制方面。服制是调整亲属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依据，例如对于应继次序的规定。在刑法方面，原则上也按服制定罪，治罪轻重既以亲疏尊卑长幼为准，服制就成为裁定罪行的标准之一。服制在中国古代法律上的重要性不仅说明了古代法律极端重视家族，重视伦常，也可以看出礼、法二者关系密切，即以法律制裁来维持礼教。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